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臺灣竹枝詞(四首)》愛情詩詞原文與賞析

相思樹底說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樹頭結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時?



郎捶大鼓妾打鑼，稽首天西媽祖婆。

今生夠受相思苦，乞取他生無折磨。



教郎早來郎恰晚，教郎大步郎寬寬。

滿擬待郎十年好，五年未滿愁心肝。



蕉葉長大難遮陽，蔗花雖好不禁霜。

蕉肥蔗老有人食，欲寄郎行愁路長。

《臺灣竹枝詞》共十首，每首四句，每句七言。收在《飲冰室合集》第十六冊，《梁啟超詩文選注》收錄其中六首。

它系梁啟超于清政府割臺給日本后的十六年，即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從日本須磨赴臺考察時所作。當時作者三十九歲。竹枝，樂府名，為唐人劉禹錫所創(chuàng)。其形式為七言絕句，分十四字、二十八字兩體，多寫旅人離思別愁或兒女柔情，后人所作多歌詠風土人情。本文所選屬后者，共四首。

這四首詩，是俚俗歌謠(簡稱俗謠)，同屬情歌。它們以寫相思為主線，通過妾思郎歸的哀怨別愁，表達了追求團聚、渴求親善的真摯感情和美好愿望。

《相思樹底說相思》，十分巧妙地借助“相思樹”“相思子”等實物，抒發(fā)了熾熱的思夫之情。這種緣物生情，即景抒懷的寫法把“思郎恨郎郎不知”的離愁別緒，渲瀉得淋漓盡致。

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有載：“相思子生嶺南，樹高丈余，白色，其葉似槐，其花似皂莢，其莢似扁豆，其子大如小豆，半截紅色半截白色”。《古今詩話》也有文：“相思子圓而紅。故老言：“昔有人沒于邊，其妻思之，哭于樹下而卒，因以名之”。可見在相思樹下去寫相思，這種相思之情，顯得更加凄切;愛戀之意愈發(fā)纏綿。梁氏正是把眼前景物、民間傳說和內心感受融于一爐，從而開拓出深遂的意境，加重了詩的內涵，產生了感人至深的藝術魅力。

《郎捶大鼓妾打鑼》，則運用了“今生”與“他生”的對比，由現(xiàn)實的感受寫到對“他生”的乞取。集中地揭示了難以忍受的相思之苦。表現(xiàn)了“乞取他生無折磨”的良好愿望。然而乞取的方式卻是鑼鼓喧天，祭拜天神。“稽首天西媽祖婆”，是叩頭膜拜良久，祭神求祐的一種迷信活動。稽，留也;稽首，頭至地多時。媽祖婆，即天上的圣母。相傳其神來自福建，福建居臺灣西邊，謂之“天西”。每年三月臺人迎神若狂，載歌載舞以拜之，故首句以“郎捶大鼓妾打鑼”領之。在熱烈的氣氛中，傾瀉相思之苦，憤怨之情，“樂”中寫哀，哀情至深。

其它兩首，則突出一個“愁”字。《教郎早來郎恰晚》，用一“早”一“晚”，一“急”一“緩”(寬寬，寬緩不迫切的意思)，兩相對照，突出思苦，得出“愁心肝”的結論，使人深感別離的切膚之痛。

《蕉葉長大難遮陽》，則用“蔗花雖好不禁霜”作比，形象地寫出離異之愁，盡管“蕉肥蔗老有人食”可贈情郎，而也是令人愁腸欲斷的。

總觀全詩，前兩首寫相思之苦;后兩首寫離別之愁。看似夫妻之戀，伉儷之情，實則是委婉地表現(xiàn)了民族分裂之苦，國難未消之愁。

作者在《臺灣竹枝詞》小序中寫道：“晚涼步墟落，輒聞男女相從而歌，詳其辭意，惻惻然若不勝《谷風》、《小弁》之怨者。乃掇拾成什，為遺黎寫哀云爾。”(墟：村;惻惻然，悲痛的樣子;《谷風》、《小弁》都是《詩經》名篇。《谷風》寫棄婦悲怨;《小弁》寫父子之怨，可見作者聞歌有感，體察臺人之怨，實乃民族受割之怨)，從而產生了強烈的寫作欲望，即為遺黎(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寫哀云爾。為民寫哀，恰是作者的寫作動機。

作者在離臺返日時寫道：“歸舟所載者哀憤也。”“此行所最生感者，則生計上之壓迫是也。”生計所迫，民族受壓，分離之苦，恨別之怨恰是作者哀憤之所在。作者將這種哀憤通過戀情，巧妙地予以藝術再現(xiàn)，這是他愛國情懷的自然抒發(fā)。

梁氏臺灣之行，使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寫的上百首詩詞中，表達了對祖國神圣領土的熱愛和懷念，深刻地揭露和抨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對臺灣人民的血腥鎮(zhèn)壓的殘酷剝削，同時抒發(fā)了他憂國傷時的情懷。《臺灣竹枝詞》表達了臺灣與大陸血肉相連，好像一對戀人一樣，永不分離的正確觀點，和切盼臺灣早日回歸大陸的強烈愿望。

在藝術表現(xiàn)上，《竹詞》有獨特風格，它直接以民歌原句入詩，達到曉暢明了，以俗見雅。除個別詞句用典外，通篇無艱澀生僻之辭。均系婦孺皆知的口語，正是“眼前景物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辭”。(逸老堂詩話引丘濬語)這在晚清同光體詩人標榜的“惡熟惡俗”、“無一字一句不自讀書創(chuàng)獲”的情況下，梁氏肯向民間學習，提倡口語化，學習民歌長處，對詩體的改革是很有積極意義的，他的詩平易暢達，易為讀者接受，曾風行一時，為晚清文體解放和“五四”白話文運動開辟了道路。

《竹詞》用韻貼切，聲調和諧，誦之瑯瑯上口;歌之，優(yōu)美動聽，便于廣泛流傳。

此外《竹詞》以臺灣風情為本，根據(jù)自己的體察自然寫來，毫無雕琢粉飾之嫌。諸如：“相思樹”“芭蕉葉”“甘蔗”以及“媽祖婆”等均系臺灣景物和本土風俗習慣，入詩恰當、合情入理。一事一物都由作者觀而感之，望而察之，并有所悟。誠如法國雕塑家羅丹所說：“所謂大師，就是這樣的人：他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別人看過的東西，在別人司空見慣的東西上能夠發(fā)現(xiàn)出美來。”當然，梁啟超在詩歌造詣上還算不上大師(他的詩遠比不上他的論文和散文)但就其在《竹詞》的寫作上，能深入實地考察，并從中有所發(fā)現(xiàn)，還是值得稱道的。因為一切藝術的源泉是生活，是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