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于心， 筆之于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 無不洞悉， 其術足以匡時， 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 或剿說而無當，淺深不同， 同為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 人尚實學， 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①， 著述具在， 皆博極古今， 通達治體， 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②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 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 不安于固陋， 而思嶄焉自見者， 又或采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荊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③， 號稱博通者， 可屈指數， 然其去古人有間矣。

昆山顧寧人先生， 生長世族， 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 九經諸史略能背誦， 尤留心當世之故， 實錄奏報^④， 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 窮約以老。然憂天憫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 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 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廢書， 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 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復參考，必歸于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 必暢其說而后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 然語學問必斂衽^⑤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征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 皆知先生為通儒也。

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 則其稽古有得， 隨時札記， 久而類次成書。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 一一疏通其源流， 考正其謬誤。至于嘆禮教之衰遲， 傷風俗之頹敗， 則古稱先，規切時弊， 尤為深切著明， 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為之， 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

未少從先生游，嘗手授是書。先生沒， 復從其家求得手稿，校勘再三，繕寫成帙， 與先生之甥刑部尚書徐公健庵^⑥、大學士徐公立齋^⑦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 耒念是書不可以無傳， 攜至閩中。年友汪悔齋^⑧贈以買山之資，舉畀^⑨建陽丞葛受箕，鳩工^⑩刻之以行世。

嗚呼， 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⑾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⑿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為一時， 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 采用其說， 見諸施行， 于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詳，文辭之博辨，嘆服而稱述焉， 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康熙乙亥⁽¹³⁾仲秋門人潘耒拜述。

(《日知錄集釋》卷首， 岳麓書社1994年版)

注釋 ①“若鄭漁仲”句——南宋史學家鄭樵字漁仲。南宋學者王應麟字伯厚。南宋思想家魏了翁號鶴山。元朝史學家馬端臨字貴與。②鼓篋——謂擊鼓開篋，古時入學的一種儀式。《禮記·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鄭玄注：“鼓篋，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后借指負篋求學。③“若唐荊川”句——明朝學者唐順之， 人稱“荊川先生”。明代學者楊慎字用修。明代史學家、文學家王世貞號弇州山人。明代學者鄭曉著有《端簡文集》。④實錄奏報——實錄，中國歷代所修每個皇帝統治時期的編年大事記。奏報，奏章、邸報之類。⑤斂衽——猶“斂袂”，整一整衣袖。表示恭敬。⑥徐公健庵——清代學者徐乾學號健庵。他是顧炎武的外甥。官至刑部尚書。曾主持監修《明史》、《大清會典》、《一統志》。喜藏書，留意經學，有《傳是樓書目》、《通志堂經解》、《讀禮通考》等。⑦徐公立齋——徐元文號立齋，與兄乾學、弟秉義皆以文名，合稱“三徐”。官至文華殿大學士。曾主持兼修《清太宗實錄》、《平定三逆方略》、《明史》。著有《含經堂集》。⑧年友汪悔齋——年友，科舉制度中同榜登科者稱為同年，因而同輩互稱年兄或年友。主試人對所取中的門生有時也用此稱呼。汪悔齋， 生平事跡未詳。⑨舉畀(bi)——全部給予。⑩鳩工——聚集工匠。⑾司馬朗——東漢末年隱居鄉里。曹操統一北方后，辟為司空掾， 累遷兗州刺史。曾建議恢復井田制，未被采納。⑿虞集——元代學者，曾建言用江浙之法在京師以東南沿海筑堤阻水為田， 聽富民開墾，既可阻海潮，又能衛京師，未被采納;但后來海口萬戶之設，大略采其說。⒀康熙乙亥——康熙三十四年(1695)。

賞析 順治十四年(1657)，45歲的顧炎武將家產全部變賣，只身北去，開始了此后長達二十余年的游歷生涯。北游之初，他頻繁往來于直、魯、江、浙間。順治十八年(1661)， 鄭成功率部退往臺灣，地處西南一隅的南明王朝滅亡。眼看復明大勢已去，他斷然拔足西走，決心“篤志經史”，把自己的后半生獻給著述事業。

自康熙元年(1662)，顧炎武的游蹤擴至河南、山西、陜西。此后，除陸陸續續寫了大量的詩、文、雜著外，將主要精力用于《日知錄》的寫作。康熙二年，莊廷鑨明史案發，顧炎武早年好友潘檉章、吳炎皆在冤獄中蒙難。他萬分悲痛，于旅途中遙為祭奠，以詩代哭： “一代文章亡左馬， 千秋仁義在吳潘。”表彰二人的高風亮節。本來，顧炎武是極為憎惡明末的講學之風的，曾以“能文不為文人，能講不為講師”自誓，終身不登講壇，也不輕言接收弟子，但為了表示對潘檉章的紀念，他破例將其弟潘耒收為弟子。從此以后，潘耒便跟從在顧炎武身邊，陪伴老師過著“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生涯。朝夕相處，耳濡目染，使他對老師的學問與人品都產生了極度的欽敬。顧炎武死后， 出于對先生的崇敬與對《日知錄》這部薈萃著顧炎武“平生之志與業”的著作的價值的理解，潘耒歷盡辛苦，輾轉奔走，終于使《日知錄》得以梓行問世。《日知錄序》盡管由于寫在清初文字獄盛行之際，不能對諸如自己與顧炎武以往的師生親誼、顧炎武當初游歷的原因等明確寫來，但還是大致勾勒出顧炎武一生的行狀、寫作《日知錄》的情由以及此書出版前前后后的一些概況。

顧炎武的學術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天下無賢不肖， 皆知先生為通儒也”。《日知錄》這部凝聚著顧炎武畢生心血的書更是開啟一代風氣的力作， “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但是，學術本身并不是顧炎武的目的，他曾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向者《日知錄》之刻(初刻8卷本)……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后王”。如果說顧炎武《日知錄》繁富的文字構造起了一個龐大的學術之軀的話，那么“經世致用”便是這個軀體的靈魂。但是，正如人在生活中犯“識人識面不識心”的錯誤一樣，學者們往往只對顧炎武的學術著迷，嘆服于其考據之詳贍，文辭之辯博，而忘記了《日知錄》寫作的本意。

作為顧炎武破例收下的惟一弟子，潘耒不愿意看到老師被誤讀。因此，他在序文中雖也極力稱述先生的學問，但中心意旨卻始終在于突出顧炎武“經世致用”的精神。在潘耒看來， “經世致用”乃是“通儒”與“俗儒”的分野：“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當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于心，筆之于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剿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正是由于自幼及長未嘗少衰的“憂天憫人之志”與對民生國運的關懷，使得顧炎武與一般的“俗儒”區別開來。篇末又說：“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立言不為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采用其說，見諸施行，于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詳，文辭之博辨，嘆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應當說，這些都是抓住了顧炎武思想的根本的破的之語。后來清代學術的發展證明了潘耒的擔心并非是多余的。

顧炎武死后，清代學術日益轉向繁瑣而遠離現實的考據之學，在承繼了顧炎武做學問形式的同時遠離了他的精神。到乾隆年間，一些學者甚至因為偏好顧炎武的考據之精而對潘耒突出顧炎武“經世致用”的作法不滿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