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看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 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 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來， 絕對的不是。

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 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柜。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們槍擊徒手請愿的學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眾中，給一個兵抓住了， 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做買賣的”。兵道：“那么，到這里來干什么?滾你的罷!”一推，他總算逃得了性命。

倘說教員，那時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2年，他終于被張作霖們害死了。

段將軍的屠戮， 死了42人， 其中有幾個是我的學生， 我實在很覺得一點痛楚;張將軍的屠戮，死的好像是10多人，手頭沒有記錄，說不清楚了，但我所認識的只有一個守常先生。在廈門(應在廣州。筆者注)知道了這消息之后，橢圓的臉， 細細的眼睛和胡子， 藍布袍， 黑馬褂，就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 其間還隱約看見絞首臺。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這是我歷來的偏見：見同輩之死， 總沒有像見青年之死的悲傷。

這回聽說在北平公然舉行了葬式，計算起來，去被害的時候已經7年了。這是極應該的。我不知道他那時被將軍們所編排的罪狀，——大概總不外乎“危害民國”罷。然而僅在這短短的7年中，事實就鐵鑄一般的證明了斷送民國的4省的并非李大釗，卻是殺戮了他的將軍!

那么，公然下葬的寬典，該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報章上，又看見北平當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聞。我也不知道為什么，但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 了罷。倘其果然， 則鐵鑄一般的反證， 實在來得更加神速：看罷，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軍呢還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驅者的血，現在已經并不希奇了。單就我自己說罷，7年前為了幾個人，就發過不少激昂的空論， 后來聽慣了電刑， 槍斃， 斬決，暗殺的故事，神經漸漸麻木， 毫不吃驚，也無言說了。我想，就是報上所記的“人山人海”去看梟首示眾的頭顱的人們， 恐怕也未必覺得更興奮于看賽花燈的罷。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過熱血之外，守常先生還有遺文在。不幸對于遺文，我卻很難講什么話。因為所執的業，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時代，我雖以他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伙伴，卻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騎兵不必注意于造橋，炮兵無須分神于馭馬，那時自以為尚非錯誤。所以現在所能說的，也不過：一， 是他的理論， 在現在看起來， 當然未必精當的;二，是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駐， 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騙子的一迭迭的集子， 不是已在倒塌下來， 連商人也“不顧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過去和現在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將來，洞若觀火!

1933年5月29夜，魯迅謹記。

這一篇，是T先生要我做的， 因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關系的G書局出版。^①我誼不容辭， 只得寫了這一點， 不久， 便在《濤聲》上登出來。但后來，聽說那遺集稿子的有權者另托C書局^②去印了， 至今沒有出版，也許是暫時不會出版的罷。我雖然很后悔亂作題記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記此一件公案。12月31夜， 附識。

(《魯迅全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釋 ①先生——指曹聚仁。G書局——指群眾圖書公司。②C書局——指商務印書館。

賞析 《守常全集》是李大釗的文稿集。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曾任北京《晨鐘報》總編輯、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新青年》雜志編輯等。俄國十月革命后，在我國最早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他積極領導了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一直負責北方黨的工作，1927年4月6日被軍閥張作霖逮捕，4月28日與其他19人同時遇害。

李大釗遇害7年后的1933年4月23日，北平群眾為李大釗舉行安葬儀式(魯迅出于對先烈的熱愛和敬重，為安葬寄去捐款50元)。但是，當靈柩由宣武門外下斜街移往香山萬安公墓安葬時，國民黨軍警特務在西四牌樓附近，以“妨害治安”為名，禁止群眾為李大釗送葬，并開槍射擊，致使多人受傷，40多人被捕。這一事件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不久，上海群眾圖書出版公司擬出版李大釗遺著， 由曹聚仁約請魯迅撰寫序文。魯迅覺得“誼不容辭”，欣然應允。于1933年5月29日寫了這篇《〈守常全集〉題記》。

題記第一部分先回憶了在北京與李大釗的交誼，簡單介紹了和李大釗的相識緣由及印象。進而是對他的人品評價和相貌形容。他“有些凡俗”、“有些像商人”的模樣，使他在“三一八”慘案中得了好處，僥幸死里逃生。但像他這樣有名望的革命先驅，在那個時代遭受壓迫摧殘是必然的。果然， “到第2年，他終于被張作霖們害死了”。在這看似輕松的筆調中，既有作者對先驅者的熱愛，更透露出對軍閥們的憤怒。

第二部分作者以跳躍之筆，寫了與李大釗有關連的幾件事。文章從“段將軍的屠戮”寫到“張將軍的屠戮”，再寫到李大釗遇害7年后國民黨當局的“捕拿”。作者意在從李大釗及追隨者遭受壓迫摧殘的相類似性上，讓人們清楚地看到國民黨當局與舊軍閥本質上的相同。“危害民國”的罪人，已被“斷送民國的4省”這鐵鑄般的事實證明了，不是李大釗及其追隨者，而是殺戮他們的“段將軍們”、“張將軍們”;而“妨害北平的治安”的罪人，也將被“更加神速”到來的鐵鑄般的事實所證明，他們不是現在遭捕拿、為李大釗送葬者，而是現在的賣國當局和日本侵略者。本部分以鐵的事實為依據，邏輯嚴密，說理充分，切中要害。

第三部分是“題記”的重點，寫自己現在寫序文的感受和對李大釗遺文的評價。上承新舊軍閥的屠殺，作者說“革命的先驅的血，現在已經不希奇了”。“聽慣了電刑，槍斃，斬決，暗殺的故事，神經漸漸麻木，毫不吃驚，也無言說了”。是啊，在這六七年中，僅他親歷的流血事件就有多起。從寫本文之時往前說，幾天前便有“左聯”成員丁玲、潘梓年被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應修人拒捕犧牲;1931年2月7日，殷夫、柔石等“左聯”五烈士被殺害于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魯迅受牽連，曾棄家出逃1月余;1927年4月的全國血腥大屠殺，他是“在這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 (《三閑集·序言》);再往前是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等。1926年的慘案發生后，他說段祺瑞政府的屠殺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但現在看來，這樣的屠殺的確“已經并不希奇了”。在這持續的“死亡恐怖”的時代里，暴力虐殺之放肆和野蠻，“血是流得太多了”，這的確早已超出了人可以負荷的程度，難免使人“神經漸漸麻木，毫不吃驚，也無言說了”。這些話從基調而言，不免是壓抑低沉的，但這正是壓迫無比慘烈，社會極端黑暗造成的。從藝術上說，這種低沉抑郁，則是一種蓄勢待發，欲揚先抑的手法。誰都知道，作為革命家的魯迅，是決不會被敵人的屠殺嚇怕的，決不會對時勢的變化及革命者生死流血置之度外的。正如他自己所說： “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1933年6月25日致山本初枝信》)果然，在最后一段的起始便是“不過熱血之外，守常先生還有遺文在”，筆調轉換，情緒調高上揚。贊許李大釗是“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伙伴”，并用辯證的觀點評價其遺文：“一，是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二，是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駐， 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文章末尾含蓄地啟示讀者： “以過去和現在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將來，洞若觀火!”中外反動派還將繼續摧殘革命、屠殺人民，但革命者的精神將永存，人民必將勝利。

關于這本文集的出版，魯迅主張不送審，連出版社也胡謅一個，但主持出版的人不聽勸告，碰了釘子，結果在魯迅生前未能出版。魯迅憤慨地說：“論起理來，李死在清黨之前，還是國民黨的朋友，給他留一個紀念，原是極應該的，然而中央的檢查員，其低能也未必下于郵政檢查員，他們已無人情，也不知歷史。”(《1933年6月3日致曹聚仁信》) 1939年4月北新書局曾印初版，但當即為租界當局沒收。1949年7月仍由北新書局重印出版，改名為《守常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