匝路亭亭艷，非時裛裛香。

素娥惟與月，青女不饒霜。

贈遠虛盈手，傷離適斷腸。

為誰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唐文宗開成三年(838)，李商隱二十六歲。涇原節度使(治涇州，今甘肅涇川縣)王茂元聘請他任幕僚，愛他的才華，將女兒嫁給了他。商隱先前依附的令狐楚原屬牛黨，而王茂元則被目為李黨。商隱并不以任何黨人自居，也無以婚姻來謀取富貴的意圖。但牛黨卻認為商隱在令狐楚死后不久即入王幕，娶王女，是加入李黨，是悖義負恩。這一年，商隱應吏部“釋褐”考試，初審已被錄取，復審時卻被一位 “中書長者” 抹去了名字。次年，他再應吏部“釋褐”考試入選，授秘書省校書郎。校書郎品秩不高，但職屬清要。可能由于牛黨的忌恨、排擠，不久就被外調為弘農尉，從清職淪為俗吏。據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箋》，這首詩就是商隱調尉時乞假赴涇西迎家室之作。詩中描寫了非時早秀、不與年芳的梅花形象，為自己的身世寫照，曲折地反映他在科舉和仕宦道路上屢遭挫折的不幸境遇。詩題中的“扶風”，郡名，治所在今陜西鳳翔縣，是詩人赴涇原所經之地。

詩的首聯寫早梅吐艷非時，領起全篇。“匝”，環繞。“亭亭”，秀美挺立的樣子。“非時”，不合時宜。梅花一般臘后始見，十一月開放，與正常節氣不合，故云。“裛裛(yi意)，香氣濃郁。在秋末初冬的寒冷天氣里，仕途失意的詩人獨自跋涉在西北高原的荒山野嶺之間，心情是十分孤寂落寞的。這天他來到扶風地界，忽然看到驛路兩旁盛開著一簇簇雪白的梅花，她們亭亭玉立，散放出沁人肺腑的香氣，詩人不禁又驚又喜。然而，當他停步欣賞梅花的美艷芬芳時，突然內心中生出深深的感觸。他從這過早開放的梅花聯想到自己的身世。他在年輕時才華早著，曾先后受到令狐楚、崔戎、王茂元等名公巨卿的賞識。不料后來被無端卷入黨派斗爭的漩渦，一再地應試遭斥，空懷“欲回天地”壯志，卻不能進入朝廷。他的悲苦身世，不就恰似眼前這吐艷非時的早梅嗎？因此，詩人不禁對早梅產生深切的同情和憐惜，自肺腑中吐出了這兩句詩。詩人既贊嘆梅花的 “香艷”，又惋惜她開得太早。十個字表達了詩人復雜的感情，并顯示出他要托物寓慨的意向。“亭亭”與裛裛”兩個疊字，分別形容梅花的 “艷”和“香”，使詩一開篇便富于音樂感和節奏感，創造出一個有色有香、凄美孤清的境界。“匝路”和“非時”，分別點醒了詩題“扶風界”與 “十一月”。即此已見詩人語言的凝煉。

中間兩聯緊承梅花吐艷非時的詩思來寫。頷聯寫梅花所遇環境的冷酷。“素娥”，嫦娥。因嫦娥竊藥奔月，月色白，故稱“素娥”。“青女”，主霜雪的女神。這兩句說： 素娥只能助與她清冷的月光，而青女則不斷地下霜來摧殘她。陰歷十一月中旬，正是月滿有霜。所以這一聯寫霜月，也就扣緊了特定的時間。霜月固然可以映襯梅花的淡雅風姿、孤傲品格。但這里主要還是通過渲染梅花所處的冷酷環境，寄托詩人自己的不幸境遇。紀昀評這兩句說：“愛之者虛而無益，妒之者實而有損。”(《瀛奎律髓》 評語) 頗得要旨。他認為，素娥放出清冷的月光照映梅花是虛的，對她無益；青女妒恨梅花，不斷下霜打擊她，則是實在的，對它有害。顯然，“素娥” 比喻包括王茂元在內的那些賞愛詩人才華的人們，他們所給予的關懷和幫助，并未能使詩人免受挫折；“青女” 則比喻那些妒恨他的人，他們對他的打擊，給他帶來了害處，使他科場失意，寄身涇州，竟至淪為小縣俗吏！這一聯，一正一反，一虛一實，在比興中運用對照，抒發出滿腔怨艾、憤懣、悲楚之情。“素”與“青”字面上淡彩映襯，加重了清冷的情感氣氛，“惟與”和“不饒”將虛詞和動詞靈活地配合，也能曲盡情意。頸聯寫早梅不堪贈遠。古代有折梅贈遠的風習。上句暗用 《荊州記》 的典故：“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并贈范詩曰：‘折花奉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梅是報春的花，現在所開非時，不適合于贈遠，所以說“虛盈手”。兩句意謂早梅雖盈手在握，但還不到冬末早春，不能送給自己所懷念的遠人，反而使自己增添傷離腸斷之情。這里的“傷離”，意含雙關，既指與朋友遠離，又含與梅花離別。如果說，前兩聯詩人還只是含蓄隱約地在物象中融入哀怨之情；那么，這一聯詩人已抑止不住寫自己傷心迸淚，愁腸欲斷了。從寫法上看，這一聯同樣是運用虛實對照。上句說雖有盈手的梅花，然未堪用以寄遠，是虛。下句說早梅盈手在握，反教人傷離腸斷卻是實的。這樣，中兩聯意脈更顯得緊密關連。可見詩人構思謹嚴，筆墨精細。

末聯總收一筆。“早秀”，早開。“年芳”，指一年中適時而開的花。這兩句倒裝，意思說： 梅花未及報春，不能等到新年開放。雖早秀而香艷非時，究竟是為什么呢？詩人在尾聯點出全篇主旨，傷嘆自己才名早著而所遇非時。這與 《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中“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的寄興頗相類似。

紀昀評這首詩“寓慨頗深，異乎以逃虛為妙遠。” (同上) 指出詩中有寄托，有充實的人生體驗，寓慨深長，不同于那些空泛詠物之作。周振甫先生認為，李商隱的詠物詩，大都是借物抒懷或托物喻志的。但在寫法上有兩類： 一類是全篇物我一體，句句寫物，又句句寫己；意蘊非常含蓄，如 《柳》、《野菊》 等。這一類詩數量較少。另一類是物我交錯，即詩中有幾句是寫物，有幾句寫己，是交錯的。這一類詩數量較多，如著名的《蟬》、《流鶯》、《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等。(見 《李商隱選集· 前言》)本篇即屬第二類。詩中一、二、四聯都是寫梅，梅中有己，但還是詠梅；三聯寫己，卻是緊密結合著早梅來抒情。詠物，貴在不即不離，不粘不脫。即是說，既不能純客觀地描摹物象，又不能離開物象空泛地抒情；既不能粘著在物象上，又不可脫離物情物態。李商隱這首詩是達到這種藝術境地的。詩中正面描繪早梅美艷芬芳只有首聯，頷聯已是借助霜月烘托早梅所遇的惡劣環境，表現早梅所受的摧殘；頸聯重在詠懷，尾聯則以抒情之筆詠物。全篇均以唱嘆出之，沒有一筆是粘滯于物象上作窮形盡相的刻劃。劉學鍇、余恕誠先生指出，李商隱的詩，主要采用“以心象為主體的主觀化和客觀化的交融”的藝術表現方式，既不同于李白 “多直接抒情，而以客觀事物作陪襯，主體處于支配地位”，也有別于杜甫“多寓情于景物或敘事之中，主觀感情盡量通過對景物或事件的忠實描寫加以體現” (《李商隱詩選· 前言》)，見解頗精當。正是這種“以心象融鑄物象” 的基本藝術表現方法，決定了李商隱的詠物詩多采取移情于物，以神寫形的手法，但卻收到語簡而精、空際傳神的藝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