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也， 巨海也，泛之而無涯，行之而無途， 杳杳茫茫，入之迷方，失路以悲，漂泊可傷者皆是也。浩乎孔子之道，蕩蕩則天^①，六通四辟^②， 其運無乎不在。然以其彍博浩顓^③，舉二千五百年之綿薆^④，合四萬萬人民之繁眾， 并日本、高麗、安南之同文^⑤， 立于學官^⑥，著為國教，誦之讀之，尊之服之，而蒼蒼無正色^⑦，渺渺無終極，欲實為孔子之至道也， 莫可得而指也。人好其私說， 家修其舊習， 以多互證， 以久相蔽， 以小自珍。始誤于荀學^⑧之拘陋， 中亂于劉歆^⑨之偽謬，末割于朱子^⑩之偏安。于是素王^⑾之大道， 明而不明，郁而不發，令二千年之中國， 安于小康， 不得蒙大同之澤。耗矣哀哉!

予小子六歲而受經，十二歲而盡讀周世孔氏之遺文， 乃受經說及宋儒先之言。二十七歲而盡讀漢、魏、六朝、唐、宋、明及國朝人傳注考據義理之說，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⑿矣。始循宋人之途轍^⒀，炯炯乎自以為得之矣， 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繼遵漢人之門徑^⒁，紛紛乎自以為踐之矣， 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亂也。茍止于是乎，孔子其圣而不神矣。既乃離經之繁而求之史，凡數千年國家風俗治亂之故，若者與孔教相因而進退者， 得之于戰國、秦、漢之間。東漢為美矣， 以為未足盡孔子之道也。

既乃去古學之偽而求之今文學^⒂，凡齊、魯、韓之《詩》^⒃， 歐陽、大小夏侯之《書》⁽¹⁷⁾，孟、焦、京之《易》⁽¹⁸⁾， 大小戴之《禮》⁽¹⁹⁾，公羊、谷梁之《春秋》⁽²⁰⁾，而得《易》之陰陽之變⁽²¹⁾， 《春秋》三世之義⁽²²⁾， 曰：孔子之道大雖不可見， 而庶幾窺其藩⁽²³⁾矣， 惜其彌深太漫⁽²⁴⁾， 不得數言而賅⁽²⁵⁾大道之要也。乃盡舍傳說而求之經文。讀至《禮運》， 乃浩然而嘆曰：孔子三世之變， 大道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 發之明而別之精， 古之進化之故，神圣憫世之深在是矣。相時而推施， 并行而不悖， 時圣之變通在是矣。是書也，孔氏之微言真傳，萬國之無上寶典， 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哉! 天愛群生， 賴以不泯，列圣呵護，幸以流傳二千五百年， 至予小子而鴻寶發現， 辟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 以仁濟天下， 將納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 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 豈不異哉!

康有為乃獵纓敷衽⁽²⁶⁾而正言曰：吾中國二千年來， 凡漢、唐、宋、明， 不別其治亂興衰，總總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國二千年儒先所言， 自荀卿、劉歆、朱子之所言，不別其真偽精粗美惡，總總皆小康之道也。其故則以群經諸傳所發明， 皆三代之道， 亦不離乎小康故也。夫孔子之哀生民之艱，拯斯民之溺，深心厚望，私欲高懷，其注于大同也至矣。但以生當亂世，道難躐等⁽²⁷⁾， 雖默想太平，世猶未升，亂猶未撥， 不能不盈科乃進⁽²⁸⁾， 循序而行。故此篇余論及他經所明， 多為小康之論而寡發大同之道， 亦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²⁹⁾者耶!若其發禮意之本，極天人之故，抑可以撢⁽³⁰⁾先圣制作之意焉。

幼孩不能離襁褓⁽³¹⁾， 蒙學不能去嚴師。害饑渴者， 當醉飽以濟其虛， 不能遽與八珍⁽³²⁾;病傷寒者， 當滌蕩以去其邪， 不能遽投以參術⁽³³⁾。亂次以濟，無翼以飛，其害更甚矣。若子弟成人，尚必服以襁褓;寒邪盡去， 尚不補以參苓⁽³⁴⁾。泥守舊方而不知變，永因舊歷而不更新， 非徒不適于時用， 其害且足以死人。今者中國已小康矣， 而不求進化， 泥守舊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 甚非所以安天下、樂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道也。且孔子之神圣， 為人道之進化，豈止大同而已哉?《莊子》建德之國⁽³⁵⁾，《列子》甔甗之山⁽³⁶⁾，凡至人之所思， 固不可測矣， 而說孔子乎! 圣人之治， 如大醫然， 但因病而發藥耳， 病無窮而方亦無窮。大同小康， 不過神人之一二方哉!竊哀今世之病，搜得孔子舊方， 不揣愚妄， 竊用發明，公諸天下， 庶幾中國有瘳⁽³⁷⁾，而大地群生具起乎! 其諸好學高識之君子有以正之。孔子二千四百三十五年， 即光緒十年甲申⁽³⁸⁾冬至日， 康有為敘。

(“萬本草堂叢書”本《禮運注》卷首)

注釋 ①蕩蕩則天——形容孔子之道浩蕩淵博， 取法于天。②六通四辟——語出《莊子·天下》。六通，指六合，即上下四方通達;四辟，指春夏秋冬四季通暢。這里指任何事物都離不開道。③博浩彌——淵博浩瀚。(kuo)，張滿弩弓，這里是豐盛、淵博的意思。④綿——同“綿曖”。《文心雕龍·宗經》：“歲歷綿曖，條流紛糅。”綿，久遠;曖，不明。此句謂歷時久遠。⑤“并日本”句——日本、高麗、安南三國均為中國鄰邦，當時都用中國文字，故曰“同文”。⑥立于學官——立，設置。學官， 又稱“教官”。漢朝設立五經博士，教授國學弟子。⑦蒼蒼無正色——《莊子·逍遙游》：“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耶。”這里比喻孔子之道和天一樣，一般人難以認識和理解。⑧荀學——指荀子的學術思想。作者認為荀子推崇周制，所以說他“拘陋”。⑨劉歆——漢代古文經學派代表人物。康有為是今文經學派，曾著《新學偽經考》，故而認為古文經是劉歆的偽造。⑩朱子——指南宋理學家朱熹。⑾素王——語見《莊子·天地》，對有王者才具與道德而無王位者的尊稱。這里指孔子。⑿劬(qu)——勞苦。⒀宋人之途轍——指宋人的治學方法。宋人治學偏重于性理的研究，容易陷于拘泥和狹隘。⒁漢人之門徑——指漢人的治學方法。漢人治學側重于文字的考據，容易陷于瑣碎和零亂。⒂“既乃”句——古學，指古文經學。古文經，指秦以前用古文書寫而由漢代學者加以訓釋的儒家經典。古文經學盛行于東漢。清代學者繼承古文經學家的訓詁方法而加以條理發明，用于古籍整理和語言文字研究，有較大成就。今文學，即今文經學。今文經.指沒有古文舊本，而由戰國以來學者師徒父子傳授，到漢代才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成定本的儒家經典。今文經學重視發揮經文“大義”，清代學者繼承發揮，托古論今.干預時政，主張變法，使之趨于大盛。⒃齊、魯、韓之《詩》——漢代傳詩的有齊、魯、韓、毛四家，前三家屬今文經學。齊詩為齊人轅固生所傳，魯詩為魯人申培所傳，韓詩為燕人韓嬰所傳。⒄歐陽、大小夏侯之《書》——歐陽，指漢代傳《書》的歐陽生及其以后的歐陽高、歐陽歙等。大夏侯指夏侯勝，小夏侯指夏侯勝之侄夏侯建，也是漢代傳《書》者。《書》指《尚書》，漢代稱《書經》。⒅孟、焦、京之《易》——漢代傳《易》的先有孟喜，喜傳焦延壽，延壽再傳京房。《易》，即《周易》，漢代稱為《易經》。⒆大小戴之《禮》——漢代傳《禮》的有戴德和戴圣，分別稱大戴和小戴。《禮》即《禮記》，儒家經典之一。⒇公羊、谷梁之《春秋》——指“《春秋》三傳”中的《公羊傳》和《谷梁傳》。《公羊傳》傳為公羊高所著，《谷梁傳》傳為谷梁赤所著。此外還有《左傳》，傳為左丘明所著。(21)《易》之陰陽之變——《易》的卦象由陰陽兩爻的變化構成.故謂陰陽之變。(22)《春秋》三世之義——實指“《春秋》三傳”之一《公羊傳》隱公元年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休《解詁》：“于所傳聞之世，見起治于衰亂之中;于所聞之世，見治升平;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作者因此稱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為“三世”。(23)窺其藩——意謂已能從外面窺見孔子之道的大概。藩，籬笆，這里指孔子之道的概貌、輪廓。(24)彌深太漫——意謂鉆研愈深，反而感到杳茫不著邊際。(25)賅(gai)——包括。(26)獵纓敷衽——整理衣冠，表示謙恭。獵，攬。纓，冠帶。敷，鋪。衽，衣襟。(27)躐等——不按次序，超越階段。躐(lie)，逾越。(28)盈科乃進——《孟子·離婁下》：“原泉掠掠，不舍晝夜，盈科而后進。”意謂注滿了坳凹處，隨后再向前進，即應循序漸進。(29)知其不可而為之——語出《論語·憲問》。意謂勉為其難，明知不可為而全力以赴。(30)撢 (tan)——探。(31)襁褓——襁 (qiang)，布幅，用以絡負;褓 (bao)， 小兒的被，用以裹覆。泛指背負小兒所用的東西。(32)八珍——八種珍貴的食物，如龍肝、鳳髓、豹胎、鯉尾、鸮炙、猩唇、熊掌、酥酪蟬之類。這里泛指珍貴菜肴。(33)參術——指人參和白術之類的滋補藥品。(34)參苓——人參和茯苓，亦屬滋補藥品。(35)建德之國——《莊子·山木》：“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36)甔甗之山——《列子·湯問篇》：“其國名曰終北，……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國中之民“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甔甗 (dan lu)， 壇子一類的瓦器。甗為“甀”之誤。甀(zhui)，小口甕。(37)瘳(chou)——病愈。(38)光緒十年甲申——即公元1884年。

賞析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進入屈辱、苦難的近代。面對神州陸沉的危機，每個有良知、熱血的中國人不能不為祖國的命運焦灼、痛苦。康有為就是這樣一個中國人。他面對生民涂炭、滿目瘡痍的祖國河山，殫精竭慮，苦苦思索，希望能找到一劑救國救民的良方。

倘要濟人以良方，首先要做的是要為之找出病因。治人如此，救國亦然。儒家經典作為幾千年來在中國處于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對于中國歷史的形成自然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在許多人看來，仿佛孔子也就對中國歷史現狀的形成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康梁變法維新失敗后，“五四”時代的熱血青年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儒學的源頭孔子，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就是出于這種思路。但在康有為看來： “孔子之道，蕩蕩則天，六通四辟，其運無乎不在。”正因為孔子之道博大精深，故而雖“舉二千五百年之綿薆，合四萬萬人民之繁眾，并日本、高麗、安南之同文”，竟沒有一個人能夠真正理會。從表面上看，它“著為國教”，人們“誦之讀之，尊之服之”，但人們抓住的卻只是孔子之道的皮毛與細枝末節，在根本精神上與孔子的精神背道而馳。如果要為中國幾千年來一直不得蒙大同之澤的歷史及現狀負責任的話，其責任不在孔子，而在于歷來對孔子的誤讀。既然病因在此，那么，在康有為看來，第一要務就是將孔子的真精神揭示出來。只要一天不如此， 中國就一天不能擺脫“小康”而達于“大同”。

經過苦苦的求索，康有為終于在《禮記·禮運》中找到了孔子的大道之所在，認為《禮運》乃是孔子的微言真傳，并將它抬到了“萬國無上之寶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的崇高位置。康有為難以掩飾自己這一偉大發現的狂喜與驕傲：“天愛群生，賴以不泯;列圣呵護，幸以流傳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鴻寶發現，辟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 以仁濟天下，將納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豈不異哉!”

是什么原因，使得康有為在眾多的儒家經典中對《禮運》如此青睞?

在儒家經典中， 《禮運》是十分特殊的一篇。在該篇中，把儒學歷來津津樂道的三代稱為“小康”社會，而把孔子在其他任何場合都不曾說過的“大同”社會視為最高的理想境界，對“天下為家”的私有制乃至傳統禮教都持批判態度。在歷史上，許多人都對此疑竇叢生，多認為這是借孔子之名而載記的卻并非孔子的思想。孔子說過：“禹，吾無間然矣”(《論語·泰伯》)、“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論語·八佾》)。怎么到這里卻成為與“大同”對立的“小康”，成為批評的對象了呢?康有為對這個問題是這樣解釋的：“孔子哀生民之艱，拯斯民之溺，深心厚望，私欲高懷，其注于大同也至矣，但以生當亂世，道難躐等，雖默想太平，世猶未升，亂猶未撥，不能不盈科乃進，循序而行。故此篇余論及他經所明，多為小康之論而寡發大同之道，亦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耶。”也就是說，孔子不是不知道三代乃是“小康”社會，不是不知道禮樂綱常乃是致“小康”之道，但在天下紛亂、大道既隱的亂世，也只能如此而已。這就好比一個重病的人，他最需要的是治病的良藥，而使其進一步健康成長的人參、黃苓之類應當是以后的事情。但是，正如病好了就不必再吃去病的藥物，在“小康”既已達到的社會，再泥守致“小康”的策略就是十分有害的了。幾千年來中國之所以安于“小康”而沒有蒙“大同”之澤的原因，就是因為不了解這一點，將孔子就亂世而發的致“小康”的策略當作必須恪守的教條，泥古不化，不知變通。康有為認為，孔子之所以偉大，不僅僅因為他提出了拯救亂世而致“小康”的策略，也不僅僅在于他闡發了所謂“大同”之道，更重要的還在于他懂得古今不同、人道進化的道理。“進化”乃是孔子的真精神，是儒學的根本，舍此均為細枝末節。

康有為一再指出，他為中國開出的，乃是“孔子舊方”。但明眼人一望而知，這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孔子舊方”，在“孔子舊方”包裝下的是西方的進化論觀點。至于他這樣做的動機，或許是因為他明白：在中國這樣一塊儒學傳統深厚的土地上，任何思想都難以從根本上撼動人們因循守舊的思想習慣，只有孔子的言論、思想才具有權威性和號召力。這當然是一種猜測。究竟是康有為把孔子裝扮成一個進化論者并將其推向社會舞臺呢，還是康有為確確實實認定孔子就是一個進化論者呢?康有為沒有也不會告訴人們， 只有讀者用自己的頭腦來作出判斷。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把“三世”說解說成歷史的進化是由君主制到君主立憲制再到民主共和制的普遍規律，從而借“三世”來表明走君主立憲道路乃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為其所主張的變法維新張目。所以，梁啟超說： “(康)有為政治上‘變法維新’之主張， 實本于此。”(《清代學術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