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淹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

西洲在何處?兩槳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

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采紅蓮。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青如水。

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

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干頭。

欄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

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

《西洲曲》是南朝樂府中一顆最為璀燦耀目的藝術明珠。它描寫一位少女對遠方情人的四季相思，感情綿邈悱惻，低婉深長，處處動人心脾，導人入極美之境而不能自返，實乃言情絕唱。

關于這首抒情長詩的作者，《玉臺新詠》署為江淹，《樂府詩集》則將其視作“古辭”而收入“雜曲歌辭”類，《詩鏡》又說是梁武帝。我們認為，從這首詩的內容和表現形式來看，它胎息于南朝樂府民歌是無疑的;但從其藝術表達的圓熟來看，顯然經過文人之手——不僅僅是加工潤飾而已，而是一番再造(或摹擬)。這位文人，我們大體可以推定是江淹。江氏在文學史上以善于摹擬著稱，同時他的那篇《別賦》既描寫別時，也預想別后，篇中借鑒樂府民歌之處不少，有些地方的情景、手法均與本詩類似。

以夢起、以夢結，實景與夢境相互映襯、相互強化——這是本詩在藝術構思上的重要特點。“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開頭這兩句是說正當梅花盛開的冬季，抒情女主人公想起與她的情郎一同在西洲賞梅的景況，這種美好的回憶縈繞心懷，釀成一個夢：她在夢中來到西洲，折下一枝梅花寄送給江北的情郎。我們知道，折梅寄遠之事只能存在于睡夢和幻想之中。詩中沒有明言是夢，而借寄梅一事作了暗示，直到最后才有交待。按照心理規律，心意為某事盤桓久而深者，極易催化成夢。除“憶梅”而外，還有什么原因能使這位少女入夢呢?這就自然引出關于四季相思的描寫，這種相思正是以上夢境的現實因由。此乃詩中夢與現實在感情邏輯上的內在聯系。以上說的是本詩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從“單衫杏子紅”至“海水搖空綠”均是寫實，先說女子如何年輕美艷，次以她居處環境的孤寂來襯托她內心的苦悶，再次寫她青春的生命在苦悶之中勃勃而動，由開門盼郎而出門采蓮，由憶郎不至而仰望飛鴻，由登樓望郎而盡日憑欄，時間就在這一過程中漸漸推移，由春及夏，由夏及秋，忽而又要秋去冬來，周而復始、回到西洲賞梅的季節了，卻仍不見情郎回來，眼前是：“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然而，“海”、“天”無情人有情，女子纏綿悠長的情思愈綰愈深，自然把她帶入一場與西洲賞梅有關的閨夢之中。于是，第三部分即最后四句寫道：“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此處由上文的第三人稱跳到第一人稱，變成抒情女主人公的內心獨白，手法為樂府民歌所特有，可見江淹摹擬得如何精到。這里是本詩感情發展的高潮所在，也是對開篇夢境的明確解釋。全詩在藝術結構上渾然天成，脈脈相通，“若納水輨，如轉丸珠”(司空圖《詩品》)，完全是一個活的機體。

《西洲曲》的藝術魅力，更主要的是來自抒情女主人公那不朽的藝術形象。作者對凡能表現其生命之力的外貌、心理、行動、細節及其所處的環境，都進行了多角度、多層面的刻畫。“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這里不僅是說女子身著杏紅色的單衫，雙鬢象雛鴉的羽毛那樣又黑又亮。它還有其他方面的意蘊：杏子紅時，正當春天，這就借景物暗示了季節;自然界的春天往往使人聯想到人的青春年華;紅杏與雛鴉的形象，包含著對這位年輕女子愛而惜之的感情;并且，“單衫”、“雙鬢”又容易引起關于體形、肖相的聯想。下文“門中露翠鈿”、“垂手明如玉”亦是人物的外貌描寫，一云首飾之美麗，一云膚色之明艷，以上所有的外形描寫均是為了傳神寫心。儀容既如此嬌好，情思亦更為綺麗。作者重點展示這位女子的內心世界，寫她如何觸景生情，情動而思，思極成夢。為表現這一心理流程，作者采取了環境烘襯、化靜為動、變化時空、真幻交錯、逐層推進的藝術手法。“西洲在何處?兩槳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采紅蓮。”這八句由遠及近地點出女子居所的環境，若把順序倒轉過來便是：女子家門前有一顆烏臼樹，附近是橋頭，由此乘小舟渡水可至西洲。西洲乃昔時賞梅、今日夢梅之所，在此折梅而寄江北，故知西洲當與江北相對，且距女子之家不太遙遠。由詩中“江北”、“海水”、“南塘”、“兩槳橋頭渡”等語又可以推知，環繞女子居所的乃一水鄉澤國，渡往西洲之水路不一定是與情郎相隔之江。錢鐘書先生以為，“《西洲曲》寫男‘下西洲’，擬想女在‘江北’之念己望己”(《管錐編》)，此乃先生未暇細思之故也。若按先生之意，不僅與上文環境、位置的交待不能相吻，而且與下文鴻飛西洲、南風吹夢等處亦很難合隼。(弄清這個問題對于理解人物形象乃至全詩至關重要，故在此處贅言幾句。)詩中的伯勞亦稱博勞，又名。據《禮記·月令》和《古微書》載，此鳥仲夏始鳴，多單棲。“日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兩句交待時間已到夏天，當日暮風起之時，烏臼樹婆娑有聲，伯勞鳥飛鳴求偶。在這片孤冷的氣氛之中，抒情女主人公相思難耐;我們通過“門中露翠鈿”的“露”字，似乎可以看到她那苦苦期待、焦灼不安的表情。從“開門郎不至，出門采紅蓮”二句起，開始以人物行動來顯示其心理的演化，變靜態的揭示為動態的展現。“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青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這里時間、空間都變化了，時間是“秋”(準確點說是夏秋之交)，空間是“南塘”。“蓮花過人頭”的南塘，是人物活動的又一環境。這里幽靜、清雅，常為情人約會之處。現在女子孤身一人來到這里，心之所念，情之所往，是自然能夠意會的。同時，“蓮”與“憐愛”之“憐”、“懷戀”之“戀”同音，乃是樂府民歌常用的雙關手法。“蓮花過人頭”，人亦如蓮花亭亭玉立;“蓮子青如水”，心亦似蓮子純潔無瑕。“低頭弄蓮子”一句，特別是句中的“弄”字，寫出無限情韻，女子的嬌羞、自憐、細味、沉思、一往情深、堪愛堪惜之狀，似可觸摸，楚楚動人。“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二句更是明確地把所采之蓮當作自己心跡情思的象征物而倍加愛重，置于懷袖之中。“蓮心徹底紅”這樣的語句簡直是一篇對所愛之人永遠忠貞不二的自誓。“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此時秋氣漸深，鴻雁南飛。古來有鴻雁傳書的說法，女子抬頭仰望秋空，是希望情郎寄來書信，以稍微撫平心頭的思念。然而，雖然“鴻飛滿西洲”，卻不見情郎的消息，于此生發出下面青樓望郎的一段描寫：“樓高望不見，盡日欄干頭。欄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這幾句為女子提供了一個新的環境：她在青色的高樓上終日憑欄遠眺，曲折的欄桿猶如郁結的迴腸，“海”、“天”的景象更是徒增感傷。此種感情的排解又談何容易!女子憑欄之際，西洲一定在其望中。心中的情思與這一舊游之地相粘相合，立即幻化為優美的夢境。最后四句即女子的內心獨白即是自述此夢的內容。奇特的是，明明是女思情郎，但她在夢中卻想象著對方也正為相思的愁悵纏繞著，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謂：“我思人乃想人必思我”(同上第114頁)，《詩·魏風·陟岵》、杜甫《月夜》等均寫出這一心理現象，其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是寫夢，后者是寫實。本詩正面、直接地描寫人物心理只有開頭和結尾兩處，然而其他地方的所有描寫無一不是為人物心理即“情”字服務，所以我們可以把這首詩稱之為抒情女人公的心理活動史(或感情發展史)。作者以美麗多情的筆墨，創造了一個美麗多情的形象。

與《西洲曲》以上兩個方面的藝術成就緊密聯系的，便是它在語言形式上的獨到之處。南朝樂府民歌多為五言四句，如此狹小的形式顯然容納不了《西洲曲》這樣豐富的內容。于是，《西洲曲》突破常規，以五言四句為基本單位，四句一韻，構成一首長達三十二句的抒情詩篇，似乎是由八首五言四句詩組成。每四句首尾之間多用“接字”之法，而且上下兩句也往往相接，句意蟬聯而下，生生不窮。這就是《古詩源》所說的：“續續相生，連跗接萼，搖曳無窮，情味愈出。”《西洲曲》的感情基調本來就低傷惋，這種感情既相承相綰而又搖曳變化，具有音樂般的旋律和節奏。作者為這種具有音樂性的感情找到了一個與其一而二、二而一的表達形式，這就誕生了萬古常新的《西洲曲》。

《西洲曲》之所以是不朽的，就在于它以獨特的藝術形象、獨特的藝術構思和獨特的藝術語言，歌唱了人類最普遍、最永恒的愛情。它不僅為中國的讀者所喜愛，也將為世界的讀者所喜愛。藝術生命超越時空的奧秘，從這首詩里也可窺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