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諸子散文·莊子《胠篋》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

囊而趨，惟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圣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圣人哉?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 并與其圣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圣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盜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圣人生而大盜起。掊擊圣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圣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圣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圣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 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圣知邪? 故逐于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絕圣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于上矣;鉤鉺、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于水矣;削格、羅落、置罘之知多，則獸亂于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于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 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

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這是《莊子·外篇》的第三篇。司馬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明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認為本篇是莊周之作。但對外篇，后人頗有疑議：明人鄭瑗疑為莊子門徒所述，李卓吾直謂“秦漢間道人口吻”。焦竑于《焦氏筆乘》中指出本篇有說到“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十二世有齊國”，以此推斷，為秦末漢初之言。今人據篇中直引《老子》語，斷為秦漢間老子學派所作。從田成子下推十二世，正到齊王建(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是齊國最后的國君。齊國在公元前221年被秦所滅，可知本篇一定是作于齊滅之后。時莊周已死，確為后學所作無疑。

文章取首句中二字為題。中心思想是論證必須絕圣棄知。以圣智之法治天下，是當時人們普遍的政治思想。作者抨擊仁義圣知，主張無為、尚古，與現實針鋒相對。

日常生活中人們關心防盜，往往采取“攝緘縢，固扃鐍”的措施。但作者異乎尋常地提醒讀者，這是“為大盜積者也”。接著指出：何止生活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人們都信賴圣智之法能夠治理好國家，但正是圣智之法幫助了竊國大盜。齊國田成子篡權就是一個例子。不僅一般的圣智，而且“至知”、“至圣”之法更甚。夏之關龍逢、商之比干、周之萇弘、春秋吳國之子胥等歷代賢臣莫不殺身于至智至圣之法。圣、勇、義、智、仁是圣人提倡的最高尚的道德，但盜跖利用了它而得行于天下。可見圣智之法像一面旗幟，暴君、大盜也是借著這面旗幟干壞事的。因而“掊擊圣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用歸納法提出了全文的主旨。

后半篇用演繹法對論題展開正反論證。“圣人不死，大盜不止”，是從反面假設。度量衡本來都是為了公平而制定的，但卻被奸詐者用來騙人;仁義是治國的度量衡，卻也成了竊國的工具。“絕圣棄知，大盜乃止”，是從正面說明。只有徹底摧毀圣知之法及其產物，人們才能變得純樸。

最后證之以史：遠古時代，“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的原始社會，這是道德最高尚的社會。三代以后，在上者提倡智慧，并且用于相互侵略、爾虞我詐，天下就開始大亂了。

圣智對于社會的益處本是不言而喻的。《莊子》的作者是一群聰明的才子，常識一般的道理他們怎會不懂?他們偏偏要這么說，可能是因為心里有氣。本篇中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陽》說：“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涂而誅不至。”所謂圣智，適足以成為“假乎禽貪者器”(《徐無鬼》)。書中大量揭露了統治者假仁假義的事實。出于高度的義憤，作者呼喊“塞瞽曠之耳”、“膠離朱之目”，“攦工倕之指”，“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這已經不是在說理，而是在詛咒，在泄憤。他不求論理是否公允確當，只求感情抒發得淋漓盡致，甚至故意把話說偏說絕，乃至說反。文中大量運用對偶、排比，又大大地增加了這種氣氛和色彩，后人就以“憤悱之雄處”稱之。

本篇與《莊子》許多篇章不同，它不是由一個個的寓言似續非續、似斷非斷地組合起來，而是結構緊湊，一氣呵成，而且有一定的邏輯性，算得上古代的雜文。作者的立足點選得高，它不同于街談巷議的小說，也不是人云亦云的俗論，而是放眼古今，超世獨立，以醒世者自居。加之眼光獨到，心力不凡，悲憤填膺，因此出言奇譎，怪生筆端，能道出常人視而不見、慮而不得的東西。防盜當然要把東西收藏好，這是人所共知的，怎么卻是“為大盜積”呢! 當你還來不及體會這件小事中所包含的深刻哲理時，他又迫不及待地把這個道理推論到政治上。“盜亦有道”、“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圣人不死，大盜不止”等高論更是石破天驚，像陣陣雷聲震撼著讀者的心田。以傳統、世俗的知覺是無法接受這不同凡響的心聲的。莊子學派常被指斥為異端邪說、狂妄之徒。但那鮮為人知的真理，卻能使讀者從夢中驚醒。荀卿就曾指責莊子“猾稽亂俗”(《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謂“亂俗”，正是莊子文章的爆破作用;所謂“猾稽”，正反映了莊子文章的風格。如他們自己說的：“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天下》)

《逍遙游》、《庖丁解牛》、《胠篋》三篇文章分別從不同角度表述了莊子學派無己的人生觀、無為的政治觀、尚古的歷史觀。無己與無為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從主觀修養說，一從客觀作用說;一從個體說，一從群體說。實質都是要求人們拋棄人的能動性，以原始社會“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的祖先為榜樣。總之，是要自然，人要自然，社會也要自然。但三代以來，個人和社會都給扭曲了。當時的現實更令作者難以容忍。那是人們追求功名利祿、崇拜圣知的結果。因此，無功無名，絕圣棄智才能恢復人性與社會的自然，克服扭曲的狀態。

這種觀點雖然有著它的合理因素，但帶有較大的片面性與消極作用。純樸往往與愚昧相連，文明時時與機詐雙生。道德上的純樸是值得我們崇尚的，但不應留戀“結繩而治”;機詐是要摒除的，但不應“鑠絕竽瑟”、“滅文章，散五采”;自我不好過分膨脹，也不應自我毀滅，而應為實現自己的價值而追求而奮斗。

莊子文章的主要特色是富于想像，多運用文藝性的寓言，感情激越，風格奇詭。這三篇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