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原文|注釋|賞析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裙，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后;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幸于萬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 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北宋大學士蘇東坡有言“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韓愈這篇文章，連以狂放著稱的東坡先生都自愧弗如，其影響可知。自唐宋至今數千年來，盡管中國社會在政治斗爭中與社會心理上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滄桑之變，但是韓愈雖死，其言未廢，這篇不朽名作上承《楚辭·漁父》之感慨，下啟《紅樓夢·好了歌》之心態，影響真可謂深廣長遠了。

為了更好地賞析這篇文章，首先需要了解一些有關作者當時境遇的背景材料。據史料載，韓愈撰寫本文的時間在唐貞元十七年(792)。當時，盛唐光景早已消失殆盡，內憂外患接踵而來。而唐德宗重用宦官，結果導致軍權旁落。內政紊亂，當朝大臣們在走馬燈一般的政治變動中浮沉。再加上安史之亂后藩鎮擅制，屢平不息，中央集權日趨有名無實，奄奄一息。面對這種瘡痍滿目的可悲現實，韓愈那一片為民請命、盡忠報國的熱血心腸又如何能平靜得下來呢?韓愈自19歲進京求仕，經過六年的拼搏才在貞元八年 (793) 考上進士，之后三次進京參加吏部博學弘辭科的考試都未中選，三次給當朝宰相上書都石沉大海，三次登門拜訪都被“閽人所辭”，這連續幾次的挫折，不能不使這個滿腔抱負的青年人產生出無比的憤慨和不平，而且也必然流露出一種“無意苦爭春”的消極情緒。由此，一貫主張“不平則鳴”的作者就通過友人李愿隱居盤谷一事，進行了一次總體性的大宣泄。

另外，對于文中李愿為何許人也的問題，前人分成兩種意見。一說李愿乃當時的西平王李晟之子;一說僅是一位與其同名同姓的一個讀書人。對于后一種看法，經清代學者蔡世遠、姚范等利用各種材料詳加考證，今人多遵為定論，茲不贅言。但韓愈在本文中既提出此人名姓，又緘口不談其人之行事，想來或是為隱者諱; 或是憑空結撰，只為藉人之口來發自家的議論，澆胸中之塊壘。

《送李愿歸盤谷序》是一篇用筆曲折，頗具藝術性的文章。韓愈在本文中將世上的男人分成三類： 第一種是“人之稱大丈夫者”，第二種是“我則為之”的隱居山林者，第三種則是追隨于“大丈夫”之流的鉆營者。這種分類是否科學可以分析，然其以簡馭繁，抓住具有代表性、典型性人物的方式卻是可取的。作者立意在為第二種人張目，作者極端鄙視第三種人，這都是可以明顯看出的。然而對于第一種人的態度，初看之時，就不覺得是十分明確的了。從“利澤施于人”至“不可幸而致”一段，作者對“行于當世者”異樣夸張，壯其聲勢，竭力渲染其顯赫的名利之得與聲色之娛，似乎使人覺得連作者本人亦陶醉、向往之。其實，只要細分析下文中“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其心”“處穢污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戳”等語，再聯系韓愈在《圬者王承福傳》中對于“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有關描述，就可以明白地看出，盡管作者對于“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的所謂“大丈夫”們重彩容飾，極力烘托，但其弦外之音卻是暗示了這些得志者難得善終的必然下場。由此，作者通過表而上的羨慕以至歌頌，達到了竭盡諷刺、詛咒之能事的真正目的。

一般看來，《送李愿歸盤谷序》的中心思想是謳歌避世者隱居山林的無限樂趣，這當然并不離譜，但這僅是比較表而上的含義，而嘲諷豪門權貴的炙手可熱與譏笑“伺候”“奔走”之徒的無恥嘴臉，才是作者深意之所在。對于本文中的第二種人，作者寄予了深切和同情和贊助。從“窮居而野處”到“我則行之”一段，字里行間透發出一股清新脫俗之氣，與上段中那種聲色奪人的氛圍截然不同，使人頓有耳目一新、心曠神怡之感。正因為作者以高超的藝術功力描繪出這樣一種世外仙家般的美好環境，所以兩相比較，何去何從也就不難選擇了。自由、舒暢、清靜、高遠，這種境界不是每一個正常人都夢寐以求的嗎?作者在本篇末尾通過李愿之口把此類隱士稱為“不遇于時”的“大丈夫”，更明確表示了“我則行之”的絕決態度，其褒貶之意也就一清二楚了。

《送李愿歸盤谷序》這篇文章在寫作上是極為成功的，可視為韓愈的代表作之一。因為，雖然他自己講“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給人一種反對六朝駢體文，提倡秦漢散文的印象，但只要細讀幾篇韓文就可發現，韓愈決非在單純地復古，而是企圖在秦漢散文、六朝駢體文等等文學體裁的基礎上，去走出一條創新之路。而這篇文章就是融《詩》、《騷》、賦、駢為一爐的上乘之作。本篇駢散相間，以散體為主，具體描述中經常運用對偶語句。散文原本不用韻，可此篇中卻多有合轍押韻的地方。然而信口讀去，殊不覺有堆砌牽強、為文造句之嫌，反而感到是汲取了六朝文的特點和長處，結果使文章聲韻可人，光彩倍添。世傳此文一出，人爭效法，直到晚唐杜牧的《阿房宮賦》、北宋蘇軾的《赤壁賦》中，這種影響依然是十分顯著的。

本文在結構上是頗具匠心的。例如“愿之言曰”共分三節，分別描述了三種為人處世的方法，但形式決不雷同。中節為主故用正筆，首節是賓乃用側筆，此賓主分明，自有相互映照的妙處，而末節為余波，自不可與前兩者并提，故在首節中用“人之稱大丈夫者”的那個“人”字作為“引線”，于是使末節這一類人有一個借機現身的緣由，而不至于過分地生硬、突兀，如此則既照顧了主賓兩家的偶數關系，又將那第三者安排其中以沖合之，使文章更顯得跌宕往復、輕重適當。再者，本文在典型人物的造象上取得了畫龍點睛般的效果。第一、二種人的精彩描畫不必說了，尤其是針對第三種人的那“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兩句，實在是把那些專事阿諛奉承、甘愿奴顏卑膝的小人們刻畫到了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的程度，并以“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這種只問不答的方式表達出對此類人物不屑一顧的輕蔑之意。

通觀韓愈一生，仕途相當曲折，不但從未有過“垂衣拱手，無為而治”的清閑日子，反倒是幾經貶黜，“發配”邊陲。然而，他在“做官”上的心勁卻是始終如一的。也正由于他曾經奔走于權貴之間，小心于公卿之側，飽嘗過那些“遇知于天子”的“大丈夫”的白眼，所以才能夠把那種提心吊膽、患得患失的心理狀態描畫得活靈活現，栩栩如在目前。所以，韓愈是有其“落俗”之處的。但他最顯著的脫俗之處也就在于一旦受了窩囊氣之后敢于打抱不平，敢于為之鳴不平! 當然，不管怎么個“鳴”法兒，其最終目的還是在自己能被當權者所重用，并借此一展自己治國興邦的政治抱負。韓愈表露此種心態的文章正是被人常常稱道的，諸如《馬說》、《獲麟解》、《進學解》、《送孟東野序》等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換言之，韓愈總的思想傾向是入世的，是要治世的，是要積極參與的一種情緒。但唯獨這篇《送李愿歸盤谷序》，在對當權者與勢利小人進行了辛辣嘲諷之外，表露出了自己企圖逃避政治，遠離社會現實的孤寂心情與退隱山林、遁世高蹈的內心愿望。也正由于這種不同以往、獨具一格的“出世之鳴”，才使得這篇文章在韓文中一花獨秀、大放異彩。并因此受到歷代不得志者們的衷心贊譽。

關于“序”，我國古代著述中早有前“序”后“跋”之文。“序”，一般是指著述目的、出版意旨、編輯體例及作者情況等的文章。例《史記·太史公自序》。另外又有把送別親友時所做的詩文集帙成冊而為之作序的。稱為“贈序”。后來，凡是惜別贈言之類的文章，并未附有詩帙的也都稱作贈序。內容多為推崇、贊許、勉勵之辭。已和原來的“序”大不相同了。

“贈序”在唐代被廣泛運用，但早期多駢體文章，形式華麗而內容空泛。直到韓愈全力倡導古文運動，“贈序”這種文體才在他的手里獲得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以這篇《送李愿歸盤谷序》為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韓愈的“贈序”已經摒棄了應酬、客套之類，入手就借題發揮，傾訴衷腸。或突出人物、陳辭慷慨，或緣物抒情、敘議相間，在文學語言上則奔突雄渾、精練警策，再加之以駢散結合、靈活多變的文章結構，更給讀者以回腸蕩氣、余韻無窮之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