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研究《積極、充實、崇高的審美價值》

在毛澤東詩詞的藝術境界中，時間和空間既作為主題和動機構成的審美情感，同時又是審美意境存在的基本方式。對待時間和空間的審美態度深刻地決定著藝術意境的基本格調和風韻。放在中國詩歌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加以考察，不難看出毛澤東詩詞以其對于時空的獨特態度和審美傾向標志了二十世紀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嶄新面貌和獨特品質。

時間是中國古典詩歌最為普遍的動機和主題，在中國文學所有具有原型意義的意象中，有關時間的意象是最豐富的。“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天地萬象差不多都可以引動時間的感慨。作為有著渾厚悠久農業傳統的民族，人們可以從日常生產和生活中直接體驗到與天地順合和諧的溫馨感受，然而時間的流逝卻是唯一無可回避的痛苦。中國詩人的恐懼和傷感更多地來自于時間。中國詩人營構的超自然世界，也極少像西方文學那樣著意于描寫空間景象的奇幻與恐怖(如天堂和地獄)，而往往注意那些迥異于人間的時間標準：“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種虛幻的想象充分反映了痛苦的深重，由于中國人意識里普遍地缺乏來世永恒不滅的信念，在無限的宇宙時間面前便極易于產生悲觀虛無的痛苦感受。這是一種特殊的悲劇性崇高感。這種悲劇崇高是這樣一種情況：“事物在我們看來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毀滅的，那么我們就會產生這個念頭：時間這是無窮的奔流，這是吞噬一切的無底洞。”(車爾尼雪夫斯基《論崇高和滑稽》)中國大量的懷古詩、詠史詩幾乎都是建立在這一情感基調之上的。然而，細細辨來，中國古代文人對待時間的態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大致來說，有兩種不同的精神取向。一是歷史主義的，充分肯定個人參與的歷史價值，在歷史時間的長河中把握個體一次性生命的意義。由于肯定社會參與的價值，所以就特別重視個體生命的時效性。孔子周游列國，席不暇暖，為恢復周禮而奔走呼號;韓非不甘寂寞草處，入關向秦，汲汲功名。然而對于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來說，泱泱大國專制黑暗的現實和君主賢愚不一、治亂往復的歷史怪圈是無可選擇的前提，“遇”和“不遇”便成了無可究詰的命運。人的生命是一次性的，人的生存環境又是無可選擇的，這構成了人生的大悲劇。一旦時命不對，生命便立即宣告作廢。屈原“曾覷欷余郁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又希望“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但歷史的車輪是不容許等待的，悲怨便指向時間。由此我們理解到這份感傷里包含了對個體社會歷史價值的肯定、貪戀和執著。對待時間的個人主義態度則是視人的社會歷史價值為虛妄，珍愛作為宇宙一部分的個體的自然生命。一切價值都只是相對的，只有宇宙是永恒的。人的生命是宇宙自然先天的有機組成部分，只有把握生命本身，才是生命的真諦。“自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陶淵明《己酉歲九月九日》)，歷史無意義，未來也虛妄，只有眼前一酒杯，自成天地一是非。基于對個體生命的維護、珍愛，熱烈者秉燭夜游，及時行樂，加快歡樂的節奏以爭取生命的容量;平和者齊生死，泯有無，樂天委命，怡養天年，曠達地面對死，從容地享受生。

毛澤東面對時間既不作“愴然涕下”之感傷，也不容“遷逡次而勿驅”之等待，而是“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體現了一往無前、徹頭徹尾的歷史主動精神。1920年12月，毛澤東致蔡和森的信中這樣表達他的暴力革命思想：“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這一百年中宛轉呻吟的無產階級，我們對之如何處置。”(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澤東書信選集》)這樣的火急不緩之情，正是一種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嶄新內容。在這里不存在與時乖違，遇與不遇的問題，是自作主張，自寫歷史的主動過程。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內，在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方向上，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使命的感召下，需要的只是爭分奪秒!這是一種積極奮進的人生態度和審美情感。

毛澤東之注重“現實”，注重當下功業，這與古人對待時間之個人主義態度又有著本質的區別。毛澤東之“現實”，并非個人之“現實”，而是社會之“現實”，是國家、民族，人民命運之“現實”，他一生從未把精力放在“養怡之福，可以永年”上，毛澤東所充分肯定的“現實”、“今朝”，是整個民族、國家的“現實”，是整個階級、人民的“今朝”。他的特殊身份、特殊經歷使他把整個中華民族乃至于整個世界的事業當作個人的事業。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時講了這樣一番話：“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在這里，國家的狀況與個人的感受已渾然莫辨。他以國家、民族之憂為憂;同樣也以國家、民族之樂為樂。他在“天地翻覆”、人民的勝利中體驗人生的快樂。他在詩詞中反復肯定“這邊”(空間)“今朝”(時間)，反映了他從中體驗到有關人生價值的美好感受，包含了他對自我成就的自信和自豪。毛澤東在現實的成就感中體驗超時間的快樂和自由，而傳統道釋在安時處順，隨緣適性中放棄時間的感覺，想象虛幻的超逸境界。同是超越，道釋莫掩其精神實質上的蒼白無力，而毛澤東之超越，顯示了唯物主義者的真力實意。如果單從個體生命存在的角度立言，毛澤東的一生可謂體現了歷史主義與個人主義，“大我”與“個我”兩種理想的完美結合：毛澤東以社會為領域、為對象實現了生命成就的最大密度，雖然他晚年對他的事業常表現出意猶未盡之感。只有毛澤東才實現了人生的真正瀟灑和充實!

毛澤東之注重“現實”又不滿足于一事一役，他把積極的追求推向了整個生命，正所謂“生命不息，奮斗不已”。他說：“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生之所喜。”(《倫理學原理批語》)這是一種充分個性化的思想，洋溢著生命鮮活的美感。毛澤東沒有古人那種“功成身退”的必要，更不習這種生活。他要不斷地在社會的變化創新中體驗人生的快樂。對于個人來說，事功本身最終不具任何意義，只有追求人生的這份意氣和快樂才是生命的真諦所在。正如他在詩詞中所寫的，“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念奴嬌·井岡山》)毛澤東注重“現實”事功，但又不津津其具體形跡。正是這種“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的人生態度，使現實生活中的毛澤東極端反感于任何“驕傲自滿”、“固步自封”、“停止不前”的觀點和行為;使藝術生活中的毛澤東避免了任何蹉跎歲月、哀嘆無常、悲吟失意、及時行樂的傷感情緒和庸俗作風，而一直把人生激情的抒發和審美境界的創造(而不是事功的自炫)作為藝術的目的。

毛澤東的時間意識之比較于古人還有一個新的內容，這就是對未來的理想。古人也具理想，然而多以復古的形式出現。毛澤東則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歷史觀，根據自己對人類命運的獨特理解，展開了對人類未來的想象和描述，并且建立了牢不可破的信念，同時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不斷地驅動歷史車輪去追隨那理想的光環。這里，有“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的熱烈;有“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清平樂·會昌》)的興旺;有“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念奴嬌·昆侖》)的豁達;有“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清平樂·六盤山》)的豪邁，等等。總之，一部毛詩，就是一部無產階級理想藍圖和為之努力的奮斗之歌!這種無產階級的革命理想主義和創新精神，完全是前無古人的。所以，在毛澤東詩詞中，有著較之古人遠為真切、生動、壯麗的理想啟示錄和理想感召力。如果說，熱烈的情感是古典浪漫主義的基本特征，那么，毛澤東對革命前途的理想描述為浪漫主義增添了更為絢麗、輝煌的色彩。

在中國文化意識中，自然空間以其壯大、永恒、統一、自然、和諧，多被賦予肯定、積極的意義。大自然以其空間的壯大、生命的和諧、環境的幽靜、時間的永恒經常地作為人們超越世俗之局促、乖違、喧囂的精神樂園。同時，在另一方面，空間又以其蒼茫博大反襯出人生的渺小，從而引起人生有限的悲慨。毛澤東明確地表示他不同意這種情感，他說：“宇宙茫茫，挽駕何所?此真足以動人生之悲痛者也。雖然，吾之意不如此焉……大風卷海，波瀾縱橫，登舟者引以為壯觀，生死之大波瀾何獨不引以為壯乎?”(《倫理學原理批語》)這段話表達了毛澤東關于空間的審美傾向：1.人生波瀾更為可感;2.征服者履險如夷，以險為壯。毛澤東一生奮斗在社會的空間、歷史的舞臺、人生的疆場，以此為充實、為壯浪。作為這種現實人格的審美象征，毛澤東詩詞中的自然意象一反古典的靜謐與和諧，顯示出強烈的動態氣勢。在主體形象與自然物象的關系上，也一反精神追尋、心靈“折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也如斯”的傳統“情結”，而是視世界為梯米，玩寰宇如小球，喝令山岳讓路，安排江河改道。毛澤東詩詞中經常以神話傳說和想象的形式設置一個俯視整個世界的角度，這完全地不是像古人那樣出于一種超凡脫俗的意向，而是一個以改造世界為目的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偉大胸襟的藝術寫照。

總之，毛澤東是一位歷史巨人，又是一位詩壇巨擘。巨人有巨人的人生觀，“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巨擘有巨擘的詩詞時空意識，“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在毛澤東的詩詞世界中，他超越時空，調動時空，掌握時空，熔鑄時空，革新時空，這是何等的時空意識，何等的瀟灑情懷，何等的崇高氣象!

毛澤東詩詞的時空境界是二十世紀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偉大人格的藝術升華，體現了積極、充實和崇高有機統一的美感品質，因而具有前無古人的藝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