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方苞文《左忠毅公逸事》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者，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仆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墻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 而汝來前! 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 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御。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壯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

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

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于史公云。

(據四部叢刊本《方望溪先生全集》)

方苞(1668—1749)，字鳳九，號靈皋、望溪，桐城(今安徽省桐城縣)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累官禮部左侍郎。著有《望溪文集》等。是清代有影響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創始人。他致力于古文復興運動，因其門人劉大櫆以及劉大櫆的門人姚鼐均系安徽桐城人，所以有“桐城派”之稱。方苞古文理論的核心是復興文道合一的古文傳統。他認為，“文”與“道”原為一體而異名，孔、孟以前，都是文、道合一的。后來文道分家，文傳于韓(愈)、柳(宗元)，道歸朱(熹)、程(顥、頤)。于是他要“學行繼朱、程之后，文章在韓、柳之間”(王兆符《〈望溪文集〉序》)，合文統道統為一體。因此，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散文創作理論、原則與標準，即他倡導的“古文義法”，并成為桐城派的理論基石。方苞的“義法論”，按其解釋，“義”，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換言之，也就是主張文章要有內容，同時也要講究形式。在他看來，只有內容充實在形式上注重章法包括語言運用，才能深入人心，流傳廣遠，也才能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他還認為“古人敘事，或順或逆，或前或后，皆義之所不得不然”(《左傳義法舉要》)。這是他對“義”與“法”的關系所作的簡明確切的解釋。他特別推崇《史記》、《左傳》，均出于他的“義法論”。凡此可見方苞倡導的古文運動，雖然旨在復古，但又不乏革新精神，具體而言，對于明代文壇那種剽竊前言、句摹字擬的復古主義、形式主義的文風，還是具有起衰救弊的作用的。《左忠毅公逸事》較為典型地體現了方苞“義法論”的積極方面，因而也是反映方苞散文創作成就的代表作。

《左忠毅公逸事》記的是左光斗生前的逸事。左光斗，桐城人，是明代萬歷至天啟朝的名臣。明熹宗時，宦官魏忠賢勾結熹宗的乳母客氏，專斷國政，政治腐敗，忠良遭戮，民怨鼎沸，社會矛盾激化。于是有一大批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和工商業者利益的知識分子，如顧憲成、高攀龍等起來反對宦官專權。主張廣開言路，改革朝政，鋒芒直指魏忠賢及其死黨。這批知識分子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故有“東林黨”之稱。左光斗是杰出的東林黨人。天啟四年，官拜左僉都御史(監察、執法官)。當時左副都御史楊漣曾上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左光斗參與其事。他又與左都御史高攀龍共同揭發魏黨。為此，魏忠賢利用手中權力罷逐了與他作堅決斗爭的高攀龍和吏部尚書趙星南。左光斗激于義憤，即草擬了彈劾魏忠賢三十二條斬罪的奏章。不料在其上奏之前兩天，魏忠賢先發制人，削除楊漣與左光斗的官職。左又被魏忠賢列入“東林黨人榜”，以“黨同伐異，招權納賄”的罪名加以逮捕，并在獄中受盡酷刑，最后與楊漣同死獄中，時左光斗年僅51歲。崇禎十七年，福王在南京即位，建立南明政權，追謚左光斗為“忠毅”。所以左光斗被尊為“左忠毅公”。

《左忠毅公逸事》主要記述左光斗“視學”和“獄中”兩件逸事兼寫史可法在治兵中的事跡，集中表現左光斗具有知人的遠見卓識和不計個人生死榮辱而以國家為重的可貴品質。從文章標題看，這篇散文屬于記事散文，但又不同于一般記事散文，它不停留在事跡的過程介紹與事實的羅列上，而是通過記述左光斗的事跡，包括兼寫的史可法在治兵中的事跡，直接和間接地寫左光斗其人，并又集中表現他的精神、品質。這種記事寫人以人物為中心的寫法，當是對司馬遷的《史記》開始形成的紀傳體文學傳統的繼承。方苞從他的“義法論”出發，曾十分推崇《史記》，這篇散文之所以成為古文中的佳作，在寫法上正得力于對《史記》的記敘方法的借鑒和運用。其主要體現大致有以下幾點：

寫出人物的精神風貌，并著重突出其性格特征。他在視學京畿時，“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表現左光斗在被閹黨排擠派去當無關緊要的學政官時，依舊辦事認真，不擺威嚴與架子的作風。當他在古寺中偶然發現史可法的文才后，“即解貂覆生，為掩戶”，不驚動“伏案臥”的史可法，而是“叩之寺僧”，打聽來歷，表現他撫恤寒門后生愛才惜才的思想品質。等到考試之時，左光斗一聽到史可法的名字，立即“瞿然注視”，那眼神中充分顯示其器重人才的一片深情。選中史可法后，他十分喜悅興奮，并將自己“諸兒碌碌”與史可法作比，表現他為國事而器重人才的思想。在獄中，左光斗遭受酷刑“筋骨盡脫”，猶然“倚墻而坐”，絕不狼藉委地，表現剛強不屈的氣概。當聽到史可法來探監，他并不感到是一種慰藉，而是怒責史可法“輕身而昧大義”，并以刑械“作投擊勢”。進一步表現他為國事珍惜人才的崇高品質。凡此都可見，在這兩件逸事的記述中無不著力顯現左光斗的精神風貌。而在著力顯現左光斗的精神風貌的同時，又集中突出其愛才重才和忠貞剛烈的性格特征，并且在布局上也有所側重。“視學”一段，集中突出其愛才重才;“獄中”一段，則集中突出其忠貞剛烈。加上每一段中各有一段左光斗的富有個性化色彩的對話，更為其性格特征畫龍點睛。這樣的寫法就使左光斗的形象既充滿思想的光彩，又有集中的精神亮點;既生動形象，又深刻感人，使人讀后難以忘懷。

運用細節描寫，生動傳神。司馬遷的《史記》寫人物，善于運用細節描寫，往往寥寥數筆就把人物的思想性格凝煉地表現出來，極為傳神。在這篇散文中，作者記事寫人也吸取了這種細節描寫的方法。左光斗“解貂覆生，為掩戶”的細節把他屈尊愛護寒門后生和人才的思想品質表現得十分生動感人。在選拔史可法時，那“面署第一”的細節把他愛才重才的思想性格表現得很有個性化特色，寥寥四字又使他那迫不及待的心情躍然紙上。在“獄中”，更有不少精彩的細節描寫。史可法“抱公膝而嗚咽”，左光斗即能“辨其聲”，可見左光斗對史可法何等熟悉，也見出他們的關系何等密切。同時，這個細節表明左光斗頭腦是清醒的，這與其所受酷刑的慘苦形成鮮明的對比，顯示左光斗臨危遭難時的從容鎮定。“奮臂以指撥眥”這個細節，表現他雖然身受酷刑摧殘，但動作仍然十分果斷堅決，這種力量正是其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的體現，也是他對可任國事的年輕后生之愛的生動寫照。“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這個細節，表面似不近人情，但卻深刻表現他對史可法的愛護與期望，完全出于國事為重的思想，它雖然超出一般人情，卻更為高尚。對史可法，也有類似的描寫，如“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這個細節，把史可法在治兵中身先士卒忠于職守的精神表現得十分感人。同時，這也是史可法銘記左光斗的教誨的形象而深刻的表現。

運用側面描寫，烘云托月。文章雖為記左光斗的逸事，但寫史可法的地方不少。通觀全文，幾乎處處寫到史可法，但其用意還在表現左光斗其人，即以史可法烘托左光斗，使左光斗的形象與精神風貌更有光彩。如寫史可法在古寺伏臥“廡下”的潦倒景狀，襯托出左光斗的不以貧賤聞達論英雄、善從草莽識英才的遠見卓識。又如寫史可法探監，先是朝夕守候獄外。繼而重金賄獄卒，以致感動獄卒，得以喬裝探監，這確在表現史可法對恩師的深情厚誼，但也是為了襯托左光斗對史可法恩重如山。在獄中，史可法雖受到左光斗的嚴厲訓斥，卻毫無異念。“噤不敢發聲”，并立即聽從恩師教誨，以國事為重“趨而出”，事后又常流涕告人“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這些是在表現史可法對待恩師左光斗不以其榮辱為轉移，而是更為敬仰的思想品質。由此也足見左光斗當年“微行，入古寺”識才的眼力不凡，從而突出了他知人善用的遠見卓識。寫史可法治兵，雖在正面表現史可法，但其真正用意也在襯托左光斗的精神力量，因為史可法在治兵中刻苦自勵、嚴于律己的操守與業績，正是左光斗的教育熏陶和精神影響所致。尤其是寫史可法忠于職守，勤于軍務。“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的情狀，與其師左光斗當年不惜冒“風雪嚴寒”至深山古寺的情景頗為相似。這實為左光斗的“忠毅”品格在史可法身上的再現。 “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 這是史可法表白心志，但更在表現左光斗的精神對史可法的深刻影響，并且由此也具體印證了左光斗當年擢選史可法時的預言：“他日繼吾志者，惟此生耳!”而寫史可法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的情景，同樣正面表現史可法對恩師的深重情意，也是他銘記師訓、不忘繼承老師“志事”的反映，并且都在襯托左光斗知人的非凡識見。

由此可見，全文雖寫左、史二人，但均以左光斗的忠毅精神為線索，而貫串成體。末段補敘所記逸事之由來，與開頭“先君子嘗言”相呼應，以示所記有根有據，真實可靠，從而加強了文章內容的可信性。方苞的“義法論”在表現方法上很講究章法，這篇記事散文的結構服從于寫人的中心，顯得十分嚴謹，因而歷來被認為是方苞記敘散文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