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研究《建國前的流布和影響》

我們現在能讀到的毛澤東詩詞大約有80多首，最早可以上溯到1915年3月寫的《挽易昌陶》一詩，還有稍后幾年的《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以及贈給楊開慧的詞《虞美人》、《賀新郎》等。實際上，青年時期的毛澤東激情澎湃，寫下了大量的詩章、楹聯等，只不過流傳下來的很少罷了。他在湖南第一師范求學期間，經常與同學相唱和，曾一次抄給同學周世釗幾十首詩詞，可惜由于人事滄桑，大都失散了，現在能看到的只有二三首。(周彥瑜、吳美潮《肝膽相照，情意拳拳》，見《毛澤東思想研究》1985年第3期)井岡山斗爭時期，是毛澤東詩詞創作的第一個高峰，現在雖也留存了一些，但散失的肯定相當多。當時他曾抄給陳毅一些詩作，但在三年極為艱苦的贛南游擊戰中，陳毅全部遺失了。長征時期，則是他詩詞創作的第二個高峰。他這兩個時期的詩詞，現在能看到的有20多首。在30年代上半期的戎馬生涯中和險惡的條件下，這些充滿革命豪情和樂觀精神的詩詞，僅僅在紅軍隊伍中流傳，外人幾乎不知。據馮雪峰在解放后所著的《回憶魯迅》一書中談到：1934年1月，馮雪峰在去瑞金前，在上海曾同魯迅一起談論過毛澤東詩詞。魯迅對馮說，他讀過毛的《西江月·井岡山》等詞作，覺得毛的詞作具有“山大王”的氣概。寫在1934年1月前，現在能看到的毛的詩詞有十幾首，魯迅不可能全部讀到，也不可能只讀到一首《西江月·井岡山》，這一評價也許未必中肯，但卻是世人僅知的魯迅對毛澤東詩詞的唯一評論了。實際上，這十幾首詩詞無不充滿挑戰精神，表示要與蔣介石分庭抗禮。魯迅幽默地將毛澤東代表的紅軍比作“山大王”，說毛澤東的詩詞有“山大王”的氣概，也并非不可。直到1936年，在美國進步記者埃德伽·斯諾的《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即《西行漫記》)中，收入了毛澤東的《長征》詩，毛澤東的詩詞才得以公開與世人見面。在該書的第五章《長征》的收尾處，斯諾以這首《七律·長征》作結，并這樣寫到：“我把毛澤東主席關于一萬六千英里的長征的舊體詩附在這里作為尾聲，他是一個既能領導遠征又能寫詩的叛逆。”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曾將他的70首詩詞油印成冊，題為《沙風詩詞》，由于印數較少，后來都失傳了，現在也未能看到有關的研究及評論文章。毛澤東詩詞真正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并拉開研究序幕，是從1945年《沁園春·雪》在重慶流布而開始的。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王若飛的陪同下，親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到達重慶的第三天，毛澤東在桂園寓所宴請柳亞子、王昆侖等人。席間，柳亞子敬贈毛澤東一首七律《贈毛潤之老友》：“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彌天大勇誠堪格，遍地勞民亂倘休。霖雨蒼生新建國，云雷青史舊同舟。中山卡爾雙源合，一笑昆侖頂上頭。”隨后發表在1945年9月2日的《新華日報》上。從詩中看出，柳亞子對國共兩黨的談判心存幻想，對蔣介石本性的看法更顯天真，他認為毛澤東此次親臨重慶，和談一定會成功。反映出柳亞子這樣的進步知識分子認識上的模糊性。10月6日，毛澤東在往訪柳亞子寓所時，明確地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并借柳“索句”的機會，毛親筆抄贈了1936年2月在陜北清澗寫的《泌園春·雪》于其紀念冊上。(柳亞子《關于毛主席詠雪詞的考證》，《文匯報》1951年1月31日)目的在于教育柳亞子等進步愛國人士，丟掉幻想，認清國民黨的反動本質，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北國”是“分外妖嬈”的，與面前的“舊同舟”是難以“雙源合”的。蔣介石同歷史上的封建統治者一樣，必將“俱往”，只有中國共產黨及人民大眾才是“今朝”的真正“風流人物”，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10月11日，毛澤東離開重慶。這一天，柳亞子將《沁園春·雪》與自己的和詞《沁園春——次韻和毛潤之詠雪之作，不盡依原題意也》，一并送到《新華日報》，要求同時發表。《新華日報》因未向延安請示，沒有征得毛澤東的意見，不敢輕易刊出原作，只登出了柳亞子的和詞，而《沁園春·雪》卻在報社內部披露，并被有關人員傳抄出去。柳詞一發表，便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人人都想賞讀“毛潤之詠雪”原作。當時，重慶《新民報晚刊》的《西方夜談》編輯吳祖光尤為熱心，不惜跑了幾處，從幾個朋友那兒搜集、整理成了“傳抄稿”。他深為這首“自鑄偉詞”、“大氣磅礴”、“睥睨六合”、“氣雄萬古”的詠雪詞所折服，便將這“可遇難求的最精彩的稿件”，以如獲至寶的心情，立題為《毛詞·沁園春》，于11月14日在該報副刊的顯著位置上發表。吳祖光在后面還加了按語：“毛潤之先生能詩詞，似鮮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園春·雪》一詞者，風調獨絕，文情并茂。而氣魄之大乃不可及。據氏之稱，乃游戲之作，殊不足為青年法，尤不足為外人道也。”(吳祖光《話說<沁園春·雪>》，《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一輯)遂使這首詞立即轟動山城。兩周之后，重慶《大公報》因勢而動，將《新華日報》和《新民報晚刊》分別刊登的柳亞子“和詞”與“傳抄稿”《毛詞·沁園春》集中在一起，于11月28日再度以醒目的版面登出，使《沁園春·雪》第二次在重慶發表。當時，這首詞由于是傳抄湊成的，再加上當時印刷條件的限制，錯字甚多，與解放后正式公布的《沁園春·雪》不盡相同。

《沁園春·雪》公布于世后，山城重慶為之轟動，全國各地爭相傳閱、唱和，都給以極高的評價。柳亞子在《沁園春·次韻和毛主席詠雪之作》中，是這樣稱頌的：“才華信美多嬌，看千古詞人共折腰。算黃州太守，猶輸氣概;稼軒居士，只解牢騷。更笑胡兒，納蘭容若，艷想秾情著意雕。”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郭沫若在《沁園春》(和毛主席韻)中，更是大加贊賞：“豈等沛風?還殊易水，氣度雍容格調高。開生面，是堂堂大雅，謝絕妖嬈。”他們在和詞里，都把毛澤東的詞看成是前無古人的佳作，置于蘇軾、辛棄疾、納蘭性德之上，連劉邦的《大風歌》、荊軻的《易水歌》也甘拜下風，是“氣度雍容格調高”、令“千古詞人共折腰”的偉詞。其時，陳毅遠在山東，他在誦讀了“毛唱柳和”的“兩闋新詞”后，頓覺“意飄”，一口氣寫下了三首“和詞”，贊揚毛澤東“妙句拈來著眼高”，所傾瀉的“革命狂飆”，顯示出共產黨人壓倒一切的雄心大略，如同“回天身首”，真可謂“絕代風騷”。

《沁園春·雪》的發表，大長了廣大民眾的志氣。尤其是毛澤東“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思想和氣魄，產生了強大的號召力量。在短時間內，重慶幾乎所有的報刊，都毫無例外地連續發表了步韻、唱和的詞作和有關評議、頌揚的文字。這使國民黨當局面極為驚恐。他們糾集一批御用文人，大布圍攻陣，以“唱和”為名，以“反帝王思想”為旗號，在《中央副刊》和《和平副刊》以大字頭條的版位，肆意歪曲，攻擊《詠雪詞》。說從毛澤東的詞看出共產黨人妄圖稱霸、謀作“霸主”，人民軍隊并非“風流人物”，不過是“黃巢”式的“草莽”;解放區非但不妖嬈，而且它的存在還使“神州離碎”，狂呼要“完璧歸趙”，公然喝令共產黨人必須趕緊“把霸圖收拾”，“應在今朝”!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委員易君左，他一人在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不足一個月的時間內，就拋出了詩文十多篇(首)，以“王婆罵街”的做法，想把《沁園春·雪》產生的社會影響掃蕩下去。重慶《大公報》轉載毛、柳的唱和詩不久，也發表了署名文章《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以所謂“中間人”的“客觀”立場，玩“小罵大幫忙”的伎倆，妄加歪曲詠雪詞對歷史人物功過的評價，誣蔑毛澤東想與秦皇漢武“比量”，有“帝王思想”，要“小百姓”起來造共產黨的反。針對敵對勢力的挑戰，郭沫若發表了《摩登堂吉訶德的一種手法》一文，痛斥了這篇文章以及易君左等人的誣蔑攻擊。稍后，《新華日報》還用轉載錫金同志《詠雪詞話》加“編者按”的形式，給予了還擊。按語指出：錫金同志對《沁園春·雪》的解釋、評述是“可以共喻”的;那些“好事之徒”不惜顛倒黑白地肆意誣蔑、丑詆，不過是全力搖撼參天大樹的“蚍蜉”，實乃“可笑不自量”(見1946年5月23日《新華日報》)。在民主進步力量的反擊下，國民黨頑固勢力精心策動的對《沁園春·雪》的“掃蕩”戰，終于全線崩潰，徹底破產。

從抗戰勝利到建國前，這段時間僅是人們學習、研究毛澤東詩詞的初始。由于戰爭環境的制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毛澤東的詩詞僅僅在內部傳抄唱和，公開發表的極少。人們對毛澤東詩詞的評價只不過是隨感式，印象式的，較為零散、瑣碎。隨著中國革命進程的加快，人們對毛澤東詩詞的認識與評價，也逐步提高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