散文·姚鼐文《袁隨園君墓誌銘[并序]》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后，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锜，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游幕四方。君之少也，為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于巡撫幕中。 巡撫金公鉷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即舉君。時舉二百余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為知縣;最后調江寧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為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回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陜西;甫及陜，遭父喪歸，終居江寧。

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為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陜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為文辭歌詩。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皆遍。其瑰奇幽邈，一發于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欞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后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為人誦焉。

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于為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為達之;士多仿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余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君始出，試為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跡。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為不足道，后絕不欲人述斯吏治云。

君卒于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為子。即而側室鐘氏又生子遲。孫二： 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于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袝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寧，從君游最久。君歿，遂為之銘曰：“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據四部叢刊本《惜抱軒文集》，下同)

姚鼐(1731—1815)，字姬傳，號惜抱，桐城(今安徽省桐城縣)人。乾隆間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后辭官，主講于敬敷、梅花、鐘山、紫陽等書院共四十多年。受業于劉大櫆，系“桐城派”主要作家之一。作文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并重，不拘漢宋門戶。所編《古文辭類纂》對清中葉以后的散文影響頗大。著有《九經說》、《惜抱軒全集》等。

墓志銘這種文體是古代應用文，多為文人受人請求對死者作幾句頌贊話的應酬之作。而姚鼐寫的這篇墓志銘，由于他與死者生前相處一地，交誼殊深，對其文才、風采、德行深懷敬佩之心，所以文中盡是肺腑之言，字里行間蘊涵景仰的感情，思想內容異于一般應酬的文章，神氣充盈，很有特色，讀來真切而感染力強。姚鼐對袁枚的一生和為人的了解具體而入微，所擷取的業績和生活片斷甚是精當，謀篇布局極為深遠周密，一掃羅列堆疊，從而可以見出作者所謂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個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學業、仕途、品德、才華、際遇、成就等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謂簡潔得體，遣詞造句頗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貫名諱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績矣，……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聲是解官后的文學成就較之其官聲政績更大。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著在寫袁枚從少時直到終居江寧的一段簡歷中頌贊了袁枚年輕時學有所成，現場命題作文一揮而就，才思敏捷，詞賦華麗，因而受到顯宦的賞識，得推薦參加丁巳年(乾隆二年)的博學鴻詞科考試。雖然“及試報罷”，沒有選上，但隔年(乾隆三年)鄉試中舉，又一年即進士及第。作者著重說明的是袁枚確有真才實學并且好學。庶吉士散館后他沒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縣，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總督的賞識。文中通過兩位顯官的識才愛才，托出袁枚的天資聰穎，學習有方，年輕時即嶄露頭角，以昭彰銘主的才氣橫溢。從袁枚在江寧這一任上的表現“遇事盡其能，無所回避，事無不舉”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質、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對袁枚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經歷，沒有花更多筆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跡分為三段逐一鋪排，把所要頌贊的非凡才華、文學成就、吏治官聲等情節曲折寫來，布局不落俗套。這些事跡通過翔實的材料、樸素的詞語、簡潔流暢的語言展現出來，令人信服地確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里鋪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際遇和道德風貌。首句“而忽擯外，……而仕卒不進”，既是慨嘆語氣，又似代為不平之鳴，惋惜其懷才不遇，宦途一開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個知縣，一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盡了袁枚在擔任知縣期間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簡練而有力。對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對后學的愛護，這些都用入微的描寫畢現了一個寬厚長者和學者的風度，從而令人肅然起敬。又更插入一句描繪四方慕名造府和當年隨園的風光、盛況而且當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發增強了材料的翔實感。

第三段是頌揚袁枚的文學成就和社會影響之廣大。贊袁枚古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駢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開拓，特別是在詩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達到了世人想要生發而未能達到的境界。作者從基于袁枚生前的社會影響的事實出發，譽其為“百余年來第一人”的評價顯得有根有據，令人感到站得住腳，不為過分。本段并無浮靡奉承之詞，只淡淡數語，卻收不顯而自顯之效。

第四段頌贊袁枚吏治能力，寫得別出機杼。以袁枚父親匿名察訪和百姓對袁知縣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動聽，可見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潑。“朝治事，夜飲吟”一筆是贊賞袁枚為官仍不失名士風雅;以民間傳刻審理案件的事跡來間接道出袁枚的吏治業績及其謙虛美德，也頗具匠心。

末段除了敘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詳是因與袁枚是世交，且同住江寧長期交游在一起，當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言。最后以銘文結尾。銘文有重點地統括了全文內容。

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開端，有整齊協調之感，可謂自成一格。章法嚴謹，詞句合乎古法。從本文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張的寫作文章的觀點是從義理、考證、辭章三結合方面身體力行，以及所要達到的境界，它不失為清代墓志銘這類文體中的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