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普洛的先進的藝術家不走浪漫諦克的路線，就是不把現實神秘化，不空想出什么英雄的個性來做“時代精神的號筒”，不干那種使我們高尚化的“欺騙”;而要走最徹底， 最堅決， 最無情的“揭穿現實的一切種種假面具”的路線。第二，普洛的先進藝術家不走庸俗的現實主義的路線，而要最大限度的肅清那些“通行的成見”，肅清馬克思所說的“事物表面的景象”， 而寫出生活的實質，就是要會盡可能的最大限度的從“偶然的外表”之下顯露出現實的客觀的辯證法。第三，普洛的藝術家和過去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不同，他要看見社會發展的過程以及決定這種發展的動力，就是要描寫“舊”的之中的“新”的產生，描寫“今天”之中的“明天”，描寫“新的”對于“舊的”的斗爭和克服。這就是說：這種藝術家比過去的任何一個藝術家都要更加有力量的——不但去理解這個世界，而且自覺的為著改變這個世界的事業而服務。(法捷耶夫：《打倒席勒》)

中國的新文學經過了自己的“難產”時期還不很久， 華漢的《地泉》顯然還留著難產時期的斑點，正確些說，這正是難產時期的“成績”。這里還充滿著所謂“革命的浪漫諦克”。《地泉》的路線正是浪漫諦克的路線。

中國社會的現實是什么?中國最近幾年的“大動亂”的大動力是什么?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和發展動力顯然不是什么英雄的個性， 而是廣大的群眾， 不是簡單的“深入”“轉換”和“復興”， 而是一個簇新的社會制度從崩潰的舊社會之中生長出來，它的斗爭， 它的勝利……正在經過一條鮮紅的血路，克服著一切可能的錯誤和失敗，鍛煉著新式的干部。

但是《地泉》沒有表現這種動力和過程。《地泉》固然有了新的理想， 固然抱著“改變這個世界”的志愿。然而《地泉》連庸俗的現實主義都沒有能夠做到。最膚淺的最浮面的描寫， 顯然暴露出《地泉》不但不能幫助“改變這個世界”的事業，甚至于也不能夠“解釋這個世界”。《地泉》正是新興文學所要學習的“不應當這么樣寫”的標本。新興文學要在自己的錯誤里學習到正確的創作方法，要在斗爭的過程之中，鍛煉出銳利的武器， 因此對于《地泉》這一類的作品，也就不能夠不相當的注意。

今年農忙的時候，他(張老七)便在九叔叔家做短工， 九叔看他很勤快，一點都不躲懶，心里便很愛他， 時常想找些可以掙錢的事情來給他做，……所以九叔叔便暫借了兩塊錢給他，要他化兩天的整功夫，到四鄉去揀選上色的紅桃，預備端午節那天拿到鎮上去賣貴市， 張老七在感激之余， 自然照九叔叔的吩咐去辦。(《深入》)

這里雇主九叔叔和雇工張老七的關系是不是現實的呢?!雇主對于雇工不但不剝削，反而想盡方法幫他賺錢(!)，這是現實的社會現象嗎?這是一般的現象嗎?退一步說：這或許是一個偶然的例外。但是跟著張老七卻并不受自由主義的雇主的欺騙，他莫名其妙的得著了很明顯而正確的意識，就這么參加了革命。這里對于社會現象的解釋是根本沒有的，更不用說深刻的去理解社會現象之中的客觀的辯證法。

還有一個“往民間去”的女學生的夢：

想到這里，她(夢云)大大的失悔起來，她覺得從前他和她求愛的時候，她不應該那樣藐視他，使他過于難堪了。現在這位曾經被她藐視過唾棄過被她視為糊涂蛋的他，卻以自己英勇的戰績，在萬人敬愛之中顯露出他崢嶸的頭角來了;人畢竟是不能藐視的， 何況他，林懷秋， 究竟還是曾經參加過革命的有思想有能力的男子。(《復興》)

這里簡直是朱買臣休妻、“馬前潑水”那樣的意識——最庸俗的勢利的通行的成見。甚至于還要壞， 朱買臣的老婆是當初就沒有見識， 因此和她的肉眼所不識的“英雄”離婚了;而夢云看不起懷秋的時候，懷秋卻的的確確是個頹廢的無聊的值得藐視的浪人，后來懷秋改過了，這對于夢云只會是可以覺得喜歡的事實， 而決不會是使她失悔的事實! 《地泉》之中的英雄，正是這種出人意外的“在萬人敬愛之中顯露他崢嶸的頭角”的人物!這是多么難堪，但是又多么浪漫諦克啊!

至于《轉換》的全部的題材——實際上也可以說《地泉》的全部題材一一都是這種“革命的浪漫諦克”。林懷秋是一個頹廢的青年，以前曾經是革命者，但是已經墮落了，過著流浪的無聊的貴公子生活，后來莫名其妙的，一點兒也沒有“轉換”的過程，忽然振作了起來， 加入軍隊， 從軍隊里轉變到革命的民眾方面去。夢云是一位小姐，女學生，大紳士的未婚妻，她居然進了工廠，還會指導罷工。另外還有一位寒梅女士——始終沒有正式出面的， 作者對于她沒有描寫什么——而懷秋和夢云的轉換，卻都是受了她的勸告的結果。這幾位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固然， 實際生活之中的確也有這一類的人。可是《地泉》的表現， 卻不能夠深刻的寫到這些人物的真正的轉換過程，不能夠揭穿這些人物的“假面具”——他們自己意識上的浪漫諦克的意味： “自欺欺人的高尚的理想”，——反而把丑陋的現實神秘化了，把他們變成了“時代精神的號筒”。

就是《地泉》之中“用不著轉換的英雄”，例如農民協會的會長汪森，工聯代表小柳——阿林等等，也都浪漫諦克化了;他們和一切人物都是理想化的， 沒有真實的生命的。再則，事變描寫方面，也犯著同樣的毛病： 農民在鄉村之中的行動居然是東南西北鄉一致齊備的;罷工委員會是機械的分裂成為三派的，而且一切事變都會百事如意的得著好結果。

這種浪漫主義是新興文學的障礙，必須肅清這種障礙，然后新興文學方才能夠走上正確的路線。

至于描寫的技術和結構——缺點和幼稚的地方很多;文字是五四式的假白話，——例如農民老羅伯的對話里，會說出“挨餓受辱”這樣的字眼，所有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錯誤。我們應當走上唯物辯證法的現實主義的路線，應當深刻的認識客觀的現實，應當拋棄一切自欺欺人的浪漫諦克，而正確反映偉大的斗爭，只有這樣方才能夠真正幫助改造世界的事業。

1932年4月22日

(《地泉》， 湖風書局1932年版。)

賞析 大革命失敗后興起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在其發展中，是走著一條艱難曲折的路的， 一方面是國民黨方面的誣蔑、壓迫以至殺戮，一方面則是左翼文藝隊伍，由于政治上的“左”傾思潮，思想理論上的不成熟，漠視五四新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等等，出現了嚴重的拗取現實的傾向，充斥著“左”傾空談和主觀浪漫的描寫，障礙著新興文學的健康發展。為革命文學的現實主義化(“莎士比亞”化)而斗爭成為一項嚴肅而急迫的任務。當時在上海同魯迅并肩領導左翼文化運動的瞿秋白為此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為陽翰笙再版的《地泉》所寫的“序”，就是頗有影響的代表性篇章之一。

為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革命文藝實踐的結合，瞿秋白選擇了創作方法問題作為突破口。他在當時寫下的一系列文章中，反復強調，為實現文藝的服務革命的政治任務，為文藝的大眾化，達到“思想上武裝群眾，意識上無產階級化”的目的， “必須用普洛現實主義的方法來寫”，一再闡揚，要“莎士比亞化”，而不要“席勒化”，要向老巴爾扎克學習，不要為了觀念而忘記了現實。

《<地泉>序》在寫法上采取了“破”、“立”結合的方法。華漢(陽翰笙)的《地泉》曾被視為無產階級文學的代表作，但隨著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深入， 日益暴露出《地泉》在觀念、手法、題材上的種種缺陷。應該肯定的是，作者表現出一種可貴的求實精神，沒有遮掩文飾，而是在再版之前，主動邀瞿秋白、鄭伯奇、茅盾、錢杏邨等人作序，盡管他知道可能會遭遇到嚴厲的批評，這也被稱作文壇的一段佳話。在瞿秋白看來， 《地泉》最大毛病就是“充滿著所謂‘革命的浪漫諦克’”，沒有表現中國社會現實，沒有對社會現象的深刻的辯證法的理解，甚至抱著朱買臣休妻、“馬前潑水”那樣庸俗勢利的意識，以及非現實的人物關系、“突變”式的英雄、浪漫的題材、事變的機械描寫，等等，這些顯然無助于作者新的理想的實現，因此，瞿秋白不客氣地說， “《地泉》正是新興文學所要學習的‘不應當這么樣寫’的標本”。

為了求得新興文學的健康發展，瞿秋白以為應該大力倡導現實主義。為此，他致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現實主義理論的譯介和闡揚，他的《馬克思文藝論底斷篇后記》、《馬克思、恩格斯和文學上的現實主義》都是理解深湛的有影響的力作。他著重闡揚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理想應該建立在堅實的現實基礎之上的藝術主張， “他們所主張的是：對于事實上的階級斗爭，廣大群眾的歷史斗爭的現實主義的描寫。他們要求文學之中對于這種斗爭的描寫，要能夠發露真正的社會動力和歷史的階級的沖突，而不要只是些主觀的淋漓盡致的演說。”而《〈地泉〉序》則是瞿秋白把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理論應用于具體文藝批評的一個成功范例。

序言也表現出了瞿秋白受到的前蘇聯“拉普”派文學思潮的影響。他對法捷耶夫的征引，對“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的提倡就表明了這一點，其中含有把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等同起來的機械論傾向。但就其實質內容，如要求寫出現實的活的人，寫出個性的復雜性， “撕下一切假面具”等，也包含著積極的現實主義的因素。他強調把唯物辯證法作為觀察理解現實的思想武器，現實地而不是庸俗地表現“社會的發展過程以及決定這種發展的動力”，現實地而不是抽象地理解“新”與“舊”、“今天”與“明天”的辯證關系，其核心精神仍是現實主義的。遭受過“左”傾教條主義打擊迫害的親身經歷，對魯迅“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的深湛理解，都使他致力于現實主義精神的闡揚，并具體地運用于革命文學運動的理論與實踐。關于革命文學的創作方法，瞿秋白曾有過多種不同提法，“現實主義”、“普洛現實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唯物辯證法的現實主義”，如前所述，這里含有把創作方法與世界觀混為一談的傾向，他對“革命的浪漫諦克”的針砭，也有把特定的文藝思潮與作為一般創作方法的浪漫主義相混淆而加以否定的傾向，表明同整個無產階級文學發展水平相聯系，瞿秋白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也處在一個并未完全成熟的狀態。盡管如此，瞿秋白對“革命的浪漫諦克”情緒的痛加針砭，是切中要害、振聾發聵的，是站在了時代的歷史的最高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