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 其辭所以出， 一莫知窮極， 而病^①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 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

予之令鄞^②，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余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于今者， 自予得之。

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后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③下序而次之， 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皇祐壬辰^④五月日， 臨川王某序。

(“四部叢刊”本《臨川集》卷八四)

注釋 ①病——擔憂。②令鄞——做鄞縣令。鄞(yin)，縣名，在今浙江寧波市。③《洗兵馬》——詩題名，杜甫作。至德二載(757)九月至十月，唐軍先后擊敗安史叛軍，收復長安和洛陽。此詩作于乾元二年(759)春二月。當時詩人在洛陽，平叛戰爭形勢很好，大有一舉復興的希望，故詩多欣喜愿望之詞。王安石選杜甫詩，標榜此詩為壓卷之作。④皇祐壬辰——公元1052年。皇祐，宋仁宗年號。

賞析 王安石的文學觀受他的政治思想影響，特別強調實用功能。在《上人書》中表達了這一觀點：“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王安石說的“適用”，偏重在具體實際的社會作用方面，而不像道學家偏重在道德說教，這是政治家的本色。因此，在散文方面，王安石重韓而輕柳;在詩歌方面，重杜而輕李。他那重質輕文、重寫實輕寫意的詩文觀由此可見一斑。王安石非常敬重杜甫，北宋慶歷七年(1047)至皇祐元年(1049)，他在做鄞縣縣令期間，搜集整理杜甫的軼散詩作，皇祐四年(1052)，將所得杜詩考訂編目為《老杜詩后集》，并寫下這篇序文。

在序文中，王安石開宗明義，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因為杜詩的文辭意蘊達到了“莫知窮極”的境界，深為自己沒能真正掌握而抱憾。為了使自己喜愛的杜詩得以完備地流芳百世，作者每發現有杜甫的詩作就認真品味，“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由此，杜甫詩歌所具有的鮮明藝術特色已不言自明。王安石喜愛杜詩、熟悉杜詩、理解杜詩的情態也躍然紙上。正因如此，王安石任鄞縣縣令時，得到外人所贈“世所傳”的古詩二百多篇，經細細品味其“文與意”，知道為杜甫所做。其后，點出該傳本是“凡于今者”中最為完備的一種，這就道出了此傳本的珍貴價值。

至此，一篇序文所要說明的結集緣由、編纂過程、此集的價值特色，表述得已很全面，似乎可以結束了。然而王安石并沒有到此擱筆，而是點明結集的真正目的。

由于北宋初的詩歌沿襲著晚唐五代的浮靡詩風，這與王安石強調實用的文學思想、與作者所喜愛的杜詩的寫實精神大相徑庭。于是感嘆：“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后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也就是說，世上學詩的人，不能學到杜詩的風格，學不到杜詩的實質，原因就在于“不知詩”。可見，王安石結集的真正目的，不僅僅是自己喜愛杜詩，還肩負著社會使命：扭轉文學創作中的浮華風氣。到此，他才把自己的真正目的昭示給讀者。這也是王安石為文的風格，他在“務為有補于事”的文學觀念支配下，以及對現實的強烈關注，寫詩著文總是與社會的實際問題貼得很緊。

這篇序文表達了作者對杜詩的喜愛之情，但沒有用華麗的辭藻去加以夸飾，而是將喜愛之情訴諸議論說理，揭示杜詩“莫知窮極”的境界。這樣，就使得情感的表達更為真摯而深沉。行文層次清晰，中心突出。簡要說明結集緣由、編纂過程等一般情況之后，就把筆墨集中在結集的真正目的——匡正文壇時弊。全文有抒情，有敘述，有議論，三者緊密結合，讀來真切感人，并為其所講的道理所征服。杜甫在宋代逐漸受到高度重視，宋詩逐漸向杜甫詩風靠攏，正以王安石的推崇為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