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莫大于俗，以俗為恥

梁先生語錄：

惡莫大于俗，以俗為恥。

古人云，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由此看來，人要活得逍遙自在，最好是做個平凡庸俗的人，這樣才不會招致嫉妒與怨恨。但是，若不想枉費寶貴的生命，在人世間瀟灑走一回，就應當披荊斬棘，迎難而上，做一個出眾的成功的人。

一般情況下，世人衡量個人成就的標準是財富的多寡與名利的大小。因此，追求成功的人，常以聲色名利為追求對象。對此，梁先生說：“看見財利浮名都心熱，無關輕重的成敗毀譽都顧慮，這完全是世俗的心理。”可見，對這樣流于庸俗的觀點，梁先生不以為然。上世紀50年代初，梁先生在一個《自我檢討提綱》上，也寫過這樣的話：“志不在溫飽。”“惡莫大于俗，以俗為恥。”從中可知，在梁先生看來，人生于世，成俗，是件可恥的事。以這樣的觀點來看，自然而然，俗人要成就出彩的自我與人生，是難以辦到的。這就好比要個殘疾人去挑重擔，身輕如燕是不可能的。

因此，人生在世，要優化性格，成就自我，就要剔除性格上的俗氣。更為具體地說，是要從心底抽掉從俗與媚俗的心理，要做一個有自己的個性的人。要知道，世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人也一樣。要是人人都一樣，那就沒有自己的個性，就會流于庸俗。金子為什么貴？因為它有自己獨特的光芒。假如世上每座山都和珠穆朗瑪峰一樣高峻挺拔，那珠穆朗瑪峰在高度上，也沒有什么值得人們欣賞的地方。

做人也如此。世上人人都以聲色名利的多寡衡量自己的人生價值，那么，人人都是金錢名利的奴隸。這樣的人生又有什么值得為之驕傲的地方。當然，這并不是說，人生于世，追求金錢名利，就犯了滔天大罪。也不是說，一個性格優良，人生成功的人，就不需要金錢，不需要名利。其真正意思是，人生幾十年，我們要成就獨一無二的自我，不流于俗，更不媚俗。

比如，世人都以聲色名利為最高追求，為終極目標，因而，人生中，可能會陷入名利的枷鎖中，為其所困所累，縱然有所得，也枉然；而有的人，把生命的價值定義在對社會的貢獻上，人生幾十年，一直在為社會、為國家而奔走，而奮斗，淡泊名利，其中的清高與奇骨便可見一斑了。后者，正是不從俗，不流于俗的表現。

梁先生一生就是一個不流于俗的人，而不是一個媚俗的人。相反，在他看來，惡莫大于俗。不論是在動蕩不安的年代，還是在是非不辨的時期，他都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做有個性的自己，“出淤泥而不染”。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性格上，梁先生能摒棄俗氣的熏染，做至真至純的自己，最終成就非凡的自我。

1934年，梁先生在《三種人生態度》一文中指出，“逐求”即“謂人于現實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飲食、宴安、名譽、聲、色、貨、利等”。而縱觀梁先生的一生，“逐求”中的東西，他不從俗，無不淡然處之。誠如他對艾愷所說的：“我總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覺得茶，它有點興奮性。我都不要喝茶；白開水好。我吃飲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類，人家認為好吃的東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還很少。”

在追求中，正因為梁先生不隨眾，不從俗，淡然視之，因此，在得失與去留面前，他能泰然鎮定，將全部的精力集中在學術上，聚集在思考上。所以，才能成為思想家、哲學家、學術家，等等。

眾所周知，盡管后來梁先生轉入儒家的入世思想，但梁先生一生信佛。94歲那一年，梁先生在一次發言上說：“我是一個佛教徒，從來沒有向人說過，怕人家笑話。一個人有今生，有前生，有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一個禪宗和尚！”看到梁先生所著的《人心與人生》和《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兩本書的人都知道，梁先生在佛學上的造詣也是非常深的。事實上，稱他為“佛學家”是當之無愧的。

但梁先生信佛，也不流俗，更不媚俗——為了讓別人看到自己對佛的虔誠度，他從不燒香拜佛，家里也從不供奉佛，入廟也只是參觀式地看看。而茹素，梁先生亦不從俗，像牛奶、雞蛋這些食物，僧人是不吃的，但梁先生并不拒絕。

梁先生信佛，和蕓蕓眾生從利害出發許愿還愿那一套也是兩回事。可見，梁先生對佛家的信奉，不僅在心態上脫俗了，在形式上也脫俗了。他信佛，是從佛理中吸取有益的東西，而不像有些人一樣，認為佛有無窮的能力，能夠實現自己所有的愿望，因而盲目地崇拜。

以上種種，都是因為梁先生的脫俗。梁先生養成脫俗的性格，以俗為恥，因此他的一生能卓有成就，大有建樹。常人以思考為苦，他以思考為樂趣；常人崇拜佛，他吸取佛家義理中的精華；常人以儒家文化為糟粕，他獨能生命化了孔子……這無不源自他那脫俗的性格。若從俗、媚俗，那么，梁先生的人生可能也就是平凡的一生，無為的一生。

因此，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要優化自己的性格，成就自我，就應當祛除性格中的俗氣，如梁先生一樣做一個脫俗的自己。當然，不能如皇帝的新裝中的皇帝那樣，為了脫俗而自我蒙蔽，那是愚者所為。我們當如梁先生一樣保持自己至真至純的性情與品格，這樣才能真正優化自己的性格，進而成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