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叔《《自由談》復刊獻詞》原文|注釋|賞析

本報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停刊，本刊則于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即已停刊。外界對于此事，頗多惋惜。猜測之詞，亦時有所聞。其實這是不必要的。刊名既曰《自由談》，如無“自由”可能，還是不談為妙。新生事件之于輿論界，這影響是并不少的。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應走的路： 犧牲個別的自由，亦所以成全整個的大的自由。今天，中華民族是在侵略者的壓迫下，發動抗戰爭取偉大的自由了。本報為不得自由而停刊，本報又為爭取自由而復刊，而本刊又為配合本報這個目的而同時復刊——將以局部的本位的自由的爭取，造成民族的整個的偉大的自由。這使編者感到無限的喜悅與興奮!

民間的言論，以報紙的形式出現時，這就負了 爭取自 由的使命。本報發刊至今，已有六十余年的歷史，在這六十余年的中國文化思想界里，不管它思想派別如何不同，但有一個要求卻是一致的： 那便是力爭言論思想的自由。康有為以保皇黨政論家出現時，對于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固多所排斥，但《大同書》數十萬言，其于學術有新發明者，亦主張“得殊獎”。譚嗣同著《仁學》一書，目的在“沖決網羅”，打破一切傳統思想及束縛。其言曰： “……網羅重重，與空虛而無極; 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群教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然其能沖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沖決……”雖然他的思想自由的主張，已成為 “透底”，而不是“徹底”，但對于思想自由的要求的熱烈，于此可見。梁啟超為康有為弟子，兩人政見，本同一轍，但梁氏對于思想自由一事，文中時有談及。他說，我國學術界的光明，人物的偉大，莫盛于戰國，而這就是思想自由的明效。(壬寅年《新民叢報》)他又說： “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 ‘好依傍’ 與 ‘名實混淆’ ，……此病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 由之望。”(《清代學術概論》)嚴復思想最為守舊，尊孔讀經，擁護禮教，反對新倫理觀與新文學; 但主優勝劣敗之說。對于陳獨秀、胡適輩之新文化運動，亦取“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的態度。(《幾道書札》六十四)況介紹西洋思想，自赫胥黎之《天演論》以至穆勒《名學》等，不遺余力。對于中國思想界的新生的希望，未嘗不寄托于這思想的培植工作中。章炳麟為清末惟一的樸學大師，在《癸卯獄中自記》中，竟以 “上天以國粹付余” 自許。但他挹源于明清遺老，倡為種族革命之思想，又復斐然可觀。王國維于北伐軍定都南京后，自沉于北京頤和園之昆明湖，雖然晚年專門研究甲骨文字，但早年研究哲學，吸收尼采、叔本華乃至汗德的思想，極為努力。其于戲曲文學，又都有獨到的見解。至于五四以后，文化思想的自由，已成一般普遍的要求，我們更不必說起了。

但自由的解說，也不一定人人一樣。譚嗣同的 “自由”，我們說過： 已成為“透底”。透底即空洞無物，決不是我們所要的自由。一般人又以為自由的界限，在于不妨害別人的自由。我們覺得也太過原則化了。社會的關系，不僅是個人與個人的關系，且有集體與集體，集體與個人的關系，我們決不能對于一個叛國者，以為于己無關，或有妨個人自由，即不加以攻擊。昂格爾以為： 自由是必然的發見。這意思就是說，不論世間是非如何分歧，但真理卻是客觀存在著的。所謂自由，就是這客觀存在著的真理的發見。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我們需要自由，我們為的要發見真理。

歷史規定了今天中國革命的任務，同時歷史也指示了中國抗戰勝利的前途。但在中國革命任務沒有完成，中國抗戰的勝利沒有獲得之前，我們還得努力去尋求這“完成”、這“獲得”的必要條件。這不是一句口號、一個指令所能為事的。必須人人殫精竭力自由地貢獻各種意見與主張，以備采擇施用，而求達到目的。我們就想在這小小的篇幅里，負起這一小小的任務。

在這復刊伊始，我們很可坦白地對讀者聲明：這里不是什么“文化禁地”。這里是極歡迎一切讀者作者來扶植來指教的。如其比為“園地”，則編者頂多不過是一個“園丁”，異卉奇葩，佳禽茂木，更須多人的培植與養育。我們沒有文藝的派別，我們也沒有思想的成見。我們只有一條禁律：不違背民族國家的利益。凡吾同志，盍興乎來!

(1939年7月初版《橫眉集》)

賞析 唐代散文大家柳宗元在《楊評事文集后序》中極為贊賞傳世名作的“詞正而理備” 。這篇發表在半個世紀前的《〈自由談〉復刊獻詞》，也頗有詞語嚴正，思理完備的特色。至今還很值得一讀，足供我們賞析、借鑒。

“獻詞”一開篇，就把“爭自由”這一題旨推到思想視野和立論框架的制高點。因其能“立片言以居要”，才使通篇有高屋建瓴、一氣呵成的勃勃文勢。首先，它開宗明義地從交代“停刊”到“復刊”的原由，及引起群眾與編者的心理反應中，闡明了“爭自由”，既是我們當前被侵略國家和受壓迫民族人民的時代使命，也證實了唯有符合“爭自由”的潮流與民心，才是進步輿論界“應走的路”。接著，追本溯源地反思和歷舉了60余年來我國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革命家倡言自由并為之奮斗的史實，足見“爭自由”的壯潮在近代史上一貫地波起浪涌，不斷地激越前進，至今“已成一般普遍的要求”。進而辯說和申明我們所應爭取的“自由”的性質、涵義，說它既不是那種漫無目的的虛無飄渺的“自由”，也不是單為個人打算只顧一己的“自由”。這就不僅從歷史的高度，闡揚了“爭自由”是挽近時代潮流的總趨勢，而且以革命的觀點，批判、揚棄了混淆、曲解“自由”的種種謬說，既為國人和輿論界所應爭的真自由、大自由正了名，又歸宗明義、務虛求實，闡明了當前“爭自由”的目的在于達成“中國抗戰勝利的前途”和“完成” “中國革命任務”。最后，以報人的身份熱情吁請廣大讀者、作者，在“不違背民族國家的利益”的大前提下，“殫精竭力”地“貢獻各種意見與主張”，來為本刊培植社會輿論的自由之花。總之，全文以“爭自由”為鵠的，從廣闊的時空跨度中論古證今、縱橫開合; 有理有據，論析深密。而且，“筆端帶有情感”，蘊蓄著進步報刊傳統的循循善誘的鼓動力。在評價歷史人物及其言論時，更能去蕪存精，揚長抑短，說理辯證。而鼓吹自由、號召抗戰的宗旨始終鮮明突出，網絡全篇，因而堪稱是一篇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詞正而理備”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