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①，晉《乘》、楚《梼杌》^②雖不可復見，《春秋》經圣人筆削^③， 周轍既東^④，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⑤， 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⑥，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 國滅而史從之， 至漢時， 獨有《秦記》。太史公^⑦因《春秋》以為《十二諸侯年表》^⑧， 因《秦記》以為《六國年表》^⑨，三代則為《世表》^⑩。當其時，黃帝以來諜記猶存^⑾，具有年數， 子長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⑿， 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 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⒀。”子長述夫子之意， 故其表三代也， 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于晉太康初^⒁， 編年相次， 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 此魏國史記， 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 雖為紀、表、書、傳、世家^⒂， 自班孟堅^⒃以下不能易， 雖以紀紀年， 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⒄以下， 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⒅《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⒆，王僧辯平建業⁽²⁰⁾，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 其書燼焉⁽²¹⁾。唐四庫書⁽²²⁾， 編年四十一家， 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²³⁾，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²⁴⁾，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²⁵⁾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跡為編年一書⁽²⁶⁾，神宗皇帝以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 賜名曰《資治通鑒》，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²⁷⁾，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治平、熙寧⁽²⁸⁾間， 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²⁹⁾。蕭、曹畫一之辯⁽³⁰⁾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 分司西京⁽³¹⁾， 不豫國論⁽³²⁾，專以書局⁽³³⁾為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 則智伯才德之論⁽³⁴⁾，樊英名實之說⁽³⁵⁾，唐太宗君臣之議樂⁽³⁶⁾，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³⁷⁾之類是也。至于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³⁸⁾，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³⁹⁾，此其微意，后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⁴⁰⁾

世之論者率⁽⁴¹⁾曰發： “經以載道， 史以記事， 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于事為之間， 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⁴²⁾，史可少歟! 為人君而不知《通鑒》， 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 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 則謀身必至于辱先⁽⁴³⁾， 做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 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 則求勝而敗， 圖利而害，此必然得也。

孔子序《書》， 斷自唐、虞， 訖《文侯之命》而系之秦⁽⁴⁴⁾， 魯《春秋》則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⁴⁵⁾;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⁴⁶⁾，《通鑒》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⁴⁷⁾。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鑒》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后也。

溫公⁽⁴⁸⁾遍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擿幽隱⁽⁴⁹⁾，薈稡⁽⁵⁰⁾為書， 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⁵¹⁾，三國汔于南北朝則劉恕⁽⁵²⁾，唐則范祖禹⁽⁵³⁾，各因其所長屬之， 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⁵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一書， 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

公自言： “修《通鑒》成， 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⁵⁵⁾。”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遍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群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 年經國緯⁽⁵⁶⁾，不特使諸國事雜然并錄者粲然⁽⁵⁷⁾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⁵⁸⁾，天文之失行⁽⁵⁹⁾， 實著于《目錄》上方， 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

先君篤史學⁽⁶⁰⁾，淳祐癸卯始患鼻衄⁽⁶¹⁾，讀史不暫置， 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 自服虔、應劭至三劉⁽⁶²⁾，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⁶³⁾， 裴松之注陳壽史⁽⁶⁴⁾， 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 以示博洽。⁽⁶⁵⁾。《晉書》之楊正衡⁽⁶⁶⁾， 《唐書》之竇犖、董沖⁽⁶⁷⁾，吾無取焉。徐無黨注《五代史》⁽⁶⁸⁾，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鑒》先有劉安世⁽⁶⁹⁾《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于蜀史炤⁽⁷⁰⁾， 馮時行⁽⁷¹⁾為之序， 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⁷²⁾， 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于書局為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⁷³⁾之教詔，劉、范諸公群居之講明， 不應乖刺乃爾⁽⁷⁴⁾，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為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愿學焉。”

乙巳⁽⁷⁵⁾，先君卒，盡瘁家蠱⁽⁷⁶⁾， 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⁷⁷⁾， 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于是書。游宦遠外， 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 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⁷⁸⁾， 厘為《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 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 延平廖公見而韙之⁽⁷⁹⁾，禮致諸家⁽⁸⁰⁾，俾讎校《通鑒》⁽⁸¹⁾以授其子弟，為著《讎校通鑒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⁸²⁾，德祐乙亥，從軍江上， 言輒不用， 既而軍潰， 間道歸鄉里⁽⁸³⁾。丙子⁽⁸⁴⁾，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⁸⁵⁾;師從之，以孥免⁽⁸⁶⁾，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為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鑒》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注焉。汔乙酉冬，乃克徹編⁽⁸⁷⁾。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 悉改而正之，著《辨誤》十二卷。

嗚呼!注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⁸⁸⁾， 而辨其當否， 臣瓚總諸家之說⁽⁸⁹⁾，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注⁽⁹⁰⁾， 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尠⁽⁹¹⁾，訾臣瓚以差爽⁽⁹²⁾，詆蔡謨以牴牾⁽⁹³⁾， 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⁹⁴⁾，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⁹⁵⁾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 古人注書， 文約而義見，今吾所注， 博則博矣， 反之于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 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于中國⁽⁹⁶⁾，嘻，有志焉， 然吾衰矣!

旃蒙作噩⁽⁹⁷⁾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⁹⁸⁾， 天臺胡三省身之父書于梅磵蠖居⁽⁹⁹⁾。

(《資治通鑒》， 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注釋 ①“古者國各有史”句——國，指戰國及其前的各諸侯國。紀年書事，記明時間以書寫歷史大事。②晉《乘》、楚《梼杌)——《乘》，春秋時晉國史書名。《梼杌》，春秋時楚國史書名。《孟子·離婁下》：“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 一也。”③《春秋》經圣人筆削——《春秋》，春秋時魯國的編年史書，相傳經孔子整理修訂，賦予特殊的意義，因而成為儒家經典之一。圣人，指孔子。筆削，記錄與刪除。古時文字寫在竹簡上，刪改時用刀刮去竹簡上無用的文字，故曰“削”。④周轍既東——指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由鎬京(今陜西西安市西南)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市)。轍，車行的痕跡。⑤燔天下書——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采納丞相李斯建議，焚燒除《秦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外的民間所藏《詩》、《書》和諸子百家等一切書籍。⑥其先——指秦國的祖先。⑦太史公——司馬遷于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所著《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⑧《十二諸侯年表》——《史記》有十表。《太史公自序》：“并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十二諸侯以“年”稱，總覽春秋時期天下大勢。十二諸侯，即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司馬貞《索隱》：“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后故也。” ⑨《六國年表》——以年表列戰國時期天下大勢。六國，即魏、韓、趙、楚、燕、齊。⑩《世表》——即《三代世表》，三代一表以“世”稱，將春秋以前劃分為一個歷史階段。三代，夏、殷、周。⑾“黃帝以來”句——黃帝，古代帝王，傳說為中華民族的祖先。諜記，譜牒，記錄傳承統系的書。⑿“子長”句——司馬遷字子長。稽，考核。歷，記載歲時的書。五德之傳，五行(水、火、木、金、土)相生相克的移動。古代陰陽家認為朝代更迭由五行支配，如商代夏是金克木，周代商是火克金。咸與古文乖異，《三代世表》作“古文咸不同乖異”，意謂各種記載不同。⒀“且謂”句——引自《三代世表序》，原文作“至于序《商書》則略， 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略，大致。頗，略。闕，通“缺”。夫子，先生，此指孔子。弗，不。其，代指孔子。(14)“汲冢”句——晉武帝太康初年，汲郡(今河南新鄉、汲縣一帶)人盜發戰國時魏襄王(一說安厘王)墓，得竹書數十車，皆蝌蚪字。共十二篇。記夏、商、周、春秋時晉國和戰國時魏國史事，至魏哀公二十年止。通稱《竹書紀年》。原本已佚，近人王國維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15)“子長之史”二句——司馬遷的《史記》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種體例構成。(16)班孟堅——班固字孟堅，所著《漢書》為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⒄荀悅《漢紀》——荀悅，東漢末史學家。獻帝以《漢書》繁重難讀，令他以編年體改寫，遂依《左傳》體制于建安三年至五年間撰成《漢紀》三十篇。⒅梁武帝——南朝梁的建立者。⒆侯景之亂——侯景，先屬北魏，繼歸高歡，后降梁受封為河南王。公元548年，他與梁宗室蕭正德勾結，舉兵叛變，次年攻下臺城(宮城)，武帝死，改立蕭綱為皇帝(簡文帝)。公元551年，改立豫章王為皇帝， 又廢豫章王自立，國號漢。⒇王僧辯平建業——公元552年，蕭繹派大將王僧辯攻建業(今南京)，侯景死，蕭繹稱帝，為梁元帝。(21)“與文德殿”三句——公元555年，西魏宇文泰與蕭詧合兵攻破江陵，梁元帝將所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一起燒毀。(22)四庫書——指經、史、子、籍四類圖書。(23)王仲淹《元經》十五卷——隋哲學家王通字仲淹，曾仿《春秋》著《元經》十卷。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元經薛氏傳》十五卷，王通撰，薛收傳。(24)“蕭潁士”句——蕭潁士，唐朝文學家，字茂挺，開元進士，著有《蕭茂挺集》。義例，體例。(25)乙部書——即史部書籍。(26)“宋朝英宗皇帝”句——宋英宗趙曙，公元1064—1067在位。司馬光，字君實，陜州夏縣(今屬山西)人。英宗時，官至龍圖閣直學士，獻《通志》八卷，命設局續修。神宗初，任翰林兼侍讀學士，以其《通志》“以鑒于往事，有治于治道”，賜名《資治通鑒》，并命續編。王安石行新法，神宗任命他為樞密副使，辭歸洛陽，歷時十五年撰成《資治通鑒》凡二百九十四卷。詩文有《司馬文公集》。(27)生民休戚——百姓的喜樂與憂愁。(28)治平、熙寧——治平，英宗年號。熙寧，神宗年號。(29)“公與諸人”句——指王安石變法派與司馬光反變法派之間的論爭。相是非，互相謂己為是，謂他為非。(30)蕭、曹畫一之辯——司馬光曾上疏論變法利害，舉曹參代蕭何不改舊規事反對變法。《漢書·曹參傳》載，西漢初，曹參繼蕭何為相，完全按照蕭何的成規辦事。民謠云：“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31)分司西京——唐宋制度，中央職官分在陪都執行職務，稱為分司。分司，多屬優待退閑官員，并不任職。西京，即洛陽，因在汴京之西，故名。(32)不豫國論——不參與國家大事的議論。(33)書局——司馬光主持編撰《資治通鑒》的組織。他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乞就冗員，獲準“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34)智伯才德之論——春秋時，智宣子(晉卿荀申)選繼承人，欲立其子瑤(智伯)。智果認為不如立庶子宵，因瑤雖有才而無德。智宣子不聽，以瑤為繼承人，終遭滅宗之禍。《通鑒·周記一》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自古者以來，周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35)樊英名實之說——《通鑒·漢紀四十三》紀安帝征聘樊英事。樊英名聲高而隱居不仕。安帝征其入朝，托病不就。后經規勸， 一度入朝，帝問朝政得失，并無奇謀深策。司馬光評論此事，認為樊英“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名與實違，心與跡反”。(36)唐太宗君臣之議樂——《通鑒·唐紀八》記太宗與大臣議論禮樂是否有關“治之隆替”。司馬光評論說：“夫禮樂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37)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唐鑒·唐紀六十》記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番維州副使悉怛謀率眾奔成都請降，李德裕主張乘機進據維州。朝中集議，多贊成其主張。但文宗聽信牛僧孺，將悉怛謀一行送還吐番，被誅殺。十二年后，李德裕追論此事，仍以為送還失策。司馬光評論說： “是時唐新與吐番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 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番不免為叛臣，其受誅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38)“至于黃幡綽”句——黃、石均為宮廷優伶。他們用“俳諧之語”諷諫皇帝的事分別見唐趙璘《因話錄》卷四、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39)“猶書與局官”二句——《通鑒》卷二五三僖宗廣明元年記有石野豬俳諧事。(40)編年豈徒哉——意謂編年史不只是簡單地記錄史實，也含有“微意”。(41)率——大都，通常。(42)亡弊——通行無阻，不會窮盡。亡(wu)，通“無”;弊，敗，引申為窮盡、止息。(43)“則謀身”句——謀身，修養自身的品德。辱先，敗壞祖先的名聲。(44)“孔子序《書》”二句——《漢書·藝文志》說孔子編纂《尚書》 “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尚書·周書》為周王、周公所作止于《文侯之命》，后附《費誓》為魯侯所作， 《秦誓》為秦穆公所作。斷，斷限，這里指上自唐、虞寫起。訖(qi)，終止。系，聯綴。(45)平王之四十九年——即魯隱公元年(前722)。(46)“止哀之二十七年”句——哀，魯哀公。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左傳》：“知(智)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注疏引《史記》云： “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率韓、魏圍趙襄子于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于晉陽之下。”趙襄子，晉大夫趙無恤。惎(ji)，怨恨。(47)“《通鑒》則書”句——《通鑒》記事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 比《左傳》的結尾早六十五年。(48)溫公——司馬光于元豐八年(1085)被召入朝，任相八月病故，封溫國公，謚文正。(49)抉擿幽隱——辨明隱微不易了解的地方。抉(jue)，挑出;擿(ti)，揭出。(50)薈稡——聚集。稡，疑當作“粹”，通“萃”，總會。(51)劉攽——字貢父，臨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慶歷進士，官至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著有《東漢刊誤》、《彭城集》、《公非先生集》等。(52)劉恕——字道原，筠州(今江西高安)人。進士出身，官至秘書丞。著有《通鑒外紀》、《五代十國紀年》 (已佚)等。(53)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今四川成都)人。進士出身，官至禮部侍郎。著有《唐鑒》、《帝學》、《仁皇政典》等。(54)十六代——指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55)“公自言”句——《宋史·王曙傳》附《王益柔傳》：“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為《資治通鑒》，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 已欠身思睡;能聞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王勝之，名益柔，博學能文，官至秘書丞。(56)年經國緯——以年代先后為綱，列為表格，上欄記時，下欄記各國或歷朝史事。司馬光《資治通鑒目錄序》：“編年之書，雜記眾國之事，參差不齊。今仿司馬遷《年表》，年經而國緯之，列于下方。” (57)粲然——明晰的樣子。(58)更造——變更制定。(59)失行——發生異常現象。(60)先君篤史學——先君， 已死去的父親。胡三省的父親，諱鑰，贈奉議郎。篤史學，酷愛史學，有深入的研究。(61)“淳祐癸卯”句——淳祐癸卯，即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鼻衄(nu)，鼻孔出血。(62)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服虔，東漢經學家，著有《春秋左氏傳解》。應劭，東漢學者，著有《漢書集解經義》。三劉，劉攽及其兄劉敞(字原文)和敞子奉世(字仲馮)。(63)章懷注范史——章懷太子名賢，字明允，唐高宗李治第六子。睿宗時謚章懷。曾集諸儒注南朝史學家范曄所撰《后漢書》。(64)裴松之注陳壽史——南朝宋史學家裴松之于元嘉六年(429)奉宋文帝之命為晉史學家陳壽所撰《三國志》作注。(65)博洽——知識廣博。(66)《晉書》之楊正衡——《晉書》，唐人所撰紀傳體晉代史。唐何超曾撰《晉史音義》，楊齊宣(字正衡)為之作序。(67)《唐書》之竇犖、董沖——《唐書》，有劉昫所撰《唐書》和歐陽修、宋祁所撰《新唐書》二種。竇犖著有《新唐書音訓》四卷， 董沖著有《唐書釋音》二十卷。(68)徐無黨注《五代史》——《五代史》有薛居正《五代史》和歐陽修《五代史記》 (通稱《新五代史》)。徐無黨曾從歐陽修學古文辭，并為《新五代史》作注。(69)劉安世——字器之，師事司馬光，薦為秘書省正字，累進諫議大夫。著有《盡言集》。(70)《釋文》本出于蜀史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載《通鑒釋文》為南方蜀人史炤撰， 又偽托司馬光之子司馬康作海陵本《釋文》，均淺陋特甚。史炤，字子熙，眉山人.博古能文.蘇軾兄弟曾師事之。(71)馮時行——字當可，號縉云，薛州人，紹興間進士第一。精于《易》學，著有《縉云集》。(72)“今海陵版”句——海陵，江蘇泰州市。溫公之子康，即司馬光之子司馬康。(73)辟咡——交談時側頭，以表示尊敬對方。《禮記·少儀》：“有問焉，側辟咡而對。”(74)乖刺乃耳——錯亂成這個樣子。(75)乙巳——宋理宗淳祜五年(1245)，歲在乙巳。(76)盡瘁家蠱——盡心竭力處理家庭重大變故。瘁，勞累。蠱(gu)，毒害。(77)寶祐丙辰——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歲在丙辰。(78)陸德明《經典釋文》——陸德明，唐經學家、訓詁學家，采集漢魏六朝音切共二百三十馀家，又兼采諸儒訓詁，考證各本異同，撰《經典釋文》三十卷。(79)“咸淳庚午”三句——咸淳庚午，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歲在庚午。淮壖，兩淮一帶。壖(ruan)，河邊。杭都，南宋都城臨安，即今浙江杭州市。延平廖公，指延平(今福建南平市)人廖瑩中、賈似道重要門客。韙(wei)之，以之為是，表示肯定稱贊。(80)禮致諸家——用請先生的禮節把胡三省請到廖瑩中家。(81)俾讎校《通鑒》——讓胡三省校定《資治通鑒》。俾(bi)，使。讎(chou)校，校對文字，予以改定。(82)賈相國——賈似道，宋末權臣，宋理宗時為右丞相。度宗即位，以太師加平章軍國重事，獨專朝政。(83)“德祐乙亥”三句——德祐元年(1275)，賈似道率兵至蕪湖與元軍作戰，大敗于魯港。胡三省在賈軍中曾提出建議，不被采用。他在離亂中從小道逃歸鄉里。不久， 賈似道被貶放逐循州，監送人鄭虎臣將其殺死。潰，因敗而逃散。間(jian)，從小道走。(84)丙子——德祐二年(1276)。(85)辟地越之新昌——躲避到越地新昌。辟(bi)， 同“避”。新昌，即今浙江新昌縣。(86)“師從之”二句——元軍隨及到了新昌，胡三省帶著家眷逃脫了。孥(nu)，妻子兒女。(87)“汔乙酉冬”二句——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冬，注完成書。訖(qi)，接近。克，能夠。徹編，編撰完畢。(88)晉灼集服、應之義——晉灼，晉朝河南人，官尚書郎，著有《漢書集注》。服、應，服虔、應劭。(89)臣瓚總諸家之說——臣瓚，姓氏、生平未詳。顏師古《前漢書敘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90)小顏新注——顏師古，名籀(一說字籀)，唐萬年(今陜西西安市)人。官至中書侍郎、秘書監。著有《漢書注》、《匡謬正俗》等。為與其祖父顏之推相區，故稱“小顏”。(91)蘇、晉之剖析蓋尠——蘇，指蘇林，字孝友， 三國時人。晉，指晉灼。二人曾為《漢書》作注。尠(xian)，同“鮮”， 少。(92)訾臣瓚以差爽——訾 (zi)，非議。差爽，有錯誤和不明處。(93)詆蔡謨以牴牾——詆(di)，指斥。蔡謨，字道明，東晉時人。牴牾(di wu)，互相抵觸。(94)“自謂”二句——語見《前漢書敘例》。窮波討源，辨明歷史演變。構會甄釋，參考眾說，揀選妥善的解釋。(95)劉氏兄弟——指劉敞、劉攽。(96)中國——中原，黃河流域。(97)旃蒙作噩——指乙酉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旃(zhan)蒙，十天干中“乙”的別稱;作噩，十二地支中“酉”的別稱。《爾雅·釋天》：“(太歲)在乙曰旃蒙”，“在酉曰作噩”。(98)乙酉日長至——“乙酉”指該年十一月十七日。日長至，指夏至節或冬至節。這里指冬至節。(99)“天臺”句——胡三省為天臺人，字身之。父，同“甫”，男子的美稱。梅磵，胡三省居住的地方。蠖(huo)居，形容住室窄小簡陋。這里指作者的書齋。

賞析 這是胡三省奉旨為《資治通鑒》作注完成后為之所寫的序文。《資治通鑒》是司馬光及其助手劉攽、劉恕、范祖禹等人編修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巨著。全書以時間先后為序，記載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大事。歷時前后十九年， “研精極慮，窮竭所有， 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才告峻工。

《資治通鑒》卷帙浩繁，內容豐富，牽涉的問題很多。宋代已有人為之做過注釋工作，如史炤的《釋文》、王應麟的《地理通釋》等，但傳世者以胡三省的注最為精博，除涉及典章、制度、音韻、訓詁、地理外，還考訂校正了原書中的不少錯誤。

為《通鑒》這樣一部巨著作注同樣是一樁浩大的工程。在一篇序文中想把為之作注的緣起、體例、內容、經過等等都交代清楚，也并非輕而易舉的事情。這篇序言似乎舉重若輕，揮筆寫來，如數家珍，內容精博，條理明晰。

首先概述歷代史籍的源流、存佚， 比較它們在體例上的異同。從比較中得出結論：“乙部書(史書)以(司馬)遷、(班)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因此，致使編年史“存者無幾”。由此，引出司馬光修撰《通鑒》的良苦用心：“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

接著闡明史書的不可缺少： “夫道無不在，散于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批判了所謂“經以載道， 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而語”這種輕視史書的謬見。他以為“人君”、“人臣”、“為人子”都不可不知《通鑒》，不可“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 以避免遭致“求勝而敗，圖利而害”的“必然”，進一步說明史書的不可缺少。由史書——特別是《通鑒》的功用，進一步說明《通鑒》是繼《春秋》、《左傳》之后的一部重要的編年史，以及《通鑒》內容的繁富與編修任務的艱巨。他特別強調， 由于《通鑒》“正文二百九十四卷”，卷帙浩繁，難以通觀;《考異》與《目錄》獨具面目，非一般史書所有： 《考異》“參訂群書之異同，俾歸于一”; 《目錄》“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并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于《目錄》”，絕非一般圖書目錄可比。所以， 為《通鑒》這樣一部史學巨著作注，就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而后引其先君關于注史的見解，說明自己注《通鑒》的由來， 以及作注經過、主要內容和注書的艱難。

胡三省為《通鑒》作注有兩個動因：一是承襲家學，執行先父遺命。先父“篤好史學”，對史注格外用力，且頗有見地，認為“《釋文》本出于蜀史炤，馮時行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于書局為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之教詔，劉、范諸公群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為之”，希望三省“刊正”。所以，胡三省無論在窮困中還是在仕途上，“史學不敢廢也”，以致將畢生精力傾注于《通鑒》的注釋之中。二是追念故國，寄托“黍離”之悲。他經歷了宋元更迭的動亂，雖有御敵之策，但奸相賈似道“言輒不用”。作為一名亡國之臣，他深感恥辱、痛心;作為一名治“《通鑒》學”的學者，只能借《通鑒》來映照現實，并以自己的注文發掘《通鑒》的“資治”作用。這一“情結”，從胡注所表現出來的歷史見解、民族意識以及國家治亂的真知灼見，可以獲得真切而深刻的感受。對此，他在序文中雖未直言，但篇末以太歲紀年，——書為“旃蒙作噩”，而不題為“元世祖二十二年”，表示他不奉元朝為正朔。

胡三省為《通鑒》作注，可謂歷盡艱辛。從寶祐丙辰中進士后就“大肆其力”于《通鑒》的注釋。咸淳年間，他被“差充主管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官至朝奉郎”(《胡氏家乘》)。在這期間，雖“游宦遠外”，而將《通鑒》“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其時，元軍圍困襄陽已達數年，以右丞相兼樞密使領兵授鄂的賈似道一意粉飾太平，隱匿軍情不報。德祐元年(1275)，元軍沿江東下，賈似道被迫出兵，在魯港(今安徽蕪湖西南)潰敗。胡三省在離亂中“間道歸鄉里”。德祐二年， “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為之注”，“自是隱居20年，屏謝人事， 日著書為樂”(《胡氏家乘》)。起初，他依據唐經學家、訓詁學家陸德明《經典釋文》的體例“厘為《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完稿時間是“乙酉冬”——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至元二十六年(1289)，浙東義軍首領楊鎮龍進攻臺州。在兵慌馬亂中，他把書稿藏匿窖中，才得以保存下來。

就注書本身而言，其難處更在于“人苦不自覺，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這就難免遭人批駁、譏諷。為此，他謙虛地表示： “古人注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注，博則博矣，反之于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

胡注的成就恰如序文所言： “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辨誤》十二卷。”這種疏通工作反映在注釋內容上，包括校勘、考訂、辨誤、訓釋、音義等諸多方面。尤其是他的史論， 由事而發，隨文指點，更便于發揮《通鑒》的“資治”作用。

南宋以來，注《通鑒》者很快銷聲匿跡。“《通鑒》胡注”能流傳至今，成為“《通鑒》學”中的扛鼎之作，一是詳于典章制度的梳理，地理沿革的考察;一是于原著“能見其大”，闡發其旨趣;一是“心術之公私，學術之真偽”經得起考驗(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七“《資治通鑒》條”)。胡注問世后， “《通鑒》學”仍在發展，注家迭起，論著甚多，但胡注終不能廢，足以證明它在歷史文獻學方面經得起檢驗的崇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