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子陵釣臺

我小時即對桐廬向往，因為看過影印的黃子久的《富春山居圖》，知道那里有個嚴子陵釣臺，還聽過一個饒有情趣的故事：嚴子陵和漢光武帝同榻，把腳丫子放在劉秀的肚子上，弄得觀察天文的太史大驚失色，次日奏道“昨天晚上客星犯帝座”……因此，友人約作桐廬小游，便欣然同意。

桐廬確實很美。吳均《與宋元思書》是古今寫景名作。“自富陽至桐廬一百里許，奇山異水，天下獨絕。”并非虛語。嚴子陵是余姚人，為什么會跑到桐廬來釣魚？我想大概是因為這里的風景好。蔡襄說：“清風敦薄俗，豈是愛林泉。”恐怕“敦薄俗”是客觀效果，“愛林泉”是主觀愿望。

中國叫釣魚臺的地方很多，釣魚為什么要有個臺？據我的經驗，釣魚無一定去處，隨便哪里一蹲即可，最多帶一個馬扎坐坐，沒見過坐在臺上釣魚的。“釣魚臺”多半是假的。嚴子陵釣臺在富春江邊山上，山有東西兩臺。西臺是謝翱慟哭天祥處，東臺即子陵釣臺。嚴子陵怎么會到山頂上釣魚呢？那得多長的釣竿，多長的釣絲？袁宏道詩：“路深六七尋，山高四五里。縱有百尺釣，豈能到潭底？”詩有哲理，也很幽默。唐人崔儒《嚴先生釣臺記》就提出：“呂尚父不應餌魚，任公子未必釣鰲，世人名之耳。釣臺之名，亦猶是乎？”這是很有見地的話。死乞白賴地說這里根本不是嚴子陵釣臺，或者死乞白賴地去考證嚴子陵到底在哪里垂釣，這兩種人都是“傻帽”。

對嚴子陵這個人到底該怎么看？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有名的釣魚人，一個是姜太公，一個是嚴子陵。王世貞《釣臺賦》說“渭水釣利，桐江釣名”，這說得有點刻薄。不過嚴子陵確是有爭議的人物。

他的事跡很簡單，《后漢書》有傳。大略謂：“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物色訪之，后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后漢書》未說明這是什么季節，但后來寫詩的大都認為這是夏天。盛暑披裘，是因為沒有錢，換不下季來？還是“心靜自然涼”，不怕熱？無從猜測。于是，“乃備安車元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北軍。”他是住在警備部隊營房里的。劉秀派了司徒侯霸去看他，希望他晚上進宮去和劉秀說說話。嚴光不答，只口授了一封給劉秀的信，信只兩句：“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劉秀說：“狂奴故態也。”于是，當天就親自去看他。嚴光躺著不起來，劉秀就在他的臥所，摸摸嚴光的肚子，說：“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嚴光不應，過了好一會兒，才張開眼睛看了光武帝，說：“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于是嘆息而去。過兩天，又帶嚴子陵進宮敘舊，這回倒是聊了很長時間，聊困了，“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劉秀則撫摸嚴子陵的肚子，嚴子陵以足加帝腹。他們確實到了忘形的地步，君臣之間如此，很不容易。

劉秀封了嚴子陵一個官，諫議大夫，他不受。乃耕于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征，不至。年八十，終于家。

劉秀有《與嚴子陵書》，不知是哪一年寫的，文章實在寫得好，“古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鴻業，若涉春冰，瘡痏須杖而行。若綺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潁水之風，非朕所敢望。”漢人文章多短峭而情致宛然。光武此書，亦足以名世。

對于嚴子陵，有不以為然的。說得直截了當的是元代的貢師泰：“百戰山河血未干，漢家宗社要重安。當時盡著羊裘去，誰向云臺畫里看？”說得很清楚，都像你們的反穿皮襖當隱士，這個國家誰來管呢？劉基的詩前兩句比較委婉：“伯夷請節太公功，出處行藏豈必同。”后兩句即諷刺得很深刻：“不是云臺興帝業，桐江無用一絲風！”劉伯溫是幫助朱元璋打天下的，他當然不贊成嚴子陵的做法。

對嚴子陵頌揚的詩文甚多，不具引。最有名的是范仲淹的《嚴先生祠堂記》。范仲淹有兩篇有名的“記”，一篇是《岳陽樓記》，一篇便是《嚴先生祠堂記》。此記最后的四句歌尤為千載傳誦：“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范仲淹是政治家，功業甚著，他主張“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很入世的，為什么又這樣稱頌嚴子陵這樣出世的隱士呢？想了一下，覺得這是范仲淹衡量讀書人的兩種尺度，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兩面。這兩面常常同時存在于一個人的身上：

立功與隱逸，或者各偏于一面，也無不可。范仲淹認為嚴子陵的風格可以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我想即到今天，這對人的精神還是有作用的。

【導讀】

探尋千年的文化古跡

汪曾祺散文中有一類較多，就是反映作家特有的文人士大夫式的悲喜哀樂的，也是汪曾祺本人頗滿意的，《嚴子陵釣臺》就是其中的一篇。這是一篇特別的散文，作者以學者的身份考究了嚴子陵本人和釣臺的關系，從中不難看出作家的古文底子很扎實，治學很嚴謹。作家寫“嚴子陵釣臺”不止是寫景址，也是記錄一次重要的文化活動，更是進行一次傳統文化的探索梳理。

汪曾祺的《嚴子陵釣臺》與《國子監》《胡同文化》《宋朝人的吃喝》《歲朝清供》等散文一樣，能讓人領略到中國文化的特有魅力和神韻。作家對傳統文化的偏愛以及在文章中傳達的濃濃的文化氛圍，也是令讀者心儀的地方。讀著《嚴子陵釣臺》這篇探尋千年文化古跡的美文，會感受到時光交錯，仿佛置身于那逝去的時光里。

我國名勝古跡以釣臺命名的很多，陜西渭水磻溪有姜太公釣臺，江蘇淮安有漢韓信釣臺，湖北武昌有吳孫權釣臺等，“然均不及桐廬富春山嚴子陵釣臺”（清代文學家嚴懋功語）。

在中國歷史上，以釣魚出名且名垂千古的可能有兩個人，一為商朝的姜子牙。姜太公是一位杰出的韜略家、軍事家與政治家，影響久遠，歷代公認，被尊為“百家宗師”，“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的典故更是路人皆知。二為東漢的嚴子陵。嚴子陵名光，會稽余姚人，東漢初年隱士。曾與漢光武帝劉秀同游學。劉秀建立東漢當上皇帝后，再三盛情相邀，他不愿出仕，史載“不屈，乃耕于富春山”。

嚴子陵釣臺，坐落在被譽為“清麗奇絕，錦峰秀嶺”的富春江山腰。這山高三百十二米，逶迤三十五公里。山下的這段江面又稱“七里瀧”“七里瀨”。在蔥郁的山巒之中，一對奇峰屹立水崖。李白詩中曾描繪為“釣臺碧云中，邈于蒼山對”。右邊的稱為東臺，左邊的則稱為西臺，所以這一景也叫“雙臺垂釣”。傳說，東漢高士嚴子陵拒絕光武帝劉秀之召，拒封“諫議大夫”之官位，來此地隱居垂釣而聞名古今。歷代不少文化名人如：李白、范仲淹、孟浩然、蘇軾、陸游、李清照、朱熹、康有為、郁達夫、張大千、陳毅、郭沫若、巴金……先后來過釣魚臺，留下了不少詩文佳作。據統計從南北朝至清朝就有一千多名詩人、文學家來過此地，留下兩千多首詩文。汪曾祺曾游過釣魚臺，但不走馬觀花，《嚴子陵釣臺》是尋千年的文化古跡后所做的思考。嚴子陵少時與劉秀間的故事千古相傳，然而汪曾祺所寫的不僅僅為臣民與帝王間可以相聊，聊困了睡夢中可以把腳擱到同樣熟睡的皇帝的肚子上這類事而感動。活了大半輩子的汪曾祺就會這么輕信嚴子陵與漢光武劉秀老掉了牙的傳說故事？未必。他只不過是借古人說今事罷了，畢竟，汪曾祺親歷了近半個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斯文掃地的痛苦時光呵。千年的文化古跡積淀著厚重的文化底蘊，只有好好地去品味，才會有真正的收獲。汪曾祺用他的作品激活了傳統文化在今天的生命力。

讀《嚴子陵釣臺》，你會感受到汪先生行文的親切、散淡，文史視角的高達，看似隨意的援引和寬敞的襟懷，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從他作品里透出的感懷，令人想去了解他，去接近他。汪曾祺是繼承傳統的。他的歷史文化學養，來自博雜深入的閱讀，來自自由的傳統文人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