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從孩子的照相說起》原文|注釋|賞析

因為長久沒有小孩子，曾有人說，這是我做人不好的報應，要絕種的。房東太太討厭我的時候，就不準她的孩子們到我這里玩，叫作“給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 ” 但是，現在卻有了一個孩子，雖然能不能養大也很難說，然而目下總算已經頗能說些話，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了。不過不會說還好，一會說，就使我覺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敵人。

他有時對于我很不滿，有一回，當面對我說： “我做起爸爸來，還要好……”甚而至于頗近于“反動”，曾經給我一個嚴厲的批評道： “這種爸爸，什么爸爸! ?”

我不相信他的話。做兒子時，以將來的好父親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兒子的時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凈了。況且我自以為也不算怎么壞的父親，雖然有時也要罵，甚至于打，其實是愛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潑，頑皮，毫沒有被壓迫得瘟頭瘟腦。如果真的是一個“什么爸爸” ，他還敢當面發這樣反動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潑，有時卻也使他吃虧，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誤認為日本孩子，罵了好幾回，還挨過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這里還要加一句說的聽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話： 近一年多以來，這樣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沒有了。

中國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實在是很難分辨的。但我們這里的有些人，都有一種錯誤的速斷法： 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孩子; 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館里給他照過一張相，滿臉頑皮，也真像日本孩子; 后來又在中國的照相館里照了一張相，相類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謹，馴良，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了。

為了這事，我曾經想了一想。

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師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勢，兩國的照相師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 眼睛，覗機攝取他以為最好的一剎那的相貌。孩子被擺在照相機的鏡頭之下，表情是總在變化的，時而活潑，時而頑皮，時而馴良，時而拘謹，時而煩厭，時而疑懼，時而無畏，時而疲勞……。照住了馴良和拘謹的一剎那的，是中 國孩子相; 照住了活潑或頑皮的一剎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馴良之類并不是惡德。但發展開去，對一切事無不馴良，卻決不是美德，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爸爸”和前輩的話，固然也要聽的，但也須說得有道理。假使有一個孩子，自以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 或者滿臉笑容，實際上卻總是陰謀暗箭，我實在寧可聽到當面罵我“什么東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個東西。

但中國一般的趨勢，卻只在向馴良之類——“靜”的一方面發展，低眉順眼，唯唯諾諾，才算一個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面……凡是屬于“動”的，那就未免有人搖頭了，甚至于稱之為“洋氣”。又因為多年受著侵略，就和這“洋氣”為仇;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反一調：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著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吃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

其實，由我看來，所謂“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但因了歷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了。這是必須拿它回來——恢復過來的——自然還得加一番慎重的選擇。

即使并非中國所固有的罷，只要是優點，我們也應該學習。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我在這里要提出現在大家所不高興說的日本來，他的會摹仿，少創造，是為中國的許多論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們的出版物和工業品，早非中國所及，就知道“會摹仿”決不是劣點，我們正應該學習這“會摹仿”的。“會摹仿”又加以有創造，不是更好么?否則，只不過是一個“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這里還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聲明： 我相信自己的主張，決不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于實際上的做奴才并無妨礙。

(1934年8月20日《新語林》半月刊第4期)

賞析 孩子照相，本是生活中的小事。魯迅以此為題，從容運筆，拈取日常所見，從細微處著筆，諷刺了傳統文化觀念的陳腐和保守，同時順帶批判了當時“滿口愛國，滿身國粹”的人們，指出他們其實是為帝國主義效勞的奴才。

對于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心理進行剖視，可以有多種角度。本文把焦點對準“照相師”，指出在日本照相館和在中國照相館給同一個孩子照相，卻判若兩人，那原因“是在照相師的”。中國照相師“攝取他以為最好的一剎那的相貌”，恰恰總是“拘謹、馴良”的樣子，而日本照相師則專攝取“活潑或頑皮”的一剎那。所以問題不在孩子，而在于以什么樣的標準攝取孩子的剎那間的精神風貌。魯迅用這樣富于啟發性的事例，意在說明： “溫文爾雅”、“馴良”、“拘謹”，不單是古圣先賢的雅訓教育的結果(所謂“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一般人也由于傳統習慣勢力視這種精神狀態為常態，甚或認為是一種美德; 而對于“洋人”孩子的“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則視為“洋氣”而盲目拒斥，或“故意和這 ‘洋氣’ 反一調”。結果是，“低眉順眼，唯唯諾諾，才算一個好孩子。”認為只有這樣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才是“愛國”。這是一種不健康的文化心理。這種文化心理于社會進步、民族復興有百害而無一利，倒往往成為反動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培育“順民”的土壤。

魯迅否定上述“唯唯諾諾，低眉順眼”的性格，對于雄健的民族性格的重鑄寄予深摯的期望。他主張以開放的胸襟對“洋氣”加以分析、擇取。因為“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格中所本有的，應該經過慎重的選擇拿它回來。“即使并非中國所固有”，只要是優點，也應該學習。對于傳統道德觀念，他也主張采取分析態度： “馴良”之類并非惡德，對一切事“無不馴良”卻決不是美德;父輩的話，固然要聽，但必須“說得有道理”。他希望中國的孩子應該“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面”，從窒息人的精神發展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即使被人們稱之為“洋氣”也無不可。這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這些議論、評斷，閃爍著辯證分析的思想的光芒，即使今天讀來也仍然有深刻的啟發。

雜文筆調要求尖銳、鮮明，常難免流于片面偏激，所謂“攻其一端，不計其余”。這似乎是一些雜文不易克服的缺點。究其原因大多在于尚未掌握辯證分析的方法。魯迅后期雜文既保持了尖銳潑辣的鋒芒，而又不失之于片面，是值得我們反復體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