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

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游。

永憶江湖歸白發(fā)，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雛竟未休。

提起李商隱詩的風格，大家總會想到《無題》一類比較隱晦含蓄的作品，其實李詩并非全都如此，像《安定城樓》這首詩，是直接抒情言志的，無論是寫景或是用典，寓意都比較明白，不象《錦瑟》詩那樣費解。從思想感情的角度看，這首詩表現(xiàn)出來的是兩重心理交叉的矛盾結(jié)構(gòu)，是在理想與現(xiàn)實尖銳對立中激發(fā)出的一種復(fù)雜而憤懣的感情。此詩寫于唐文宗開成三年(838)，當時作者年方25歲，正是充滿理想和抱負的青年時代。但是，由于他被卷入牛李黨爭的漩渦中成為無辜的犧牲品，政治上受到壓抑，經(jīng)常遭到攻訐和誹謗，內(nèi)心滿懷激憤;詩中對那些對他進行惡意攻訐的人，表示出極端輕蔑和鄙視，并給以無情的諷刺和嘲笑。與此同時，也抒發(fā)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負，表現(xiàn)出青年人特有的傲氣和慷慨激昂中略帶傷感抑郁的情緒。安定城在今甘肅涇川縣北，是唐代涇州治所，涇原節(jié)度使駐地;當時李商隱正在涇原節(jié)度使王茂元處作幕僚，后成為王的女婿。春日登樓，百感交集，特寫下了這首詩。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州”。這是詩中唯一寫景的兩句，乍一看來，似乎沒有什么特殊之處，其實不然。它不僅點明詩人登樓遠眺的場景，而且是引出全詩感情的契機。由景入情，因物起興，這景和物與詩中的情是有機聯(lián)系的。在生機勃勃的春天，登上高聳的城樓，綠楊枝外的汀洲景色，盡收眼底。這對于這位二十多歲的詩人來說。本來應(yīng)該是引起青春的歡樂和欣欣向榮的喜悅。但是，不盡如人意的遭遇和心底的積郁，使這位年輕的詩人聯(lián)想到那胸懷大志而失意早逝的賈誼，聯(lián)想到久經(jīng)戰(zhàn)亂、顛沛流離而登樓感賦的王粲。他們的不幸命運是那么接近，他們的內(nèi)心世界產(chǎn)生共鳴。賈誼年輕有為、憂國憂民，可惜皇帝昏庸，未能重用，又受讒臣排擠打擊，抑郁不得志，年僅三十二歲就死去了。李商隱對賈誼寄予無限同情，他在《賈生》一詩中寫道：“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diào)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這與其說是寫賈誼，不如說是詩人內(nèi)心的自白。“王粲春來更遠游”，這當然是以王粲自比;詩人由登樓而聯(lián)想到王粲的《登樓賦》。王粲依附劉表，寄人籬下，李商隱作為幕僚，境遇也差不多，他們在思想感情上自然有共同之處。詩人不直抒自己的感情，也沒有發(fā)什么議論，只借用兩個歷史人物典故，就把潛藏在自己心靈深處的思想感情，形象地表現(xiàn)出來了。

然而，詩人在命運面前，不甘心屈服，在惡勢力面前，他要抗爭。他在詩中抒發(fā)了回天壯志，他曾立志要為國家建功立業(yè)，同時又表白了自己不圖榮華富貴，要功成身退，舊隱江湖的高潔情懷。詩人在抒寫這些屬于較深沉的思想感情時，巧妙地暗用了春秋時范蠡泛舟五湖的歸隱典故，既省了許多筆墨，又包含了豐富的內(nèi)容。最后，李商隱引用《莊子·秋水》中的一則寓言，給那些對他進行誣蔑誹謗，造謠中傷的人以尖刻的諷刺和嘲笑。這則寓言說的是：南方有一種稱做鹓雛的鳥，品格高潔，非梧桐不歇，非竹實不吃，非甘泉不飲。正好碰到一只鴟鳥(貓頭鷹)正在吃一只腐爛的死老鼠，看見雛飛過，恐來搶食，就瞪大眼睛發(fā)出恐駭?shù)穆曇簟Ｔ⒀陨鷦拥亟沂玖似犯窀呱械娜艘暶匚粸楦螅娙孙@然是把自己比作鹓雛，把那些為名利地位而不擇手段的人比作爭吃腐鼠的鴟鳥。“猜意”二字畫龍點睛寫出那些勢利之徒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陰暗心理活動。這個寓言用于詩中，寓意深刻，幽默諷刺，入木三分，但不流于叫囂怒張之失。

全詩義貫脈注，章法井然。先因物起興，即景生情，然后轉(zhuǎn)入抒情言志，最后以莊子寓言作結(jié)，讀起來自然流暢，雖用典用事而無拘補衲之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商隱詩中的用典問題。作為一位有才華的晚唐詩人，李商隱詩追求形式的綺麗和造意的深邃含蓄;為此，特別注意借用典故去塑造詩的形象，表現(xiàn)詩的意境。這雖是我國古代詩歌常用的手法，但不少人把用典故變成賣弄學問，甚至把寫詩變成掉書袋，違反了詩的藝術(shù)規(guī)律。所以，鐘嶸早在《詩品》中就批評過那種貴“用事”，多“補假”，把詩歌創(chuàng)作用于“書抄”的詩風，提倡“吟詠情性”，要合乎“自然英旨”。但是，這并不等于說詩中就不能用典用事，問題在于如何用?李商隱詩中用典，可說是與意境融化無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首先，他借用典故中的現(xiàn)成形象來塑造自己詩中的藝術(shù)形象，這是藝術(shù)的再創(chuàng)造。因此，從他的詩中感受到的主要不是典故本身，而是他所再創(chuàng)造的藝術(shù)形象。《錦瑟》詩中的“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之類就是如此。《安定城樓》中的賈生垂涕，王粲遠游，范蠡扁舟，鹓雛展翅，這諸多的藝術(shù)形象，無一不是這首詩中的“我”的形象的多側(cè)面表現(xiàn)。用典而化，無補綴痕跡，這正是李商隱詩的獨到之處。其次，李詩用典，善于熔鑄其意，寓事理和議論于生動的典故之中，使作品具有更深厚的感情內(nèi)蘊和更豐富的思想容量。賈誼遭讒于小人，王粲流離于亂世，范蠡舊隱于功成之后，鹓雛受忌于鴟鸮之屬，這些不同內(nèi)容的典故和寓言，各自具有其深刻的社會內(nèi)容和人生哲理。李商隱把它們巧妙地組合起來，尋找到它們之間的相同點和交匯點，重新建構(gòu)成色彩斑駁的全新意境。這交匯點就是詩人自己所要抒發(fā)的思想感情。所以，詩中雖多處用典，但這些典故從思想感情到藝術(shù)形象已形成統(tǒng)一體，形成完整的全新的藝術(shù)實體。這正是李商隱詩用典的高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