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了方丈窮了廟

有一次，我請一位思想較敏銳的朋友給我的一篇短文提意見。文章中用了當前的一句流行語“富了和尚窮了廟”。朋友說，這句話不確切，因為“富了和尚”不一定是富了一般的和尚，只是富了方丈。所以，如果改成“富了方丈窮了廟”就確切了。我聽了以后，覺得這兩個字改得非常好。

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比如馬科斯時代的菲律賓，可以說是“富了方丈窮了廟”的典型。在那座“廟”里，不能說沒有少數方丈以下的和尚沾了光，但真正富了的還是馬科斯一家。資本主義國家嘛，我們且不去管它。

然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比如蘇聯和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就立國思想來說，是謀求全社會的共同富裕，并實行基本上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經濟體制以資保證，照理說是不應該再出現“富了方丈窮了廟”的現象的。但事實并非如此。比如，蘇聯著名物理學家A.薩哈羅夫說，蘇聯“官僚們遠不是存在毫無利己之心的，在諸如居住條件、保健質量（尤其是大部分居民根本沒有可能享用的現代藥品）、教育質量等物質生活的一切領域，他們都在滔滔不絕的侈論的掩飾下踐踏著社會公正。相當大一部分勞動者的工資被人為地壓低了。這意味著事實上存在著隱蔽課稅，其基本負擔落到了收入水平低的人的身上。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職業工資被壓得格外低。絕大多數退休者的津貼少得可憐。同時，社會上層集團卻享受著巨大而又不公正的社會優惠”。

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也不乏“富了方丈窮了廟”的例子。1964年我下鄉參加“四清運動”時，所去的那個鄉非常貧窮，工作隊組織參觀鄉民生活時，我看到有兩家真是家徒四壁，主人外出討飯去了，每家只剩下一個破碗，床上只有稻草御寒。但是，鄉黨委書記的家里則比較富有，家具陳設比我們一般的教授家還好得多。我所在大隊唯一收入較好的單位，是大隊糧食加工廠，由大隊支部經營管理，群眾幾乎無份。到了改革開放以后，有些人歪曲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正確思想，不是運用經濟規律發財致富，而是利用不正之風大挖公家墻腳，把全民和集體企業（甚至事業）變成“富了方丈窮了廟”的典型。近年來時常在報刊上讀到這樣的例子，令人痛心。

我們知道，資本家是利用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利用私人資本剝削致富的，為什么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沒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沒有私人資本，而有的黨政負責人卻可以變成“富方丈”呢？這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致命問題。全民或集體所有制企業、事業，甚至黨政機關負責人，雖然沒有私人資本，但他們有權，而且是大權或缺乏有效監督的權力。有了這種權力，如果再加上不自覺，忘了什么是社會主義，他們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全民或集體所有制企業、事業，甚至黨政機關，變成他們的私人所有制單位，大肆進行權錢交易，其結果，當然就是“富了方丈窮了廟”。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新聞界廣泛揭露了一個著名事例。據我看到的材料大體情形如下：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產棉部“黨的黑幫”“有組織地行賄而且受賄，大肆盤剝棉農”，“所竊取的贓款數以億計”，“誰要有所不滿，誰就被投入單人牢房或精神病院，遭到極為殘酷的摧殘”。我國的陳希同案件也是這種典型。除利用權力貪污大量金錢珍寶外，陳希同還利用權力，由北京市財政撥款3000多萬元，占用公地6000平方米建造虎丘山莊和某“中心”兩座豪華別墅，其中工作人員都是國家雇員，服務費由國家開支。名義上是徹頭徹尾的全民所有制財產，但實際上只為陳希同和王寶森這兩人的享樂和從事不正之風服務。表面上姓“社”姓“公”，實際上姓“資”姓“私”。難道全北京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經夠高？難道北京市全體人民都已脫貧？如果不然，是不是和陳希同“方丈”富了有關呢？其他報刊上登載的許多較小的事例，我們這里就不再舉了。總之，即便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盡管沒有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如果黨政負責人，特別是一把手的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的監督，“富了方丈窮了廟”的事例還是會層出不窮的。久而久之，廣大人民群眾是不要這樣的社會主義的。為了社會主義的前途，能不堅決而徹底地盡快解決這個問題嗎？

（載《長江日報》第13版1998年11月23日）

注：趙川宇：《薩哈羅夫院士的命運》，載《今日科苑》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