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 時使之也。妍媸^①之質， 不逐目而逐時。是故草木之無情也，而鞓紅、鶴翎， 不能不改觀于左紫溪緋^②。惟識時之士， 為能堤其隤^③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騷之不襲雅也^④， 雅之體窮于怨， 不騷不足以寄也。后之人有擬而為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于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⑤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古之為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為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后， 為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為文者有辨說，有論敘。架空而言， 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古人之法， 顧安可概哉?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饤饾^⑥之習者， 以流麗勝;饤饾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 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 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 而僻則務為不根^⑦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⑧， 大變晚習， 于物無所不收， 于法無所不有， 于情無所不暢， 于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 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 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 而濃實因于淡。然其弊至以文為詩， 流而為理學，流而為歌訣，流而為偈誦^⑨， 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

近代文人^⑩，始為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 然至以剿襲為復古， 句比字擬，務為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詘于法， 而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 幫湊成詩。智者牽于習，而愚者樂其易， 一唱億和，優人騶從⁽¹¹⁾， 皆談雅道。吁! 詩至此，抑可羞哉! 夫即詩而文之為弊，蓋可知矣。

余與進之游吳以來⁽¹²⁾，每會必以詩文相勵， 務矯今之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 皆成律度， 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 言切而音遠， 其為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¹³⁾，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¹⁴⁾，何也?余曰：此進之矯枉之作， 以為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而闊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見”⁽¹⁵⁾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者，如“一百饒一下， 打汝九十九”⁽¹⁶⁾之類是也;有以俳而傳者，如“迫窘詰曲幾窮哉”⁽¹⁷⁾之類是也。古今文人， 為詩所困，故逸士輩出⁽¹⁸⁾， 為脫其粘而釋其縛⁽¹⁹⁾。不然， 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淺易之語， 不能自舍， 以取世嗤哉?執是以觀進之詩， 其為大家無疑矣。詩凡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編成，進之自題曰《雪濤閣集》， 而石公袁子為之敘。

(錢伯城箋校本《袁宏道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釋 ①妍媸——妍(yan)， 美;媸(chi)， 丑。②“而鞓紅”二句——鞓(tin)紅、鶴翎、左紫、溪緋(fei)，都是牡丹花的品種。詳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③堤其隤(tui)——預防其潰決橫流。④騷之不襲雅也——意謂《離騷》不能因襲《詩經》中的《雅》。⑤“至蘇、李述別”句——蘇，蘇武。李，李陵。述別，指蘇、李所寫的詩。《文選》錄蘇詩四首，錄李詩三首。《十九》，指《古詩十九首》。⑥駢麗釘饾——駢麗，成雙成偶。駢麗文為六朝時期盛行的一種文體，句式整齊，講究對偶。饤饾 (ding dou)，食品堆積羅列，此處比喻文辭堆砌。⑦不根——《漢書·嚴助傳》： “不根持論。”顏師古注：“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 ⑧“有宋”句——有宋，即宋朝。歐，歐陽修。蘇，蘇軾。⑨偈(ji)誦——佛經中的唱詞。⑩近代文人——指明代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11)優人騶從——優人，此指藝人。騶(zou)從，官員出行時前后侍衛的騎卒。(12)“余與”句——進之，《雪濤閣集》的作者江盈科字進之。他是湖廣桃源人，萬歷進士，官至四川提學副使。吳，今江蘇蘇州一帶。(13)“詩窮新極變”二句——意謂江盈科的詩盡力追求新穎，極盡變化，在他的筆下，事物的實情都被揭示出來。(14)近平近俚近俳——平，平淡。俚，粗俗。俳(pai)，滑稽。(15)“在眼前”句——出自杜牧《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祐》：“睫在眼前常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應作“睫”，眼睫毛。(16)“一百饒一下”二句——出自盧仝《寄男抱孫》。(17)“迫窘詰曲”句——出自《柏梁詩》。《古詩源》注：“元封三年， (漢武帝)作柏梁臺，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坐。”據傳漢武帝與群臣聯句，作成《柏梁詩》，第一句是漢武帝的，以下每人一句，“迫窘詰曲幾窮哉”為東方朔句。(18)逸士輩出——逸士，飄逸豁達之士。這里指杜牧、盧仝、東方朔和江盈科等人。(19)“為脫其粘”句——粘，如小蟲之粘于珠網，比喻文人被詩律所困。釋，解脫。縛，束縛。

賞析 請朋友為自己的詩文集作序，在文人圈里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作為

作序者，盛情難卻， 自然要為朋友的大作加以贊揚，給予鼓勵。但是，單純地贊揚，不可能使被贊揚的對象取得任何意義。那么，如何使其序文不會變成空洞的吹捧呢?這篇《雪濤閣集序》給我們以有益的啟迪。

文章開始，作者并沒有急于評介《雪濤閣集》，而是花了大量的筆墨闡述了自己的文學主張。作者認為，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即文學的歷史是一個不斷發生、發展、變化的過程，時代在變化，人事、物態、語言都在變化，文學創作當然也應當變化。作者不同意復古派所謂《三百篇》降而為《騷》，《騷》降而為漢，漢降而為魏，魏降而為六朝，六朝降而為唐，詩之格以代而降的文學倒退主張。他認為每個歷史時代都有新變的文學，各有其特色與成就，不能因為它與前代有所不同，便低估它的價值。相反，假若時代變了，卻仍然“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那才是真的“不識時務”，就像時令已進入嚴冬而仍然穿著夏天的葛麻之衣一樣可笑。就此而言， 《古詩十九首》在音節、體制上雖與《離騷》迥異，但卻是真正的《離騷》;相反，那些不顧時代差異而在體式上亦步亦趨地模仿《離騷》的作品，就只能是蹩腳的仿制品。

序文還從文學作品內部探索了文學發展的規律：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這表明，袁宏道已經十分樸素地意識到，文學的發展是個新陳代謝的過程。新文學與舊文學對立，卻又孕育于舊文學之中。新文學克服了舊文學的弊病并取而代之。新文學興起之后，又暴露出新的矛盾，又有新的對立面與之斗爭而漸被揚棄，新文學是從舊文學的內部發展起來的。袁宏道認為，詩發展到宋以后，“其弊至以文為詩，流而為理學，流而為歌訣，流而為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在這個意義上講， 袁宏道對“近代文人”提出“復古”以療救宋詩之弊表示一定程序的理解。但是，他認為，“復古”應當是對古人活的精神進行恢復，而絕不是“句比字擬、務為牽合”的抄襲。正因為前后七子不懂這些，才使得詩發展到了“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的邪路，并由一種高雅的藝術降格而為“優人騶從”的可憐地步。

“復古”已走到了絕路，要改變當時以擬古為能事的詩歌創作傾向，就必須有“隄其隤而通其所必變”的“識時之士”。至此，作者才將《雪濤閣集》的作者江進之推至前臺：江進之正是這樣一位以矯“今之蹈襲之風”為己任的“識時之士”。他“才高識遠，信腕信口， 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為了給“為詩所困”的今人“脫其粘而釋其縛”，他甚至不惜在句中夾雜“近平近俚近俳”之言，以開闊世人的眼界，無論在才識、功力上， 他正是這個時代所呼喚的才俊。

一篇統共才一千一百多字的序文，在寫了近七、八百字之后，才將筆墨移到自己為之作序的《雪濤閣集》及其作者身上，這是不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呢?當然不是。首先，作者以自己獨到的文學見解提出了衡量作品的標準，以之評價《雪濤閣集》，既無徇私之情，更無虛美之嫌。另外，作者將其批評標準貫穿到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并特別關注對文壇現狀的分析，就使《雪濤閣集》獲得了鮮明的現實意義和準確的歷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