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初版是1945年在重慶付排的，現在把它改排了一次。趁著這改版的機會，我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

比較重要的是“子夏氏之儒”的發現。我在寫“儒家八派”的時候，是根據韓非子《顯學篇》的列舉而敘述的，但“八派中把子夏氏之儒除外了”，我當時“不知道是什么緣故”(見舊版《儒家八派的批判》)。這緣故，在一兩年之后我突然發覺到了。我所清理過的“前期法家”，其實，主要就是“子夏氏之儒”。法家多出于三晉，大體上是淵源于子夏的。韓非子的《顯學篇》主旨是在罵儒墨，而韓非子是法家， 當然不好罵自己的祖宗，故把“子夏氏之儒”從儒家中剔出了。至于“子夏氏之儒”在西漢以后又成為了儒家的正宗者，那又是古文家們所玩弄的手法。我有了這一發覺， 因此在《儒家八派的批判》與《前期法家的批判》中便有了一些添改，特別是在后者我添了一段“結語”，把這些意思寫進去了。

《周頌》的《噫嘻》一詩，我在舊版中曾經說它是“沒有韻的詩”， 那是錯誤。那詩是有韻的， 即以“谷” “耦”為韻， 而“爾”“里”亦可為韻。這要感謝馬夷初先生的指示，我在新版中是把這個錯誤改正了。

在這里還有須得補敘的一兩件事。

第一件是《信南山》“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的解釋。承江紹原先生的指示，解“廬”為植物不始于我，王闿運的《周易說》于剝之上九“碩果不食， 君子得輿，小人剝廬”是解“廬”為蓏，而且引證了 《信南山》。

“廬蓏通用字， 艮為果蓏?！对姟贰刑镉袕]’， ‘是剝是菹’，言天子藉田樹果蓏，剝取以薦，是小人之職。果在木、象陽， 廬在田、象陰也?！幂洝援斝粝?，不可自高?！蓖踅猓壬詾椴粌H比我占先， 而且比我正確， 這是應該感謝的。不過我覺得解“廬”為蘆菔， 恐怕還是要妥當一些。《詩》上既說“中田有廬， 疆場有瓜”， 是以兩種東西對言， 而蓏乃瓜屬， 似嫌重復。又《周易》 “君子得輿”的“輿”字， 王仍依字面講， 亦有未照^①。案當解為藇， 即藷藇、薯蕷、山藥。結在樹上的果子雖大而不能食(大約還沒有熟)，老爺只好吃山藥， 侍候老爺的只好啃蕪菁。山藥與蕪菁同是塊根，但亦有貴賤。山藥與蕪菁同在地下埋藏，而碩果是在空中懸掛，相為對待， 大約也就是陰陽相對吧。陽氣未盛，暫仰息于陰元， 不得其時， 不可亢進， 剝之上九的爻辭^②大約也就是這樣的意思吧。但這倒無足重輕，解“廬”為植物，王的確是先我而發的。

另一件是關于殷墟的發掘。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陽小屯及侯家莊曾發掘到殷代宮殿遺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于地以供地下的保衛。以墓而言， 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這是前史所未有的。《史記·秦本紀》載秦武公殉葬者66人， 秦穆公殉葬者177人，比起來已大有遜色。20多年前在中東所發掘的古代巴比倫的烏爾王墓，僅僅59人殉葬而震動了全世界的， 更是小巫見大巫了。這樣大規模的用人遺跡， 自然是奴隸制的鐵證。這些資料都不曾發表，遺物已全部搬往臺灣，一時無由考見。我曾經請求參加發掘的郭寶鈞先生把大概的情形敘述一下， 承他以書面答復了我。我并征得了他的同意， 把他的敘述附錄在這兒：

“承詢殷代用人情形， 略敘如下：

殷代用人遺跡， 見于小屯與侯家莊，小屯為殷人宗廟宮室所在地，侯家莊為殷人陵寢所在地。

宮室情形，現有堂基柱礎遺存。堂基皆夯土筑成，規模宏大，方隅整齊。柱礎以大石卵為之，排列有序，距離有定。在正房堂基下中央生黃土內， 多埋犬骨一架至五架。此項犬骨埋葬，必在版筑^③之先，推想當為破土時厭勝^④用者。堂基將成，于其上或門旁或門前， 多開小方坑，埋人守衛。衛者均跪像，在堂上或門旁者面向前，在門前者面向后，隨葬物一戈一盾，或一戈一狗， 或僅一戈，此隨建筑而殉者?；分猓?在廂房后者，為南北長方坑，殉斬頭人架，其數頗多;間有牛羊獸骨，雜埋其間。正房之前，有車馬禮器、人骨葬坑，層層前列，漸展漸南。保存較完者，為四列葬坑，有童骸(三架)觚^⑤爵^⑥車輿等之殉。五列葬坑，有人架二十， 分埋五坑， 兩人跪頂鼎^⑦、甗^⑧、斝^⑨、斝、罍^⑩、簋⁽¹¹⁾、觚、爵等，八器;五人承弓飾、刀、戈、觚、爵、斝、卣⁽¹²⁾、壺、罐、方彝⁽¹³⁾等， 多器。又有牛羊犬骨葬坑多列及燒殘牛骨遺存，此當系基址宮室落成后陸續葬入者。甲骨文有埋祭、伐人、卯牛卜辭⁽¹⁴⁾，此項遺存，應為實例。

侯家莊殷陵，分東西二區。西區大墓六， 皆亞字形，有東西南北四墓道， 規模宏偉，深可十一二公尺。逆推建造之時，墓穴穿成，先于墓底開小方坑，殉人一犬一， 然后鋪板其上，此頗似殷墟堂基下之犬， 當亦厭勝用，蓋壙穴死者宮室也。亞形墓室八隅，開方坑八，殉八人。棺槨放置后，加抗木其上，此層陳列儀仗， 殉者隨儀仗排列，得全首領。以當盜掘者入口處， 多被破壞，其數無定。此略當于堂基上之殉者。再上封筑，與墓道平，北墓道近墓室處，排髑髏⁽¹⁵⁾多級， 皆南向，每排十級，多可二十馀排。南墓道近墓室處，排無頭人骨多架，頸北向，數列略與髑髏等。此略當于兩廂后之殉者。封筑至地平，周圍復有小墓葬，殉車馬禮器，每墓五至十人不等， 多可二十墓。此一大墓殉葬情形也。他五大墓亦略若是。東區亞形大墓一，長方形大墓二，墓內葬儀如西區。其西側另有殉者多列(但不屬于此三墓)，其墓形若員字， 口形穴內，置髑髏十， 皆北向;目形穴內，置無首人架十，五頸南，五頸北， 皆俯身，或有隨葬一刀一斧一礪，人各一組。如是者每十墓為一排，共數十排。其北更有小墓多座，或專殉器物，或專殉車馬，或鳥，或獸，或身首同坑之斷頭人架，其數另有統計。

兩地相比， 以殷陵殉者為多，殷墟較少，合共二千人以上。此皆三千年前殘暴社會下之犧牲者(推想奴隸居多，近身者或親信)。即骨架，想實況， 當日惴惴臨穴之狀， 令人憫惻，述之有余恨焉!

殷代而后，此風稍戢⁽¹⁶⁾。濬縣辛村西周墓， 發見御夫一， 兩手背縛，俯身，在車旁。另墓一人，屈肢， 與犬同葬， 在北墓道。另一車馬葬坑， 車十二輛，馬七十二， 無人。汲縣山彪鎮戰國一墓，殉四人，分臥墓主前后左右， 皆全首領，殆墓主親近生殉者。然人數均少，較之殷代，所遜遠甚。

不持鋤頭，十三年矣! 當日紀錄，均不在手，驟承下問，愧不能詳，謹就追憶所及，參以《中國考古學報》石璋如所述，及聞之于梁思永先生者，撮述一二，聊備采擇?！?1950年1月29日)”

應該感謝郭寶鈞先生，他所提供的這項資料是非常重要的。關于殷代的社會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現在都還采取著很慎重的態度， 不敢斷定為奴隸社會。有了這項資料，我認為是毫無可以懷疑的余地了。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會發展史的知識， 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會發展史的階段劃分， 故他們對于這些史料不加重視， 或則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輕重的校量， 或則根據后來的歷法推譜所謂“殷歷”，真可以說是捧著金飯碗討飯了。

最近讀了參加殷墟發掘的另一人董作賓的《殷墟文字甲篇自序》(載《中國考古學報》)， 其中有些地方在斥責我，而且在反對殷代是奴隸社會的說法。我且摘錄一段在下邊吧。

“殷代不是創造文字的時代， 我們就不能根據甲骨文字來研究殷代的社會背境?！覀儾荒軗中握f‘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聽命， 民與臣是奴隸，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隸， 因而斷定殷代是奴隸社會。這是很有問題。臣、民兩字，創造時的用意是否就是如此?即使如此，是否又經過了假借?而殷代的人民也稱‘人’， 也稱‘眾’， 眾是一塊地方下有三人， 又何嘗又有奴隸的痕跡呢?”(兩“又”字系照抄原文。)

雖然董作賓沒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這指責的是我， 那倒毫無問題。但可惜董作賓的關門主義關到了家。他雖然也在參加殷墟的發掘， 而且在發掘著一個典型的奴隸社會， 而他卻找不出“奴隸的痕跡”， 實在也是值得同情的!

殷代誠然不是開始創造文字的時代， 而文字本身卻在不斷創造之中，就在今天也還在創造，何能一口說盡“不能根據文字來研究社會背境”?據我所知道， 甲骨文中就還沒有發現民字或從民之字。我說民字是盲的初文，像目中著刺，是據周代的金文來說的。其用為人民之民， 可能就是古時候的生產奴隸曾經被盲其一目。盲目為奴的殘忍行為一直到最近都還有，請聯想一下廣東所有的“盲妹”吧。

我說殷代是奴隸社會， 而且周代也是， 并不是單拿臣民兩個字來判斷的。我說臣民是奴隸，也并不是單根據臣民的字形。我的頭腦幸好還沒有那么簡單。我所列舉的證據， 其他還很多。董作賓卻僅僅抓到一兩個字，根據自己的敵愾來隨便邏輯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隸的本質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隸社會的說法否定了。這根本就不是學者的態度。就是這種非學者的態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臺灣去準備殉葬，這一層，我倒是能夠充分理解的。

眾字， 據我所了解的， 在甲骨文中是作日下三人形。殷末周初稱從事耕種的農夫為“眾”或“眾人”，正像農民在日下苦役之形，誰能說沒有“奴隸的痕跡”?

人字是大公名，奴隸固然是人， 主人也是人， 而且男人女人都是人，它并不是奴隸的專名， 誰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隸的痕跡”?不邏輯竟到了這樣的地步!老實說，做學問的人是不能夠這樣的，一定要虛心，要把別人的著述先作適量的體會，從全面來了解別人，然后才能進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內行。假充內行的結果， 只是表示自己的無知。單純的無知倒還可以救藥， 只要虛心地多讀書， 改正一下頭腦，知識倒也會積蓄得起來的。假使在無知之中再加上敵愾，敵愾而且很強，巍巍乎儼然一個大權威那樣， 是的， 那才是“很有問題”的!

在今天看來，殷周是奴隸社會的說法，就我所已曾接觸過的資料看來，的確是鐵案難移。因此，我對于本書的內容，整個地說來，依然感覺著是正確的。

我所采取的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在這個立場上我仿佛抬舉了先秦儒家， 因而也就有人讀了我的書而大為儒家扶輪的， 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儒家在歷史發展中曾經起過進步的作用是事實，但它的作用老早變質， 它的時代也老早過去了。這和爬蟲時代一去不復返的一樣，我們今天雖然在研究恐龍，珍惜恐龍的骨化石， 乃至有時頌揚它的龐大，但有誰會希望恐龍夫子再來做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即使你希望，也是枉然的。在今天依然有人在懷抱著什么“新儒家”的迷執， 那可以說是恐龍的裔孫——蜥蜴之倫的殘夢。

郭沫若 1950年2月17日記于北京

(《十批判書》，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第一版。)

注釋 ①照——知曉，亮察。②爻(yao)辭——爻，構成《易》卦的基本符號?！啊笔顷栘?，“--”是陰爻，每三爻合成一卦，可得八卦。兩卦(六爻)相重可得六十四卦。爻辭，是說明《周易)六十四卦中各爻要義的文辭。③版筑——筑土墻，用兩版相夾，裝滿泥土夯實而成。④厭(ya)勝——古代方士的一種巫術，以詛咒制服人或物⑤觚(gu)——古代青銅制酒器，形如喇叭。⑥爵——古代青銅制酒器，口呈弧線形，三足。⑦鼎——古代炊器。多用青銅制成。圓形三足，也有方形四足的。⑧甗(yan)——古代炊器。青銅或陶制。分兩部分，中間用有孔的箅(bi)隔開。⑨斝(jia)——古代青銅制酒器。圓口三足。⑩罍(lei)——古代盛酒或水的器皿。青銅或陶制。頂部和底部較小，腹凸，肩部有兩環耳，上有蓋。⑾簋(gui)——古代盛食物的器皿。青銅或陶制。圓形。⑿卣(you)——古代青銅制的盛酒器。形狀變化多。⒀方彝(yi)——古代青銅器中禮器的泛稱。⒁卜辭——商代王室風俗，凡重大事件常用龜甲獸骨占卜兇，并在其上銘刻文字。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多和占卜有關，通稱卜辭。⒂髑(du)髏——死人的頭骨。⒃戢(ji)——收斂。

賞析 《十批判書》初版于1945年，重慶群益出版社印行。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排出版，附錄《〈十批判書〉改版書后》。嗣后，作者又抽出本篇，改題為《蜥蜴的殘夢——〈十批判書〉改版書后》，收入《奴隸制時代》一書中。

作者是一位杰出學者，是最早把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引進歷史學研究領域，不倦耕耘并多有創獲的一人。四五十年代，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殷、周是封建社會，而郭氏經過反復研究，提出殷、周是奴隸社會的觀點。《十批判書》的寫作意圖是：辨析古代社會的性質，探討各家學術立場和主張，理清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脈絡，并給予相應的評價。

在歷史學研究中，他一貫注重資料和證據。他曾說，在《十批判書》著述期間，“秦漢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徹底剿翻了?？脊艑W上的，文獻學上的，文字學、音韻學、因明學，就我所能涉獵的范圍內，我都作了盡可能的準備和耕耘?！?見全集歷史卷二，468頁)

舊版發行后，作者又有新發現：前期法家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均淵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注重禮制，而禮制與法制在精神上有相通處，子夏氏之儒在戰國時代別立門戶，不為儒家本宗所重視。韓非列舉儒家八派，把子夏氏之儒排除在外，是因為他把子夏氏之儒看成法家，也就是自己承祧著的祖師爺。這個發現和改動，體現出郭氏對學派淵源和流變的重視， 在方法論上給后學以巨大啟示。

郭沫若認為，井田制肯定存在過，問題是它的內容和實質是什么?！俄n詩外傳》、《谷梁傳》的解釋是：田分九塊，如“井”字形，外圍八家為私田，中間一塊為公田，以此為“封建莊園制”的雛形。其重要論據是，周代農事詩《信南山》句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而“廬”就是“廬舍”。郭氏不同意這個釋義，他釋“廬”為“蘆菔”，并認為以“中田”為“公田”是一種誤解。至于郭王兩說，都釋“廬”為植物，本大同而小異，但為了求真也值得一辯。一字之微，關系到一種制度的解讀，難怪作者又鄭重地補充幾句。

考古發掘對歷史學研究有重大意義，郭氏對實物史料的出土特別予以關注。本文不惜用大量篇幅引述殷墟殷陵殉人的現場勘察資料，幾處發掘的結果，殉者“合共二千人以上”。據親自參加發掘者推測，其中“奴隸居多，近身者或親信”。這自然成了郭氏關于殷、周是奴隸社會的看法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證據。作者同時指出，史料仍要有正確觀點去統帥，如果“缺乏社會發展史的知識”或“根本不相信社會發展史的階段劃分”，因而不重視，不善于利用珍貴史料，那就是“捧著金飯碗討飯”了。

批駁董作賓的一段，是關于“臣”、“民”、“眾”字的原義，并兼及研究者的立場觀點問題。作者指出， 只有“在無知之中再加上敵愾”， 才會隨意否定“臣”、“民”、“眾”的初文象征著奴隸的看法?！八m然也在參加殷墟的發掘，而且在發掘著一個典型的奴隸社會，而他卻找不出‘奴隸的痕跡’”，真是偏執得可憐。與上文密切呼應，“捧著金飯碗討飯”有了驗證，說服力很強。

有人認為作者褒揚了先秦儒家，他并不否認，但這是歷史評價。隨著時代發展，儒家有了變化，作用也和先秦不同。誰若要“復興”儒學，是完全不合時宜的。他稱“新儒家”的執迷為“蜥蜴之倫的殘夢”。這里作者宣布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是他的研究工作的基石，是他指導讀者閱讀的根本原則，也是他對某些批評者和盲目“追隨者”的一個總答復。

這篇后記針對具體問題而發，文筆堅實犀利，切中要害。而貫穿全文的，一是材料和觀點的統一，一是科學態度和革命精神的統一。歷史和現實有一定聯系，但作為一位歷史學者，首先要尊重歷史、尊重科學，在這方面本文給人的印象是比較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