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辛延年詩《羽林郎》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后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余。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 男兒愛后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據影宋本《樂府詩集》)

作者辛延年，生平事跡不詳，其作品僅存《羽林郎》，開始見于《玉臺新詠》，后載入《樂府詩集·雜曲歌辭》。清人吳兆宜注釋《玉臺新詠》，他說《羽林郎》為《東漢雜曲歌辭》，于是后人編文學史，大多認定辛延年為東漢人。近年來，臺灣有學者祖燊認為《玉臺新詠》所收錄的作品，其排列次序都是按照作者年代的先后而定的;《羽林郎》排列在班婕妤的《怨詩》之前，其作者辛延年當為西漢人(見所著《漢詩研究》，臺灣正中書局出版)。

題目《羽林郎》，有的論著認為“用樂府舊題，作品的內容與篇名無關”。但現在所見，除辛氏這首《羽林郎》外，還不見另有什么“舊題”《羽林郎》或其古辭。因此，有理由認為辛延年的《羽林郎》應為“首題”。

“羽林郎”，本是漢代皇家禁衛軍的官名，詩中又稱呼此“郎”為“金吾子”。而“金吾子”本非“羽林郎”的同一軍職的官名，在詩中實際所寫的卻是一個酒家女子反抗豪奴強暴的故事。大概是因為這些看似對不上號的現象，而判定“作品的內容與篇名無關”。其實未必然。眾所周知，歷代皇家的禁衛軍，都是仰仗皇威，將驕兵橫。詩中這位“豪奴”，雖仗勢欺人，但身份不高，所以一會兒稱他“羽林郎”，一會兒又叫他“金吾子”，不正揭示了他招搖撞騙、大言欺人的嘴臉嗎! 因此，作者以《羽林郎》為題不無嘲諷意義。

全詩可分四個章節。前四句為第一節，概述事件的緣起，用陳述的筆法說明往昔霍家奴馮子都倚仗主子的權勢，“調笑”一位酒家女子。作為全詩的序曲，簡單明了，叫人一看便得要領。

自“胡姬年十五——兩鬟千萬余”，為第二節。這一節著意交代胡姬的身份，描繪她的衣著打扮，竭力加以渲染，表明她是一個超群不凡的女子。你看，一個年方十五歲的妙齡少女，在春暖花開之日獨自當壚賣酒。本已引人矚目。再看，只見她身著長襟廣袖的衣袍，外套合歡短襖，結衣的絲帶飄飄拂拂，這可能是當時流行的時髦衣著，顯得風姿秀逸，神采飛揚。至于頭上的裝飾，更是非同一般，插的是藍田寶玉做的玉簪，戴的是大秦明珠做的耳環。兩個發鬟上的首飾價值千萬，就更名貴了。這里，人們不難明白，作為一個酒家女兒的胡姬，如此珠光寶氣，顯然是作者用形容、夸張的手法對她加以美化。作者出于對這一人物的同情和喜愛，特以珠寶來象征她品格的高貴。

自“不意金吾子——結我紅羅裾”，為第三節。這一節還是用鋪排的筆法，但轉換為詩中女主人公胡姬的口氣，增強詩句的感情色彩，有力地揭露了“金吾子”調笑她的卑劣行徑。“金吾子”本是衛戍京師的武官，這里所指實即開頭說的“霍家奴”。這個豪奴拉大旗作虎皮，肆無忌憚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調戲婦女。所以詩中用了“不意”二字。“娉婷過我廬”，是寫他裝模作樣地來到胡姬跟前。“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則是寫他炫耀自己車馬何等氣派，同時說他在酒壚前留連忘返，圖謀不軌。先是請求美酒佳肴。“絲繩提玉壺”，“金盤膾鯉魚”，又補足兩句顯示他的闊綽。接著寫他使出了進一步的誘惑手段，以貴重的青銅鏡子贈送胡姬。“結我紅羅裾”，還要把鏡子系在胡姬紅羅裾上。當然，我們不要以為這位“金吾子”真的規規矩矩地在系鏡子，正如蕭滌非先生所分析的：“他的贈鏡，顯然是一個幌子，一種手段，目的在于通過這一事件來實行輕薄調笑，所以作者特地用了一個‘結’字來顯示他這一流氓打算”(見《樂府詩研究論文集》)。至此，作品對這位“金吾子”的邪惡面目揭示無遺了。

自“不惜紅羅裂”，至結束為第四節。這最后一節敘寫胡姬抗脅誘，斥豪奴，自尊自衛，剛柔結合地取得了一場抗暴斗爭的勝利，把故事情節的發展推向高潮。“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兩句，寫胡姬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怒，警告“金吾子”不要肆意妄為，否則她將不惜撕裂紅羅而以性命相拼。胡姬審時度勢，看對方這樣明目張膽而又死皮賴臉地糾纏，若不來點強硬手段，他是不會善罷甘休的。也正因為這一以死抗爭的表示，一下子震懾住了這個無賴，沒有進一步胡來，于是，作者轉換一下筆調，寫胡姬也相應地由厲言怒目變為溫顏細語給對方曉之以理：“男兒愛后婦，女子重前夫”，這兩句雖是泛指，實則是對“金吾子”之類喜新厭舊思想的批判和申言自己對愛情專一的堅決態度。“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是說人生有新故貴賤之分，但不能因此而攀新棄故、見異思遷。這兩句思想性較強，不僅謳歌那種堅貞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且也表現了胡姬對豪門貴族的階級敵意，立意精警，誠為千古名句。“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最后以胡姬婉言謝絕作結。所謂“多謝”、“私愛”，顯然語含諷刺，看似致意，實則要逐客門外。最后這幾句寫得很精彩，道理嚴正，言辭委婉，極有章法。胡姬改用這種有理有節的斗爭方式，使激化了的矛盾緩和下來，以達到自衛的目的。這也正表明胡姬作為一個當壚賣酒的女子，有著巧于應變的機敏性格。同時，這樣一張一弛地寫來，也使作品的情節起伏跌宕，饒有興味。

這首詩在藝術上的特色，是刻畫了胡姬反抗強暴的鮮明形象。作品從兩個方面著筆：一方面描寫她妙齡當壚賣酒，穿著裝飾非凡，是一位俊美的姑娘。作品沒有直接描繪她的容貌如何，只是從側面寫來，極力鋪排她的服飾，款式新穎別致，色彩鮮艷奪目，質地精美名貴，人也就可想是多么嫵媚多姿。這種以虛寓實、烘云托月的寫法，給人以豐富的想像，留下的印象更為深刻。另一方面，作品著重寫出了胡姬敢于斗爭而又善于斗爭的膽略和機敏的個性。先寫她要用身死玉碎來抗拒“金吾子”的調戲，有效地遏止了對方的非禮行動;接著寫她說理言志，進一步繼絕“金吾子”的邪念;最后又寫她婉言陳辭，不失禮讓地擺脫了一個仗勢欺人的惡棍的糾纏。作品通過這樣三部曲，不僅表現了胡姬剛烈而機敏的品性特點，同時也揭示了這樣一個生活真理：在封建社會，一個普通婦女要免受權勢者的欺凌，并非輕而易舉之事。這也正是這首詩豐富的內涵滲透著現實主義精神之所在。

另外，為更好地刻畫胡姬的形象，作品前后人稱有所變換。前半部分，用的是第三人稱，以他人的視角，顯示胡姬的美麗、高貴，給人以客觀的真實感。后半部分改用第一人稱，以當事人的口吻直接述說受欺侮的經過，傾吐心中的憤怒，給人以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之感。

辛延年的《羽林郎》以及樂府民歌《陌上桑》都是漢代作品，兩詩的思想傾向和藝術風貌，都頗為相似。過去有的論著比較兩詩，品評高下，由于對《羽林郎》個別詩句的誤解甚或曲解，往往有貶抑之論，應該說有欠公允。如果要比較的話，《陌上桑》是用夸夫妙計智斗使君，巧取勝利，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羽林郎》則是以身死玉碎的剛烈之舉作正面的抗拒，矛盾更為尖銳激烈，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在兩詩主人公胡姬和羅敷身上，都體現了中國婦女所具有的“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的傳統美德，使她們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受壓迫被欺侮的婦女反抗黑暗勢力典型的文學人物形象而載入文學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