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曾鞏文《戰國策目錄序》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敘曰： 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為哉? 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 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 能勿茍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 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圣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 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后以禁則齊;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后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據四部叢刊本《元豐類稿》，下同)

曾鞏(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豐(今江西南豐縣)人。后居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西)。曾鞏為北宋著名散文家，生前享有崇高的文學聲譽和學術聲譽。元末明初人朱右始選他與韓柳歐蘇王等八家文為《八先生文集》，后衍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稱。嘉祐二年(1057)進士，歷任地方官職和館閣校勘、集賢院校理、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在這期間，曾鞏對于歷代書籍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對于古代圖書聚散以及學術源流多所論列，寫過一些“敘錄”，如《新序目錄序》、《戰國策目錄序》等。在這些文章里，都以議論為主，以儒家衛道者的熱忱，或排斥戰國時的游士之言和諸子百家的“異端邪說”，或發揮君子“身修故家國天下治”的道理，勸戒國君重視內廷的教化。他的《戰國策目錄序》便是一篇批判游士之說、維護先王之道的“敘錄”。《戰國策目錄序》是曾鞏的名篇。本文歷來為世所重，方苞說：“南豐之文，長于道古，故序古書尤佳。而此篇……目錄序尤勝，淳古明潔。”(見《唐宋文舉要》甲編卷七)這篇《戰國策目錄序》在開頭介紹了《戰國策》的考訂缺失之后，即針對該書的內容，拎出劉向所認為的戰國游士的縱橫之風是“不得不然”的看法，逐一加以駁斥，以表明自己的觀點。在駁斥時并非劍拔弩張，而是“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古文關鍵》卷二)，“平平說去，亹亹不斷，最淡而古”(見《文章精義》)而力避平衍板滯，頗具紆徐圓轉之妙，若春蠶抽絲，如春云出岫，耐人精讀。

其一，先揚后抑，跌宕生姿。“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這是概括了劉向所作《戰國策書錄》前半篇文意，以“其說既美”一句給予了肯定與褒揚，但不去深剖細析，僅一帶而過。接下去，筆路陡異，好比曲流坡彎，另見蹊徑，將劉向的《戰國策書錄》的篇末文意綜合為“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指出這是“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給予了否定與痛抑，兩兩對照，更顯出欲擒故縱的文勢，尤其見出立足駁難的語態。由于抑而先揚，明揚實抑，就露出了全文所議所論的脊梁;也由于揚起抑落，抑重揚輕，就突出了通篇著力凝意的基調，波回浪轉，奪人眼目。

其二，脈理綰連，氣充勢暢。曾鞏在文中從反對劉向所持的“不得不然”的大謬入手立意，闡說儒家所尊先王之道的因時適變，無疵無弊，遠勝于游士之說，不獨言之鑿鑿，而且一氣貫通，緊密無罅。游說之士這些從事外交活動的人物，大都是巧弄機鋒，飾言狡辯，順著各國君主的心理出奇策異智，造成了政治上的合縱連橫，明爭暗斗。曾鞏有感于他們的叛經離道，首先談了“先王之道”的不可改易：“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為哉?”于此，強調了“道”的根本。它不因舊時習俗的消亡而變更，也不因歲月流駛的久遠而喪失，但游說之士卻棄“道”而唆使后世之君不去循“道”厲治。作者于末句用反詰語氣，喝斥之情溢在其表。繼之，談了“法”的因時制宜，因事而易：“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承接前面的論“道”，作出“法”的隨時、事而變是符合“先王之意”的解釋，進而將“道”的恪守推上了更高層次。與此同時，又將“法”的殊異是為了宜于當世之治的必然性揭示了出來，證明孔、孟二人“明先王之道”思想原則的正確。再繼之，談了“法”變但是“道”不改的應勢順理“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并特地下一論斷：“此理之不易者也。”這里旨在昭明“法”與“道”兩者之間的聯系與區別： 由于客觀情況的不斷變化，法令禮儀制度不會永遠適用，因此在“道”允許的范圍內必須隨之而改變。然而，離開了“道”的根本，則“法”無所依，那就有違“先王之意”。至此，將“道”的“立本”這一儒家信條推上了峰巔，延伸與發展了前面所談的“獨明先王之道”及“不失乎先王之意”的要義。最后，“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茍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談了孔、孟明“道”的主觀意識，并暗責了劉向的“惑于流俗”的言論。用一“故”字收攏，下此結語，水到渠成。孔、孟對“道”的篤信不茍是其鮮明論述的思想基礎，與“流俗”相異，從而進入了“不惑”的境地。這固然含有針貶劉向所論的蓄意，更有著不滿于戰國游士那些狡黠辯術的寄寓。從“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這個問題的提出，到“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的闡明，再到“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的收筆，以“法”與“道”來作為議論中心，層層掘進，暢達其辭，于嚴謹有序中可看出結構的合縫密榫。

其三，據實說事，明理豁“道”。曾鞏論“道”，是通過事實來曉之以理的。文章由“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的意旨轉而論到戰國游士背棄“道”后所帶來的禍患。戰國之游士對“道”的“不篤于自信”，但逞口辯投合人君，并沒有一定的政見，惟個人的功名富貴是圖，“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這種茍且為權時之計，不作長久打算的做法，埋藏著危機。于是，作者據此抨擊并揭露了他們“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的行騙作偽的伎倆。這些人具有相當的才能和辯智，各國君主都相信他們的游說。因此，他們“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從利害、得失正反兩個方面指出了他們活動的結局并不見佳。緊接著，文章以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這些著名的策士均“亡其身”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的事例，論證游士之說的不可實行，推導出“為世之大禍明矣”的結論。可悲的是戰國游士不能醒悟到這一點。那么，國家存亡盛衰的關鍵在哪里呢? “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圣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道”的遠勝于游士之說，一在于“法”隨時變，二在于無懈可擊。這樣，不得“以此而易彼”的立論就能成立，“道”的治國作用便顯豁畢露了。

曾鞏的這篇《戰國策目錄序》，衛道的氣息是很濃的，打上了深深的儒學烙印。他對“今世布衣多不談治道”(見《上田正言書》)，很為不滿。兩漢儒“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筠州學記》)，對之，他也竭力反對。他用儒家之道來研究治亂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他卻不是一個前人所說的“醇乎其醇”(宋·陳宗禮《曾南豐先生祠堂記》)的迂儒，在批判戰國游士的尚詐、言戰及論述法以適變、道以立本等處，不乏真知灼見，尤其是他無泥古不化之弊病，有知權達變之遠識，堪稱難能可貴。不過，他為盛稱“先王之道”，就對《戰國策》一書作出全盤詆毀的評價，則是源于封建正統觀念的偏見。他認為《戰國策》是“邪說”之書，說什么“宜放而絕之”，這種予以徹底棄絕的粗暴態度，是不公允的。他宣稱整理和保存《戰國策》的目的，就是為“禁邪說也”。至于“此書之不泯”，“只要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后禁絕就很容易，“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都能引以為戒，便能使之達到“不泯”之泯的目的。他還以《孟子》一書對“為神農之言者”、“為墨子之言者”的駁斥為證，推及《戰國策》，要“放而絕之”并深惡痛絕地說這樣做“莫善于是”，這未免言過其實。宋人李文叔說：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尚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題戰國策》)。這雖然不同于曾鞏的欲“明其說於天下”而使之禁絕，但在把它說得不值一提方面卻是完全一樣的。《戰國策》哪里僅僅是形式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就是內容也大有可取之處。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中錯綜復雜的矛盾，為后人提供了豐富的社會史料和斗爭經驗，足供后人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