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簫此集存在我的亂紙堆里已兩年半了, 那時本想為找一出版處,恰逢大戰突發, 印刷困難, 遂爾擱置。幸而這個稿本隨我留此,否則也要與我的存書同一命運——即免劫火,定遭散失。現在它能有與閱者相見的機會殊不容易。
伯簫好寫散文, 其風格微與何其芳李廣田二位相近,對于字句間頗費心思,這是我一向素悉的。他與何君同校任教,尤有交誼,現在聽說都在瘠苦的荒地服務。伯簫自從領導一校青年流離各地以后, 曾數在前方盡文人的義務。奔走,勞苦, 出入艱難, 當然很少從容把筆的余暇。然而在大公報文藝欄上我讀到他的文藝通訊, 不但見出他的生活的充實, 而字里行間又生動又沈著, 絕沒有閑言贅語, 以及輕逸的玄思, 怊悵的懷感。可是也沒有夸張,浮躁,居心硬造形象以合時代八股的格調。生活是解剖思想的利器,經驗才是凝合理智與情感的試金石。寫文字,文才固居第一,但只憑那點“文才”, 不思, 不學,其結果正是所謂非“罔”即“殆”。怎樣方能開辟出思的源泉備辦下學的資料,還不是要多觀察, 多體驗, 多懂人生那幾句常談?不必說當此水深火熱的時代,就在平時,如果只隱伏于自造的“塔”上,徒憑想像的馳騁;徒炫弄文詞的靡麗,至多也不過會涂幾筆呆板彩繪的工細山水, 或寫意的孤松怪石罷了。……伯簫好用思, 好鍛煉文字,兩年間四方流蕩,擴大了觀察與經驗的范圍,他的新作定另有一樣面目。——我能想到不止內容不同,就論外貌,也準與這本《羽書集》有好大區別。
在這時,使伯簫的舊作與讀者相見, 看看作者那時的心情與對一切的體認, 文章雖舊,似也無妨。何況多少熱情早在平靜的生活中埋伏下日后開花結實的種子。
回想作者寫這些文字時,我少不了與他有晤面的機會。那軟沙的海濱;那黑石重疊的山谷;那大公園的海棠徑上;那個小小的庭院中,——飲“苦露”(酒名),斟清茗。或當風雪冬宵燒餅鋪外的匆匆招呼;在炫彩的碧波上隔日相遇;在老舍的二簧腔調的猛喊之下,彼此縱笑。現在——,現在, 不需說甚么感傷話, 然而凡記得起的熟人,那個不曾捧一份真誠心愿,切望著總有一天大家從歷劫的掙扎后再得歡顏相向?縱使頭發白了多少,皺紋多了幾條, (其他的損失當然不必計算)算甚么呢!
我為伯簫此集寫幾句話, 向未來先付下約書:——不為個人與個人間的私誼, 而是每一位在苦難里打過滾的中國人的共同希望。無論如何,我們應該還有更明朗,更欣慰,更可以把杯痛飲,從容寫文的“未來”在!
(《羽書》, 桂林文化出版社1941年版)
賞析 吳伯簫被人稱為當代散文八大家之一(另外七位是楊朔、劉白羽、秦牧、巴金、孫犁、柯靈、賈平凹),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羽書》是吳伯簫早期的一個散文集,1941年由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吳伯簫1932—1936年的散文18篇。
所謂羽書,又叫羽檄,通俗地說,就是插雞毛翎子文書,用以表明文書的緊急程度。它最早見于《史記》中的“以羽書征天下兵”,本書之所以叫做《羽書》,是以其中一篇《羽書》的文章來命名的,似無另外的意思。
王統照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文研會的主張是“為人生”的。他們在文學研究會的成立宣言中明確提出“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身的事業”。因而王統照在評論吳伯簫的散文時也體現了為人生的主張。他說, “生活是解剖思想的利器,經驗才是凝合理智與情感的試金石。寫文字,文才固居第一,但只憑那點‘文才’,不思,不學,其結果正是所謂非‘罔’即‘殆’。”在王統照看來,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它不僅為作家的創作提供豐富多彩的素材,而且還擔負著培養作家的思想感情,解剖其思想感情的職能。作家只有深入生活,體驗生活,從生活中獲得對事物的認識和情感,其作品才會有堅實的內容和真切的情感。因而寫作不能僅靠文才,如果沒有生活做基礎,一切作品就會成為單純的文字游戲,于人生毫無意義,其價值自然也不會長久。一件完美的優秀的作品,應該是有充實的生活內容,有作家的真切情感體驗,有優美的形式和漂亮的文字。依此標準,王統照對吳伯簫的散文給以很高的評價,認為吳伯簫的文章“不但見出他的生活的充實,而字里行間又生動又沈著,絕沒有閑言贅語,以及輕逸的玄思,怊悵的懷感。可是也沒有夸張,浮躁,居心硬造形象以合時代八股的格調”。可見,王統照既反對像周作人等人隱伏于自造的塔里,或沉緬于鏡花水月似的幻夢中,徒憑想像的馳騁,寫一己之悲歡憂傷,徒炫弄文詞的靡麗,脫離時代和生活的作法;也反對那種看似生活內容充實,卻是為了某種意圖或觀念編造生活,反映所謂的生活本質的虛假的公式文章。而這兩種傾向,在當時的文學界相當普遍地存在著。王統照作為“人生派”的作家,不能不對這兩種傾向做出反應。
1941年中國正是內憂外患嚴重的時刻,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國統區的廣大進步人士生活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之下。人們渴望抗戰勝利,渴望祖國和平,王統照在序文的最后抒寫了“每一位在苦難中打過滾的中國人的共同希望。”——那就是“我們應該還有更明朗,更欣慰,更可以把杯痛飲,從容寫文的‘未來’在!”作者的愿望最終不是已經實現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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