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有一載①,禮部儀制司主事仁和龔君卒于丹陽②。越明年夏,其孤橙③抱其遺書來揚州,就正于其執友邵陽魏源。源既論定其中程者,校正其章句違合者, 凡得文若干篇, 為十有二卷,題曰《定庵文錄》,又輯其考證、雜著、詩詞十有二卷,題曰《定庵外錄》,皆可殺青④付繕寫。
昔越女之論劍曰: “臣非有所受于人也,而忽然得之。”⑤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 天不能嬗⑥, 父兄師友不能佑。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謠俗,逆風土,大者逆運會。所逆愈甚, 則所復愈大, 大者復于古,古者復于本。若君之學,謂能復于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復于古也決矣。陰陽之道,偏勝者強。自孔門七十子之徒,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⑦, 已不能兼誼。其后分散諸國, 言語家流為宋玉、唐勒、景差⑧,益與道分裂。荀況氏、揚雄氏亦皆從詞賦入經術, 因文見道,或毗陽則駁于質, 或毗陰則憒于事⑨。徒以去圣未遠,為圣舌人⑩, 故至今其言猶立。矧(11)生百世之下, 能為百世以上之語者, 能駘宕(12)百世以下之魂魄, 春如古春, 秋如古秋, 與圣詔告王獻酬(13),躪勒、差而出入況、雄, 其所復詎不大哉!火日外景則內暗,金水內景則外暗(14),外暗斯內照愈專。君憒于外事,而文字窔(15)奧洞辟, 自成宇宙, 其金水內景者歟?雖錮之深淵,緘以鐵石,土花繡蝕,千百載后, 發硎出之, 相對猶如坐三代上。
君名自珍,更名鞏祚, 字璱人, 浙之仁和人。于經通《公羊春秋》⒃,于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⒄為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藥石為厓郭(18),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為質干,晚猶好西方之書(19),自謂造深微云。自其先世祖父至君三世,皆以進士官禮曹。君二子,長子橙,以文學世其家。
邵陽魏源敘。
(清宣統元年國學扶輪社刊本《古微堂外集》卷三)
注釋 ①道光二十有一載——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②“禮部儀制”句——龔自珍是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官至內閣中書、禮部主事。后辭官南下,客死丹陽云陽書院。③其孤橙——龔自珍長子龔孝拱。橙,原作“”,孝拱涂改為“橙”。④殺青——《后漢書·吳祐傳》:“恢(祐父)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李賢注:“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后泛指書籍寫定。⑤“臣非有所受”句——出自《吳趙春秋》卷五。春秋越王勾踐時,趙國處女善劍術,越王問曰: “夫劍之道如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于無人之野, 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 ⑥嬗——通“禪”。這里是傳授的意思。⑦“自孔門”二句——《論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說明“孔門七十之徒”各有專長。⑧宋玉、唐勒、景差——《史記·屈原列傳》:“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⑨“或毗陽”二句——語本《莊子·在宥》:“人大喜邪毗于陽,大怒邪毗于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和哉?”毗(pi),偏附。⑩舌人——周代的翻譯官名。見《國語·周語》。⑾矧(shen)——況且。⑿駘宕——放蕩。⒀告王獻酬——告王,《詩·大雅·江漢》:“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孔疏:“告其成功于宣王也。”獻酬,主人敬酒于賓客。《詩·小雅·楚茨》:“為賓為客,獻酬交錯。” ⒁“火日外景” 二句——《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參曾聞之夫子曰: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⒂窔(yao)——幽深。⒃《公羊春秋》——《春秋》三傳之一《公羊傳》。⒄六書小學——六書,六種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又指王莽時六種字體,即古文、奇字、篆書、左書、繆篆、鳥蟲書。小學,漢代對文字學的稱呼,因兒童入小學先學文字,故名。⒅厓郭——厓,邊;郭,外框、外殼。⒆西方之書——這里指佛經。
賞析 這是一篇為朋友的遺作寫的序文,對《定庵文錄》的由來,對作者的生平、事跡、家世作了簡要介紹,而其主體則是對龔自珍作品的評價。
清代后期文壇,派別林立,各有傳承,然而以成就論,卻無疑走著一條江河日下的道路。在中國古典文學走向終結之時,龔自珍的詩文卻像一道燦爛的回光,照亮了清末文壇沉寂的原野。他的詩文有狂俠的豪宕之氣,也有悱惻的怨抑之情;有對政治的熱情,也有意欲逃禪的空寂。無論是作品的風格與內容,都很難看出他是直接受誰的傳承,依傍誰人的門戶。龔自珍就是龔自珍,他的一切作品都帶有自己強烈、獨特的個性色彩。在清末“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文壇上,他仿佛是橫空出世。因此,魏源引用越女論劍語,說他是“忽然得之”,這就不僅是對龔自珍詩文成就的贊嘆,同時也指出了龔自珍不同流俗的風格。
魏源認為:“夫忽然得之,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謠俗,逆風土,大者逆運會,所逆愈甚,則所復越大。”也就是說,那種不依傍他人門戶、卓然獨立的作品,大多是對于謠俗、風土、乃至時代的反撥,其方向則是“復于古”, 乃至“復于本”,而龔自珍則“要其復于古也決矣”。魏源并不是個盲目崇古者,他曾說過: “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繩古,是為誣古。”他特別喜歡先秦時代的著作,但喜歡的原因,正是因為其能做到“文以載道”,用文字載記下對于時代的思考,里面跳動的是時代的脈搏,具有生生不息的時代精神。隨著時代的推移,“言語家”也即文字之士“益與道分裂”,作品也就難以達到先秦那樣的思想性與文學性的完美統一了。因此,魏源對于“復于古”的肯定,是對先秦文道緊密契合及關注時代精神的肯定,而絕不是在文字上、風格上對古代的模擬效法。魏源對龔自珍所下的“要其復于古也決矣”的判斷,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做出的,是對于龔自珍能夠跨越千載而承接真正的文道,亦即既注重傳統又注重時代精神的肯定。
魏源在龔自珍詩文諸特點中拈出“文”與“道”的完美結合,無疑是抓住了定庵其人其文的特質。龔自珍之成為龔自珍,絕不僅僅在于其詩文成就,在更重要的意義上,他是一位思想家,他有著對世事的敏銳洞察: “當嘉、道間,舉國醉夢于承平,而定庵憂之,儳然若不可終日。”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他是首批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中國人之一,是中國思想解放的先驅與向導。誠如梁啟超所說:“晚清思想之解放, 自珍確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 (《清代學術概論》)他是一位詩文大家,更是一位思想大家。作為思想家,魏源敏銳地意識到了定庵詩文中所蘊含的深刻思考。抓住了這一點,也就把龔自珍與一般“雕蟲篆刻”沉溺于詩文的文士區別開來。
序文還對龔自珍何以能創作出這樣的不朽篇章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他用“火日外景則內暗,金水內景則外暗,外暗斯內照愈專”的道理來說明,龔氏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文學成就,與其生平的不得意是分不開的。這種解釋顯然是有其合理性的:一方面,假如龔自珍官場得意,那么自然沒有那么多的余暇為文,留下來的文章當多是奏疏一類的官樣文章;另一方面,文學是心靈的載記,假若官場得志,沒有愛國無力、報國無門的悲憤與憂怨, 與不得已留連情場、放浪形骸的詩酒生涯,寫出那么多飽含激情的詩文也是不可能的。一部《定庵文錄》就是一部定庵心路歷程的載記,它與定庵的經歷當然有割不斷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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