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章炳麟·書黃侃《夢謁母墳圖記》后
蘄州黃侃少承父學,讀書多神悟, 尤善音均【1】,文詞淡雅, 上法晉宋。雖以師禮事余, 轉【2】相啟發者多矣。頗好大乘【3】, 而性少繩檢, 故尤樂道莊周。昔阮籍不循禮教, 而居喪有至性,【5】一慟 【6】失血數升。侃之念母, 若與阮公同符【7】焉。錄是以見士行不齊 【8】。取其近真者是, 若其精通練要之學, 幼眇 【9】安雅之詞, 并世固難得其比方。恐世人忘其閎美 【10】而以繩墨格之, 則斯人或無以自解也。老子云:“常救【11】善人, 故無棄人。”余每以是風【12】侃,愿世之君子,共喻【13】斯言。章絳記。
【注釋】
【1】音均:音韻。
【2】轉:反轉,反過來。
【3】大乘:大乘禪。禪有深淺,大乘禪較深。《傳燈錄》云:“悟吾法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
【4】阮籍:三國魏人。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
【5】至性:極端的感情表露。
【6】一慟:一陣大哭。
【7】同符:相同、相符。
【8】不齊:(見解)不完備。
【9】幼眇:精微。了解得精細、深入。
【10】閎美:宏美。
【11】常救:經常幫取別人解脫危難的意思。
【12】風:諷。規勸。
【13】喻:明白、了解。
【賞析】
黃侃是章太炎的學生,曾寫過一篇《夢謁母墳圖記》,作者為其題后,即寫了跋。這篇跋側重介紹黃侃的治學態度,特別是集中介紹了黃侃的性格特點,這和通常介紹文章內容是大相徑庭的,顯然以跋為契機,推崇黃侃,抨擊世風。
章太炎雖是黃侃的老師,可從不以老師自居,他從內心里敬佩黃侃因而能從黃侃身上看到值得稱頌的精神,并謙遜地認為自己從學生身上受到很多啟發。這便是文章中所提到的“雖以師禮事余,相轉啟發者多矣。”所謂啟發,當然不是指學識方面,而是指品德方面,做人方面,或者說是待人處事方面。做為一代宗師的章太炎,能透過表面現象看到學生實質性的優點并予以肯定,甚至說自己也受到很多啟發,這本身就是極高的評價。對一個學生給予這么高的評價,自然會引起讀者的注意,那么黃侃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呢?
文章開頭就介紹蘄州(湖北)的黃侃,出身于書香門第,讀起書來總是能領悟其精神實質,而不是生吞活剝地讀死書。這就是文中所說的“少承父學”而“讀書多神悟”了。作者在這里絕不是簡單地對黃侃的治學態度給以肯定, 重要的是說“少承父學”, 也就是強調家庭的影響, 強調自身能夠繼承古風。接著就談及黃侃在文學上的特長“尤善音均, 文詞談雅”, 即是說, 對音韻極有研究, 在語言上不僅平直、樸素, 而且高雅。講究音韻美, 是晉宋時代普遍倡導的文學形式之一, 而“鄙夷功名利祿”、“守志不阿”則是那個時代文學集中反映的內容。因此說黃侃“上法晉宋”, 就不難推測他的文章中所反映的主要思想傾向。至于黃侃“頗好大乘”,“性少繩檢”、“樂道莊周”, 無非是說他所追求的是高層次的東西, 思想境界不同尋常, 又不愿拘泥于繩檢, 常常任性。這和道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處處合拍的。莊子就主張順應自然, 對統治階級是采取不合作的態度。莊子的文章富有浪漫主義色彩, 縱橫恣肆, 想象豐富, 機智幽默, 辭藻瑰麗。黃侃對莊子津津樂道, 當然是說贊賞莊子的政治主張和欣賞莊子的文筆了。
作者對于黃侃的“性少繩檢”是充分理解, 并為之回護的, 正因為基于這樣的立場, 作者才在該文中有下述的立論。在章太炎看來, 任性的人其感情近真, 雖有失繩檢, 但比起借禮教而行詐偽的人要好得多。三國時代的阮籍, 就以莊子為楷模, 行己寡欲, 倜儻不羈。作者拉出他作陪, 是說阮籍也屬“性少繩檢”的人。阮籍極其孝敬母親,“居喪”卻“不循禮教”, 按封建禮教該斥之為“不孝”的。然而阮籍卻有“至性”, 即極端的感情顯露,也可以稱之為“任性”了。他的具體表現是“一慟失血數升。”可見, 對于阮籍這樣的孝子, 用封建孝道去“繩檢”, 反倒要屏棄的。相反的, 從感情上是詐偽的, 也許能“恪守”禮教, 往往被世俗所首肯以至贊揚。魯迅先生說:“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 那種口頭上宣揚禮教, 而內心極端虛偽, 極端齷齪的人, 起碼是自私自利的人。士大夫的一些見解, 常拘泥于舊禮教, 看法上多偏激, 做法上多不完備。作者對于這些是深惡而痛絕的。所以, 章太炎認為阮籍和黃侃的表現倒是“近真”。在章看來, 尋找真正的表里均符合“繩檢”的人是比較難的, 而找到“近真”者還是可能的。這正如一個人雖精通“練要之學”, 駕馭“安雅之詞”, 卻很難描摹世上一切事物一樣。禮教,法度, 不過是提醒世人。不要忘記宏觀上的美好的事物,如果過分拘泥于禮教和法度, 那么黃侃、阮籍這樣的人將無法自己解脫了。老子說:“常救善人, 故無棄人。”意思是說, 要寬厚地待人, 幫助他們擺脫困境, 能這樣作世上就沒有被拋棄的人了。
作者不僅僅對黃侃回護、申辯, 而且也規勸世上的仁人君子,“愿世之君子, 共喻斯言”。也就是希望世上的君子仁人能都取得共識。
章太炎主張寫文章“必先豫之以學”, 也就是說要以學問為基礎, 使文章有內容、有分量。他還認為“魏晉文章, 可以為百世師”。原因在于魏晉的文章內容充實并且文辭雅潔。這篇文章正是實踐了他自己的文學主張。他把黃侃的治學精神和成就歸結為“上法晉宋”; 把孝敬母親“性少繩檢”和阮籍的表現等同起來,不僅使文章內容充實,而所用之言辭也極為雅潔、洗煉。他主張不拘泥于禮教、法度,不給詐偽者以取利之機,對于每況愈下的世風是個極有力的抨擊,這就是文章的分量。他的這篇跋,實際上是一篇論文,寫得雄辯而有鼓動性,說理條暢,筆鋒犀利。他舉出阮籍“居喪”而“不循禮教”,可內在感情卻“近真”的事例,無可辯駁地證明了自己立論的正確和可靠。他以“近真”和“詐偽”作比較,令讀者“取其近真”,他揭示“繩墨格之”的目的是“恐世人忘其閎美”,他引用老子的話號召世人“常救善人”,以達到世上無“棄人”的理想境界。
在論述方法上靈活而多變,是這篇文章的又一藝術特色。例如文章中先后使用了事實論證、類比論證以及引證等方法,茲不贅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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