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①，《崇文總目》^②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敘曰：向敘此書， 言周之先， 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謀作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 不得不然， 則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 其舊法已亡， 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 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③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 本末先后，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 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 不可不一， 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 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茍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

戰國之游士^④則不然， 不知道之可信， 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⑤，偷為一切之計而已^⑥。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率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⑦， 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⑧也。惟先王之道， 因時適變， 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 用之無弊;故古之圣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 “邪說之害正也， 宜放^⑨而絕之， 則此書之不泯， 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 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 然后以禁， 則齊^⑩;使后世之人， 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后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 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 皆著而非之⑾。至于此書之作， 則上繼《春秋》， 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 固不可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 《崇文總目》存者八篇， 今存者十篇云。

(“叢書集成”本《唐宋八大家文鈔》， 中華書局1983年版)

注釋 ①劉向(約前77—前6)——西漢經學家、文學家、目錄學家。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漢沛(今江蘇沛縣)人。曾校閱群書，撰成我國第一部目錄學著作《別錄》。另有《新序》、《說苑》、《列女傳》、《洪范五行傳》等。《戰國策》，史書，內容多記錄戰國時游說之士的言行。西漢劉向編定。②《崇文總目》，書目集，北宋王堯臣等編輯。全書共六十六卷，著錄崇文院(皇家藏書院)藏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原書失傳。今本為清錢東垣等人輯釋、補遺。③二帝——指堯和舜。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④游士——游說之士。⑤設心注意——心意所在。⑥偷——茍且。一切之計， 一時的權宜之計。⑦蘇秦——戰國時縱橫家。字季子，東周洛陽人，曾說六國合縱抗秦。入齊，被齊大夫刺殺。商鞅，戰國時法家。衛人，姓公孫，曾說秦孝公變法，后被誣謀反，車裂而死。孫臏，戰國時兵家，齊人，孫武后代。曾與龐涓同學兵法，后涓為魏將，忌臏，誑臏至魏，施以臏刑(挖去膝蓋骨)。后臏至齊，助齊大敗魏軍。吳起，戰國時兵家，衛人，曾為魏文侯將，文侯死，遭陷害，逃至楚，輔佐楚悼王變法，悼王死，吳起亦被舊族殺害。李斯，戰國時法家，楚上蔡人，曾助秦統一六國，秦始皇死后，與趙高合謀矯詔立胡亥為二世，后被腰斬。⑧寤——通“悟”，醒悟，明白。⑨放——拋棄。⑩齊——一致，指思想統一。⑾“是以”四句——神農，傳說中農業和醫藥的發明者。《孟子·滕文公上》記載楚人許行曾以神農之道說滕文公，主張君民同耕，遭到孟子的反駁。墨子，名翟，春秋戰國之際宋人。墨家學派創始人，主張兼愛、非攻。《孟子·滕文公上》記載了孟子不愿接待奉行墨家學派思想的夷之，并對墨學的薄葬等加以駁斥。⑿高誘——東漢涿郡(今河北涿縣)人。著有《孟子章句》(今佚)、《孝經注》 (今佚)、《戰國策注》(今殘)、《淮南子注》、《呂氏春秋注》。

賞析 曾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歐陽修領導的詩文革新運動的重要作家，也是他的得意門生，因而時時處處以歐陽修為楷模。“言由公誨，行由公率”(《祭歐陽少師文》)，其文學主張和創作風格均與修接近。如貫穿曾鞏為人為文道路始終的推崇儒道、講究經世致用的思想就是在歐陽修的影響下形成的。曾鞏為文迂徐和緩、藏鋒不露、結構謹嚴且有條理。他的這些特點在這篇《〈戰國策目錄〉序》中都有很好的體現。

曾鞏曾長期編校史館書籍，這篇文章就是他在整理、校勘《戰國策》時為之所作的序。為古籍作序，一般以考訂原書的情況為主要內容，而曾鞏作序卻針對原書的內容或某些觀點加以評論，且常發前人所未發，此篇亦然。

在序文的開始，他先用簡潔的筆墨敘述了《戰國策》的校勘情況，而后引出劉向原序及觀點。劉向本是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人，在序中言必稱孔仲尼，他尊崇道德教化，反對詐偽權謀，故而對游士的行為一再斥為“詐譎”、“謀詐”、“詐偽”。但他也說：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為一切之權……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之為存，亦可喜，皆可觀。”這一說法卻引起更重儒道的曾鞏的強烈不滿，稱劉向為“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

但在行文中，迂徐和緩，藏鋒不露。本文駁斥劉向的觀點，并非單刀直入，而是欲抑先揚，先贊“其說既美矣”，再斷劉之“不得不然”之謬。展開議論之后，又不趁勢予以批判，而是收斂氣勢，先以孔孟為例作正面闡發。他認為孔孟之道是“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且二子堅持“法以適變，不必盡同;道以立本，不可不一”的根本原則，他們才是“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這句與上文中劉向的“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相對照，不露聲色地批駁了劉向的觀點。

繼而他才開始正面批評游士的行為，他認為策士們“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只管“論詐”、“言戰”而終于導致身亡國滅， “為世之大禍明矣”。擺事實，講道理，說明策士的危害。沒有聲色俱厲的指責，但實際批評的矛頭已直指劉向。

此文的另一特點就是結構嚴謹、有條理。先敘校書情況，這是序古書之必然，自然引出原序內容和觀點，展開議論。在評論中，用孔孟之道與游士的謀詐之為進行對比，劉向的“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與孔孟的“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形成對照，孔孟的“能勿茍而已”與策士們“偷為一切之計”相對立。然后由“邪說之害正”引出是否該“放而絕之”的疑問。作者指出， “禁邪說”不一定要“滅其籍”，應使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不可為”才是上策。且《戰國策》“上繼《春秋》，下至楚漢”記載了二百多年的史實，具有史料價值，“固不可得而廢也”。這一方面解決了人們的疑問，另一方面也闡述了作者整理此書的意義，并把文章從議論又拉回到書籍本身。轉折過渡自然，使文章又以校書情況作結。

《宋史·曾鞏傳》言曾鞏“本原六經”。這篇文章確是十分鮮明地體現了曾鞏這種推原儒道的思想。他的觀點雖不盡完美，衛道的精神不值得提倡，但此文在創作上的特點卻深為后人所稱道。他與劉向的觀點明明針鋒相對，但他寫來卻不見刀光劍影，而是娓娓道來，宛轉達意，且能“窮盡事理”。正如前人所云：“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呂祖謙語)此文確是書序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