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詩《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發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在已何怨天,離憂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鐘期信為賢。
這首詩是作者五十四歲 (晉安帝義熙十四年一418) 時仿效漢樂府《相和歌辭·楚調曲》的《怨詩行》而作,追敘平生所遭艱困憂患,向好友傾吐悲懷的。首句“天道幽且遠”,也直接模仿“天德悠且長”。楚聲,楚調,原指楚地歌曲。秦政苛虐,四方積恨,楚國尤多憤怨,所以楚調特為悲壯激昂。
作者年逾五十,飽經憂患,洞達世情,深深感到為善為惡并無報應;所謂“天道福善禍淫”(《尚書·湯誥》),都不足憑信。在作者之前五個多世紀的司馬遷,對伯夷、叔齊積仁潔行而終于餓死就已經發出疑問: “或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史記·伯夷列傳》)作者從史籍記載、社會現實,特別是個人經歷中也深有同樣的感嘆,不禁噴吐而出:“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自念平生,年少時就已經受到儒學影響,立志為善,有著“非善奚敦”(《榮木》)、“立善有遺愛”(《形影神》)的認識。但勉力做來,至今年過半百,所得又是什么呢?四句開篇感慨深切。
次節十句具體數說了所歷的艱困: 弱冠之年,世多憂患。如晉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八月,前秦主苻堅發動八十多萬軍隊南侵,東晉王朝岌岌可危,都下震恐,作者所在的江州的刺史桓沖已請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到十月靠謝石、謝玄等將領在淝水接戰,才幸而取勝。(《通鑒·晉紀》)這年作者年方十九,江州距軍事前線不過幾百里,所受驚恐一定不小。又據《晉書·孝武帝紀》和《五行志》所記: “(太元)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八年六月,旱。”“十年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饑。”災禍降臨,不一而足,也是他身所遭逢的“世阻”。所以,他在去世前不久所寫的《有會而作》一詩中還做著“弱年逢家乏”的回憶。家庭又屢遭不幸: 先是三十歲左右發妻的逝世。繼之是家中一再遇火,集中就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詩,寫下了“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的慘相。加以螟蜮肆虐,風雨傷稼,終于一天天陷入貧窮,以致夏日抱饑,白天希望天光早黑,寒夜沒有被子,睜著眼盼著天亮,度著一個個苦難的日子。極寫艱難困窘生活之后緊接“在己何怨天,離憂凄目前”兩句作收束,意思是說,這些是一身所經,責任在己,無可怨尤,只是重遭憂患。目前又增凄然之感。這收束處的“離憂”,和前文的“逢世阻”隱相照應,顯出作者一生遭逢困阨憂患之多。但所遭何憂,卻語意含混。據《通鑒·晉紀》載: 劉裕因讖語有“昌明(晉孝武帝名昌明)之后有二帝”之說,為急于謀篡,乃派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安帝左右密謀鴆帝,而立瑯邪王德文。在這年的十二月戊寅(十七日),“韶之以散衣縊帝于東堂”,而立帝弟德文為帝,以應讖語。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無疑會對作者產生強烈震動,因此,說是“離憂凄目前”。他在篇首發出“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的憤慨,應當是一種隱約的流露。 清吳瞻泰注詩中的“僶俛六九年”句,特點明“是年劉裕弒武帝于東堂”(見《陶詩匯注》)。可見,題為“怨詩楚調”,所怨并不限于個人的艱難困窘。
結尾四句,總束全詩,并點清題中的“示龐主簿鄧治中”。作者受了孔子“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的影響,一則曰“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口》); 再則曰“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可是,僶俛為善幾十年而遭遇如此, 終于不得不發出“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的慨嘆。于是,只有悲歌慷慨,希求得到像知音的鐘子期般的好友理解此心于生前。
通首詩自傷世事,感情深沉,如泣如訴地陳說慘遇。敘寫中特富形象: 螟蜮微蟲,竟至恣肆無忌; 風雨欺人,亦且縱橫而至。“夏日……”四句兩兩對寫,更是無比生動感人。述意凄惋,聲調激越,也體現楚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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