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何時“酬勤”

1956年以前，物理學界認為，自然界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宇稱守恒的。1956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從理論上、吳健雄用實驗證明：物體之間只有強相互作用才是宇稱守恒的，弱相互作用則宇稱不守恒，這個發現被稱為反宇稱守恒律。

有趣的是，在社會生活里，也有這種可比的情況。中國有句老話，叫作“天道酬勤”。在西漢至清朝的中國社會里，人們往往拿“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這種事作為例證。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黨時代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逐漸被掃除，社會上吹起一片清風，公正廉明成為主流。那時節，“天道酬勤”基本上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一種規律。在工、農、商、學各界，一個人即使沒有任何靠山，只要你用自己的勤勞智慧作出突出貢獻，就可以被選為勞動模范，受到全社會的尊重。在教育文化界，只有真正勤奮努力、學業優秀的青年人才能考進大學，只有真正經過“十年辛苦”寫出的著作才能受人歡迎，只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當教授，只有勤學苦練的藝人才能成為明星。我們不能說那時節社會上就完全沒有靠投機取巧得到好處的人，但那是少數，不是社會生活中的主流。從總的情況來估價，那時的社會生活可以說是受“天道酬勤”律支配的。

大約是1956年以后，情況開始有所變化。例如，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不少勤奮努力，在工作中作出貢獻甚至重大貢獻的人，卻被錯劃為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致使生活困苦、人格受辱。而有些所謂的“反右”英雄，只不過靠他們看風使舵的一點本領，就受到重用，名利雙收。到1958年，許多經過長期努力、具有各種專長的人物，被插上白旗，而那些聲稱畝產10萬斤稻谷的“吹牛大王”們，卻紅極一時。到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差不多所有經過數十年辛勤勞動、學業有成的人，都成為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而在考場上交白卷的，卻被當作英雄吹捧。社會上功過不清，賞罰不明，干和不干一個樣，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擊，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穩的，成了“不倒翁”。這種情況，就成為“天道不酬勤”了。因此我們可以作出結論：只是在一個公平合理，至少基本公平合理的社會里，天道才酬勤；在社會生活不公平合理時，天道是不酬勤的，或可稱為“反‘天道酬勤’律”。這種區別，是否像宇稱守恒律和反宇稱守恒律影響物質界那么嚴重，難以評說，但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確實是十分嚴重的。1956年以前，我國社會處于一種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雙豐收的年代，但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社會上浮夸風、專斷風、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很嚴重，人們思想普遍僵化。

改革開放以來，情況有了較大改變。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多勞多得原則得到了較好貫徹。城市里也逐漸打破大鍋飯體制，讓那些勤勞創業的人先富起來。十余年來我國經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與這種改變是分不開的。但是，改革開放以前遺留下來的那種反“天道酬勤”的習慣勢力，并未絕跡，在某些社會生活領域里還變本加厲起來。比如在大學里，學生畢業時，仍然有平時勤奮學習、成績好的學生，其就業情況遠遠趕不上那些“有個好父親”的學生；仍然有人以“工作需要”為名，比那些教學、科研成績遠勝于他們的人先取得高級職稱；還有些很少甚至毫無科研成果的黨政干部被評為教授；甚至有人騙得商務印書館的一個出書偽證和自制的7份假書評，成了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在黨政機關，仍然存在著這種情況：表揚了指鹿為馬的，提拔了溜須拍馬的，苦了當牛作馬的。在國有企業中，“富了方丈窮了廟”的事時有所聞。1997年7月3日《新安晚報》報道，安慶市紀檢監察機關查出18個嚴重虧損的國有企業中，有19個“富方丈”，涉及違法違紀金額29l萬元。這說明，這些方丈絕非是勤勞致富的。在農村，仍然有不是，至少不完全是靠勤勞而致富的基層干部。

所有這些，當然是有損于我國物質與精神文明建設，不利于中國社會發展的。我大聲呼吁：徹底擊潰“反‘天道酬勤’律”，使我國社會成為一個公平合理的文明社會。

（原載《長江日報》專版1997年8月25日，后由《中國改革報》全文轉載）

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頁。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