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賦《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原文與翻譯、賞析
[唐] 韓 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②。董生舉進士③,連不得志于有司④,懷抱利器⑤,郁郁適茲土⑥,吾知其必有合也⑦。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⑧,茍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⑨。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⑩!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11),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邪(12)?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13)。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14);而觀于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15)?為我謝曰(16):“明天子在上(17),可以出而仕矣(18)!”
〔注釋〕
①本篇選自《韓昌黎集》。董邵南,壽州安豐(今安徽壽縣)人,韓愈的朋友。②燕、趙,戰國時國名。燕國地在今河北、遼寧一帶;趙國地在今河北、山西一帶。這里以“燕、趙”借指當時的河北地區。③舉進士,應進士科考試。④不得志,指沒有考中進士。有司,此指主持考試的部門。⑤利器,比喻卓越的才干。⑥適,往。茲土,這個地方。指河北一帶。⑦有合,有所遇合。指得到賞識和重用。⑧子,您,指董邵南。不遇時,未遇發揮才干的時機。⑨強,勉力。⑩矧(shen審),況且。(11)化,教化。移易,改變。(12)惡(wu烏),怎么。(13)聊,姑且。卜,測試。(14)吊,憑吊。望諸君,即樂毅,戰國時趙人,曾輔佐燕昭王破齊,攻占齊國七十多個城池。燕昭王死,燕惠王立,中了齊國的反間計,解除了樂毅兵權。樂毅為避禍,回趙國,趙王封他為望諸君。他的墳墓在今河北省邯鄲市。(15)屠狗者,以屠宰狗為生的人。《史記·刺客列傳》:“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這里指有才干但埋沒在民間的人。(16)謝,告訴。(17)明天子,圣明天子。此指唐憲宗。(18)仕,做官。
〔分析〕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全文僅一百五十一字,但其藝術光彩照耀古今。清桐城派領袖姚鼐以為它獨創奇格,“冠絕前后”(《古文辭類纂序目》)。他人瘦“氣羸”,平時難以高調誦讀文章。但當他讀此篇時,為以音節求神氣,必高調朗誦,“數易而始成聲”。在藝術上,《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堪稱為后世典范。
首先,是在創意立言方面大膽創新,打破了贈送序那專說好話的傳統模式,以委婉筆觸,表達了自己的批評和勸誡。文章大約寫于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當時作者在京師長安擔任官卑職微的四門學博士。董是作者的老朋友,貞元十五年,他曾寫《嗟哉董生行》長詩,歌頌董氏的“孝慈”與“仁義”,可見董是個有為的青年。但是“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聲”,在封建社會,對知識分子來說,不做官就是失業,家里就要餓肚子。后來董邵南赴京應進士試,因為沒有權貴推薦,名落孫山,因而憤然離京,準備游河北另謀出路。對于朝廷昏暗,不能舉賢授能,踐踏人才,韓愈很氣憤,對董生懷才不遇也極同情;但對他“游河北”卻怎么也不能同意。須知,安史之亂以后的河北三鎮,早已成為軍閥割據叛亂的老巢,叛鎮對抗中央,“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視如羌狄然”(《新唐書·藩鎮傳》)。怎么可以為了吃飽而拋棄原則,為敵人所用呢?這是涉及到國家前途和民族氣節的根本問題。因此,韓愈雖然同情朋友的不幸遭遇,但又不被憐憫的感情淚花遮蓋自己的遠大目光。真正的朋友,不可說虛假的奉承話。在文章中,韓愈不僅以充滿激情的語言,運用委婉含蓄的藝術手法,對董生游河北提出了巧妙的批評和善意的勸阻;而且反過來借此機會,號召燕趙之士回歸朝廷。這就完全出人意外,令人感到新鮮和鼓舞,增添了信心與力量。在當時國家面臨分裂的嚴重形勢下,能夠這樣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其態度與立場是正確的。這樣來選題立意,確是高瞻遠矚,勝人一籌,情真意摯,主題深刻,因而現實意義愈加強烈。
其次,藝術構思新穎巧妙,篇章布局波瀾起伏,欲擒故縱,舒卷自如,自然變幻,神妙莫測。
在立意既定之后,關鍵就在于如何達意的藝術手段。古代的贈送序這種文體,是“君子贈人以言”,傳統習慣是臨別時說些好聽的話,以圖吉利。如果在文中明確地語含譏諷,一是古來文章無此體例,二是董生聽了不舒服而難以接受,三是韓、董二人當時仍是朋友而不是敵人,因而這樣的文章還是不作為好。但韓愈的高明之處,在于運用了“引物連類”的藝術手法,巧妙地“以送為留”,這樣的藝術構思,既充滿了同情,又堅持了原則,令人心服口服。
全文分兩個自然段。從開篇至“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為第一自然段,其中心是“送”字,順水推舟,借送行而對董生“連不得志于有司”深表同情,譴責朝廷堵塞賢路的腐敗,似乎董游河北,合情合理。“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現在董到河北,“吾知其必有合也”。文章如此入手,聽者容易接受,文章巧妙在于抬出一“古”字和一“合”字,為后邊的批評和挽留埋下了伏筆。余下文字為第二自然段,中心已從“送”轉到“留”。其中又可分為三小段。第一小段:“夫以子之不遇時,茍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這是承上啟下的轉折。古時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荊軻刺秦王,易水訣別,感天動地,何其壯哉! 但這是古代的事實,而現在呢? 言外之音,令人深省。這小段緊接上段的“古”與“合”,進一步提出了“合”的條件——“仁義”,作為文章自然轉折的契機。第二小段:“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邪? 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這是關鍵的話。它主要由商量的疑問語氣組成,對董生游河北的合理性提出了懷疑,態度委婉,但論點論據無可反駁。當時河北叛鎮,驕橫狂妄,目無朝廷,哪還談什么“仁義”? 因今異于古,所以董生游河北,必然不能“合”。這就欲擒故縱,化“送”為“留”。余下文字為最后一小段。從董生具體的人和事的范圍跳了出來,思路豁然開闊,引導讀者更進一層地去思考問題的實質,具有“言止而意不盡”之妙,令人回味不已。“為我吊望諸君”一句,潛臺詞很多:古時功高如樂毅,況且不免去燕奔趙,暗示了現在董生去河北必然不合的命運。同時,又以樂毅對故國的忠心,來提醒董生,使其愧悔而放棄游河北的計劃,早日回歸而報效國家。在朝廷與叛鎮之間,作者明白宣稱:“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號召河北盡早回歸朝廷。這樣一放一收,既前呼后應,章法謹嚴,又靈活多變,舒卷自然。通過“不言之言”,《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把堂堂正正的大道理說活了,委婉親切,以情動人,而沒有任何抽象說教的痕跡。
再次,生動的形象,強烈的對比,產生了動人的藝術魅力。散文藝術特點是形散而神不散,文字精煉,而“自有風韻疏淡”。《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寫董生“懷抱利器,郁郁適茲土”,淡淡一筆,形象已出。“郁郁”二字,既有懊喪,也有憤慨,把他遠游河北時的矛盾心態,渲染得淋漓盡致。韓文另一特點是“文中有我”,字里行間,作者的激情自然橫溢,真摯而感人。如文中兩處“董生勉乎哉”,反復詠嘆,把作者那同情與焦慮交織的復雜心情和盤托出。最后那“明天子在上”的大聲疾呼,一個憂時愛國的作家形象,躍然紙上。文中提到“望諸君”與“屠狗者”,實際上也是積極調動讀者的藝術聯想,以生動的歷史故事來形象地說明深刻道理,毫不生硬,收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在文中,作者巧于運用對比手法,揭示事物的矛盾變化。提出了“古”與“今”,“慕義強仁”與“不仁不義”,“合”與“不合”這三對交叉迭現、或明或暗的矛盾作為貫穿線索,通過藝術對比,把文章推向了高潮,從而促進了主題的深化。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的文學語言,一方面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一方面又富有感情色彩,把“情理”二字,完美地表現了出來。全文僅一百五十一字,卻字字珠璣:實詞準確生動,形象性強;虛詞脈絡清晰,語勢一貫,藝術地體現了既誠懇又嚴肅,既婉轉又明確的語言特點。精煉的文學語言,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內在容量及藝術張力。文章雖短,卻自具長篇之勢,蘊藏了非常豐富、極其復雜的內容和意義,令人回味無窮。
〔評說〕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文僅百余字,而感慨古今,若與燕、趙豪俊之士,相為叱咤嗚咽其間。一涕一笑,其味不窮。昌黎序文當屬第一首。”
蔡鑄《蔡氏古文評注補正全集》:“按此文婉而多諷,妙在含蓄不露。結處提出‘明天子在上’,名義凜然。茅鹿門謂昌黎序中以此為第一,可謂不誣矣!”
朱宗洛《古文一隅》:“本是送他往,卻要止他往,故‘合’一層易說,‘不合’一層難說。文語語作吞吐之筆,曰‘吾聞’,曰‘吾知’,曰‘聊以’,于放活處隱約其意,立言最妙。其末一段,勿作開宕,與‘不合’意初看若了不相涉,其實用借筆以提醒之,一曰‘為我’,再曰‘為我’,囑董生正以止董生也。想其用筆之妙,真有煙云繚繞之勝。凡文之短者,越要曲折,蓋曲則有情,而意味倍覺深長也。”
過珙《古文評注》:“勸其往又似勸其不必往,言必有合又似恐其未必合。語意一半是愛惜邵南,一半是不滿藩鎮。通篇只以‘風俗與化移易’句為上下過脈,而以‘古’、‘今’二字呼應,含蓄不露,曲盡吞吐之妙。唐文唯韓奇,此又為韓中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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