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卷零散的抒情詩及下一卷一篇長詩《彗星》，是我1941年和1942年生大病^①時所作，我在最灰暗日子中的破裂的心境之產物。

這所說我最灰暗的日子， 可以不是指我的病，但須指我在病院中所感受的那種沒有生趣的十分厭煩的情形。因為病，是和我一切的遭遇一樣，都是事前自己曾經預料過的，不足為奇，但我從未想到過我也會感到那樣無聊。最主要的是我住在和人們隔離的荒涼山野中的病院里，我遠隔朋友和親人， 病雖未至死，那時的診斷卻是沒有痊愈之期。因此，我的心境早就變成非常的壞。有時簡直想狂呼暴跳， 以使生命早日的消滅。但我當然沒有這樣做，極力使自己平靜，而結果便是更無聊，毫無生趣地過日子。在這樣的環境中，我以寫詩為消遣，就已經足夠說明我生活的貧乏了，單說那最初的動機，就只由于有一天黎明，我臥在病床上，忽然從窗口我看見了仿佛從未有過似的極清新的天色。只是這樣而已。但是，我卻因此而有幻想，——首先是那仿佛久別了的也不知道是誰的面影就來在空中閃現著，我至于還能夠看見那明麗不下于黎明的天色的眼睛在空中飄蕩， 并且還仿佛要帶給我生命的美的意向似的。于是，我寫了一首《黎明》，接著又寫了其他幾首。

但這恰正證明我生活的貧乏。我當時既不能不將那幻影看作對于我的最高的存問;接著， 由于我意識到這一點， 又更不能不有喜悅，以為這又是我病中所尚存留的對于青春的一點敏感。可是， 一提到青春，我常常拿它和我認為的“智”和“美”的真實相提并論的青春，又在哪里呢?我的實際的生活在哪里呢?我能夠以幻想滿足我自己么?我應當以幻想滿足我自己么?我的幻想又是多么的貧乏可憐啊。一想到這些，我不能不想到這些，我便進而陷入極矛盾的心境里了，首先，是引起我對于生命的渴求。因此，我反而更感到生命的荒涼和現實的悲哀，而實質上是我深感到我將因此要和真實的生活脫節。我的心緒總是紊亂不安寧，我的感情始終是粗劣而破碎。但是，在這種破裂的狀態下， 當然我還是應當盡力地使我自己平靜的，所以大部分時間，就都是和紊亂的心緒搏斗，而留著這種痕跡的東西就不能不占了一大半。

不用說，在這種情形下， 寫詩決不能有補益， 而寫下的這些東西，又是不能不給人一種不調和的感覺。加以我對于詩的毫無素養，更使它顯出了殘缺。對于朋友，對于讀者， 由于我不能寫出較和諧較完整的詩，由于我不能更好地描畫美麗的幻景，我不能有更明凈更雄壯的心境去看云山和雪野， 不能以更虔誠的心去懷念師友(“彗心”)和理解晚上的夢，……我是應當怎樣地抱愧!

但我將不再寫這樣的詩了罷，就是說，生活還可以向更廣闊更和諧的地方走去的罷。就只因為有時還會引起使我沉悶的回想，便將經過散落而留下的部分整理起來付印，并愿將它獻給3個挽救我病以免于死亡的朋友， 其中一個卻已經是死了。

在這里，我想念到幾個最關心我病而到現在還未能見到面的朋友。

1943年9月10日在重慶

(《真實之歌》， 重慶作家書屋1943年版)

注釋 ①大病，指囚禁。——編者注。

賞析 人的生命流動中走過的每一段風景都寫在了他的心靈史上。1941年和1942年馮雪峰生了一場“大病”，在他的生命中，這無疑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而在他的心靈史上，卻是一道亮麗的彩虹。因為馮雪峰在這段時間里思想上經歷了一個“無聊——幻想——矛盾”的過程，在對生命本質意義的思考方面，實現了一次超越。

下面我們就循著這條線索走進馮雪峰的精神世界。

“病”是馮雪峰意料之中的，他認為這同自己的“一切的遭遇一樣”，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那里的環境是惡劣的，那是“和人們隔離的荒涼山野中的病院”，他“遠隔朋友和親人”，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是難以想像的，而且“病雖未至死，那時的診斷卻是沒有痊愈之期”，生命是可貴的，但馮雪峰那時卻“想狂呼暴跳，以使生命早日的消滅”，這種對生命否定的想法正產于“對生命的渴求”。叔本華說自殺“實際上是對意志的極度肯定”， “自殺者是想生活的，只是他不滿于他所處的生活條件，因此，他沒有拋棄求生的意志。他放棄生命，只是對個別現象的消滅。他想活下去，想痛痛快快地生存下去，他實質上肯定著肉體。但是，復雜的外在環境使他受挫，這就使他陷入極度痛苦之中”。(《論自殺與死亡》)由叔本華的論述，便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馮雪峰當時怎樣的“無聊”和“毫無生趣”。

雖然如此“無聊”，但作者仍然“極力使自己平靜”，在“有一天黎明”，“看見了仿佛從未有過的極清新的天色”，而且， “因此而有幻想”，馮雪峰原本即將熄滅的生命火焰又熊熊燃燒了起來。他并非不食人間煙火，因此難以無牽無掛，朋友和親人雖然不在身旁，但“那仿佛久別了的也不知道誰的面影就來在空中閃現著”， “面影”是模糊的，清晰的是“明麗不下于黎明的天色的眼睛”，它“仿佛帶給我生命的意向似的”。可以說，是“幻影”使他重新鼓起了生命航船的風帆，“幻影”是什么呢?是希望，是他對未來的向往。

在這里，馮雪峰已意識到“病中所尚存留的對于青春的一點敏感”的可貴，他“不能不有喜悅”，因為他還希望自己的生命存在，也有能力使自己的生命存在。

但是，馮雪峰繼續追問自己，生命的存在是否就是生命的終極意義?

在“病中”，“對于青春的一點敏感”支持著自己的生命，但是活著是否就是人生的目的?他問自己： “我認為的‘智’和‘美’的真實相提并論的青春，又在哪里呢?我的實際生活在哪里呢?我能夠以幻想滿足我自己么?我應當以幻想滿足我自己么?”一連串的發問顯示了作者思維的逐步深入，生活中的現實使他陷入了“極矛盾的心境里了”。“矛盾”，正是靈魂掙扎帶來的痛苦，他深感“生命的荒涼和現實的悲哀”，他需要的是一種自己追求的“真實的生活”，而并非是那“幻影”。

從只是追求生命存在的“幻影”到追求生命存在意義的“真實生活”，是超越，也是升華，作者也為之付出了代價， “心緒總是紊亂不安寧”， “感情始終是粗劣而破碎”。

這種痛苦是一種必然的階段，作者不可能寫出“較和諧較完整的詩”，這一段心路歷程， 只能是以血為墨寫就，不可能會用彩筆描繪。

在“挽救我病以免于死亡”的朋友們的幫助下，馮雪峰走出了自我，認識到“生活還可以向更廣闊更和諧的地方走去”，思想上不再“矛盾”。

或許多年后馮雪峰再回首往事，會感到這段日子正如伏爾泰所說：“我不知道永恒的生命在何處，但現在的生命卻是最惡劣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