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屈原》

賈誼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

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 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阘茸尊顯兮，讒諛得志; 圣賢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貪兮， 謂跖蹻廉; 莫邪為鈍兮， 鉛刀為铦。

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 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 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 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訊曰： 已矣! 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郁其誰語? 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 偭蟂獺以隱處兮， 夫豈從蝦與蛭螾? 所貴圣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 使騏驥可系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般紛紛其離此尤兮， 亦夫子之故也! 瞝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見細德之險征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污瀆兮， 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橫江湖之鳣鯨兮， 固將制于蟻螻。

賈誼的這篇《吊屈原》，《史記》、《漢書》及其他各書所載，文字略有出入。這里以 《史記》 為主而參照其他，擇善而從。

賈誼 (前200—前168)，西漢前期杰出的政論家和文學家。對于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已有的幾種文學史著重論述了他的散文，而很少談到他的賦。但他在賦方面的成就也是不應忽視的。《漢書·藝文志》 列賈誼賦為一大家。揚雄 《法言·吾子》 也說： “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 張溥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賈長沙集·題辭》評論道： “騷賦詞清而理哀，其宋玉、景差之徒乎! 西漢文字，莫大乎是，非賈生其誰哉!”

司馬遷在 《屈原賈生列傳》 里以濃郁的抒情筆調敘完了屈原的遭遇之后說： “自屈原沉汨羅后百有余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接下去，他并沒有立刻引用 《吊屈原》一文，而是敘述賈誼吊屈原之前的經歷。這一大段文字，當然是 《賈誼傳》 的重要部分，但也是關于賈誼寫 《吊屈原》 時的心理活動的最好剖白。要比較深刻地理解 《吊屈原》，非看這段文字是不行的。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 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征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是時，賈生年二十余，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于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 (悅) 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

賈生以為漢興至文帝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shù)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fā)之。于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 “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其辭曰……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賈生以弱冠之年而深受漢文帝的賞識，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更定律令及列侯就國的意見都被采納，并考慮晉升公卿之位，這和屈原開始見信于懷王的情況極相似; 繼而遭讒被疏，謫為長沙王傅，這又與屈原見放異代同悲; 而其所謫之地，又恰恰是屈原生活乃至自殺的楚國山川。不妨設身處地想一下，當他赴長沙、渡湘水之時，屈原的命運，能不在他內心深處激起強烈的共鳴嗎? 他 “為賦以吊屈原”，同時也是吊自己。關于這一點，班固在《賈誼傳》 里講得更明白。他說：

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屈原者，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 《離騷賦》，其終篇曰： “已矣! 國無人，莫我知也。” 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追傷屈原，因以自諭，這就使得 《吊屈原》 一文洋溢著不可壓抑的激情，具有動人心魄的藝術魅力。

第一段敘作賦的緣起。從自己的“俟罪長沙” 寫到屈原的 “自沉汨羅”，從而把兩人的命運綰合起來，而用 “遭世罔極” 加以概括。第二段以 “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 領起，先用 “鸞鳳伏竄” 而 “鴟鸮翱翔” 作比擬象征，然后選擇現(xiàn)實生活中一系列典型事例，痛斥政局紛亂，是非顛倒。那些阘茸小人，那些靠讒害正人、諂諛上司撈取資本的惡人，都不過是鴟鸮一樣的貨色，本來應該“伏竄” 的，然而一個個 “尊顯” 了，“得志” 了! 圣人、賢人、方正之士，正像鳥類中的鸞鳳，本來應該翱翔于萬里晴空的，卻一個個身處逆境，屈居下位! “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句，《漢書》 作 “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意義相同。隨，卞隨; 夷，伯夷。其事跡俱見 《史記·伯夷列傳》，都是辭讓天下的賢人，夠清廉的。跖，盜跖; 蹻，莊蹻。都是古代被稱為“大盜” 的人。《史記·伯夷列傳》 說：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夠貪暴的。可是世人竟把廉的說成貪，把貪的說成廉 (今人用新的觀點如何評價隨、夷、跖、蹻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世謂”直貫 “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铦。”莫邪，是古代最铦利的寶劍; 鉛刀，則是用錫制成的刀具，什么都割不動。可是世人竟然說： 莫邪最笨鈍，毫無用場! 鉛刀最銳利，不管割什么，都得重用它!

以上列舉這么多是非顛倒的事例，已經足以說明 “逢時不祥”、“遭世罔極” 的實際情況，令人發(fā)出 “嗚呼哀哉” 的沉痛感嘆了。然而作者的憤激之情尚未充分宣泄，因而第三段又以 “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 領起，進一步追傷屈原，自抒憤懣。“生之無故”，與上文“遭世罔極”、“逢時不祥” 的意思大致相似。“生”，即通常所說的“生不逢辰” 的 “生”。接下去，便列舉一系列象征性的事例，慨嘆黑白淆亂，賢愚易位。周鼎與康瓠 (瓦盆)相比，當然應該珍視前者，如今卻“斡棄周鼎”，而把康瓠當成寶貝! 罷 (疲) 牛、蹇 (跛) 驢，當然不能與騏驥相提并論，如今卻重用前者，而用騏驥拉鹽車，怎能發(fā)揮它日行千里的才能! 章甫，殷代的冠名; 薦，墊也; 屨，麻或皮革制成的鞋子。章甫這種帽子無疑是應該戴在頭上的，如今卻用它墊鞋底! 應該在上面的，反而被踩在下面; 應該在下面的，反而被抬在上面! 這樣的事，能夠長此延續(xù)下去嗎?然而先生啊，你卻偏偏遭受了這樣的災難!

在第二段里，先以 “鸞鳳伏竄兮鴟鸮翱翔” 象征善惡顛倒，然后直接列舉現(xiàn)實生活中許多與此相類的事例以抒憤慨，鋒芒畢露，略無含蓄。僅就“鸞鳳” 句而言，用的是“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王逸 《離騷經序》 的 《離騷》 手法，相當于 《詩經》 中“以彼物比此物” 的 “比”。從這一段看，則 “鸞鳳” 句又起了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的作用，相當于 《詩經》 中的 “興”。)

第三段與第二段不同。棄周鼎而寶康瓠，重牛驢而輕騏驥，乃至拿帽子墊鞋底，純用比擬象征的手法揭露時局紛亂、是非不明。與前一段“讒諛得志”而“圣賢逆曳” 等句直斥社會黑暗相聯(lián)系而又有發(fā)揮，既顯得有虛有實，寫法多變，又顯得形象豐富，憂憤深廣。而“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一句，實具有收束兩小段的作用。作者的同情，傾注于“鸞鳳”所代表的方面，對于與此相對立的另一方面，當然是憎惡的、鄙夷的。但他的最大憤慨，則還是使善惡顛倒、賢愚易位的“時”和 “世”。而屈原所遭遇的，偏偏是這樣的 “時”和“世”，他自己所遭遇的，也偏偏是這樣的“時”和“世”!

第四段開頭的“訊”，《漢書》作“誶”，按舊注，都是“告”的意思。實際上相當于《離騷》的“亂”，就是全篇的尾聲。這個尾聲包括第四、第五兩段，不像 《離騷》 的 “亂” 只有寥寥數(shù)語。《離騷》的 “亂” 是這樣的： “已矣哉! 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既然 “國無人莫我知”，美政無法實現(xiàn)，那么 “懷故都” 也是徒然的，只有以自己的生命來殉崇高的理想。賈誼吊屈原之時，還不過二十多歲; 西漢開國不久，又與楚國瀕于危亡的形勢不同。因此，賈誼在 “追傷屈原，因以自諭” 的時候，對理想的實現(xiàn)還不至于完全絕望，因而也還沒有想到死。既然如此，《吊屈原》 的尾聲就必然是另一種寫法。那么，怎樣寫法呢? 這決定于作者在特定情境中的思想認識和心理活動。

蘇軾在 《賈誼論》 里說： “愚觀賈生之論，如其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為耶? ……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shù)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 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yōu)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 觀其過湘，為賦以吊屈原，縈紆郁悶，躍然有遠舉之志，其后以自傷哭泣，至于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 蘇軾在這里所說的 “躍然有遠舉之志”，正是 《吊屈原賦》 尾聲所表現(xiàn)的基本情緒。蘇軾不同意這一點，他替賈誼設計的出路是先去和反對他的絳、灌之屬搞好關系，并爭取漢文帝的信任，然后行其志。話說得很輕松，但蘇軾自己也行不通。如果按照蘇軾的意見，賈誼在 《吊屈原》 的尾聲里就得用蘇軾責備他的那些話去責備屈原了，豈非笑話!

賈誼在尾聲的開頭發(fā)出了與屈原同樣的慨嘆： “已矣! 國其莫我知兮，子獨壹郁其誰語!”這當然不是抄襲《離騷》的“亂”，而是同樣的遭遇激發(fā)了同樣的情感波濤。接下去，他由于還不像屈原那樣絕望到只能以身殉國，就轉而想到其他可能走的道路： 時世既然貴鴟鸮而賤鸞鳳; 鸞鳳何不高飛遠引?獺蝦蛭們既然那樣春風得意， 神龍就應 “深潛以自珍”，怎能和它們混在一起? 犬羊是 “可系而羈” 的;作為麒麟，如果也“可系而羈”，那和犬羊又有什么區(qū)別?這真是思緒紛紜，莫可端倪，然而尋根究底，出路何在呢?那也不過是封建社會懷才不遇的知識分子可能有的唯一退路： “遠濁世而自藏。” 簡單地說： 就是隱居不仕，潔身自好。

然而對于懷有 “美政” 理想，并且力圖付諸實踐的屈原來說，對于懷有治國安天下的宏偉抱負，而且經過深思熟慮，已經提出一整套實施方案的這位“洛陽少年”來說，義無反顧地退隱，干凈利落地忘掉現(xiàn)實，這是可能的嗎?不難看出，在賈誼復雜紛紜的思想活動中，“遠濁世而自藏” 的念頭剛一閃現(xiàn)，就被不甘心退隱的情緒壓下去了。他的神思繼續(xù)飛馳，且看飛向何方：

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瞝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 見細德之險征兮，搖增翮而去之。……

前四句，竟然責怪屈原了! 大意是： 屈原遭受怨尤，也有點咎由自取; 他可以歷觀九州，選擇一個好的君主去實現(xiàn)他理想中的美政，又何必一定眷懷楚國、系心懷王呢? 司馬遷在 《屈原賈生列傳》 的結尾說： “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正是針對這一點而發(fā)的。但賈誼的意思，并不是哪里肯容就到那里去，而是有條件的。下四句講的就是條件： 鳳凰翱翔于千仞之上，看見哪里有 “德輝”，才肯落到那里; 相反，看見哪里充溢著奸險邪惡，便鼓翼而飛，去之唯恐不速。當然，在東周分裂，諸侯紛爭的時代，不僅策士之流朝秦暮楚; 即如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也周游列國，當他離開父母之邦魯國的時候，只不過以 “遲遲吾行”表達他的眷戀之情罷了。時代略早于屈原的孟子，更是“后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以傳食于諸侯”。對于這一切，歷來沒有什么人指責。屈原如果也這么干，大概也不會招致非議的; 然而那就不是屈原了。屈原在楚國的悠久而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里培養(yǎng)起來的熾烈的愛國情感不容許他離開楚國，他決不會去“瞝九州而相其君”。這一點，賈誼是清楚的。難道他真的會要求屈原跑到秦國去謀出路嗎?至于賈誼自己，他認為當時事勢 “可為痛哭者一”，即諸侯王國勢力的惡性膨脹影響國家的統(tǒng)一。那么，他怎能跑到諸侯那里去呢?他認為當時事勢 “可為流涕者二”，其一便是“匈奴嫚娒侵掠”。那么，他又怎能跑到匈奴那里去呢?從創(chuàng)作心理上分析，“瞝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云云，乃是極端憤懣之時思路越出常軌的表現(xiàn); 而這種思路越出常軌的表現(xiàn)，正好極其充分地抒發(fā)了他的憤懣之情。如果認為這是賈誼的真正思想或主張，并據(jù)此橫加指責，那就太不理解賈誼，也太不理解文藝創(chuàng)作了。

當作者神思飛越，化為鳳凰，振翮于九仞之上的時候，那是自由的，可以有自己的選擇的，然而那畢竟是想像，一旦和現(xiàn)實聯(lián)系起來，則一切選擇都將落空。因為他看不見哪里有 “德輝”，而見到的只是“細德之險征”; 既然如此，就不愿下落，只想高飛遠舉; 可是在實際上，又能飛到哪里去呢? 于是在極端心煩意亂中，那鳳凰終于從千仞之上跌下來， 化為 “吞舟之魚”， 化為 “橫江湖之鳣鯨兮”; 而等待它們的，卻不是浩渺無際的江河湖海，乃是丈把寬的“汗瀆”! 試想：“吞舟之魚”， “橫江湖之鳣鯨兮”， 一旦落到丈把寬的 “汗瀆” 里，不要說自由馳騁，連浮游、回旋都絕無可能。其結果，只能被螻蟻吃掉。屈原已經得到了這樣的結果; 那么，自己呢?

一篇吊屈原賦，就在“固將制于蟻螻”這一無可奈何的深沉嘆息聲中結束了。這是屈子悲劇之所在，這又何嘗不是賈生悲劇之所在!

司馬遷在 《史記》 中將賈誼與屈原合傳，引了 《吊屈原》 與《鵩鳥賦》。 班固在 《漢書·賈誼傳》 里也引了這兩篇。 而東漢王逸據(jù)西漢劉向所輯《楚辭》撰《楚辭章句》，于漢代作品中收了傳為賈誼所作的 《惜誓》、淮南小山的 《招隱士》、東方朔的 《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 《九懷》、劉向的 《九嘆》和他自己的 《九思》，卻沒有收賈誼的 《鵩鳥賦》 與 《吊屈原》， 大概認為它們不屬于“楚辭” 系統(tǒng)。 梁蕭統(tǒng)編 《文選》， 把《鵩鳥賦》列于“賦”類， 把《吊屈原》 列入“吊文”類(題為 《吊屈原文》)，卻沒有列入“騷”類，也不認為它們屬于“楚辭” 系統(tǒng)。還是朱熹有眼光。他撰《楚辭集注》，認為王逸《楚辭章句》所選漢代作品如 《七諫》、《九懷》、《九嘆》、《九思》，“雖為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因而一齊刪去，只留下 《哀時命》、《招隱士》 和傳為賈誼所作的 《惜誓》， 而把賈誼的《鵩鳥賦》 和 《吊屈原》 收入《續(xù)離騷》。并在 《楚辭辯證》 中解釋說： “賈傅之詞，于西京 (西漢) 為最高，且《惜誓》 已著于篇，而二賦 (指《鵩鳥賦》 與 《吊屈原》)尤精，乃不見取，亦不可曉，故今并錄以附焉。”

《吊屈原》 屬于 “楚辭” 系統(tǒng)，這是毫無疑義的。從形式上看，通篇用韻，每句帶 “兮” 字，與以司馬相如的作品為代表的漢賦韻散結合，“兮” 字調基本消失的情況不同，仍然保留了 “楚辭” 的特色。從寫法上看，繼承了 “楚辭” 以抒情為主的傳統(tǒng)，不像典型的漢賦那樣鋪敘描寫。更重要的，還在內容方面。王芑孫 《讀賦卮言導源篇》云： “賈傅以下，湛思邈慮，具有屈心。” 認為賈誼的賦 “具有屈心”，這是探本之論。對于 《吊屈原》 來說，尤其是這樣的。賈誼由于同屈原有類似的抱負和遭遇，因而渡湘江吊屈原之時，憤遭世之罔極，抒異世之同悲，在心靈上與屈原同振共鳴，字里行間，跳躍振顫著的是屈子之心，也是他自己的心。讀 《吊屈原》，正如讀屈原的作品一樣，能使世之逐臣、去婦以及一切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人抆淚謳吟，惻怛不已，其原因就在這里。賈誼與屈原，相隔近百年，分屬于兩個不同的時代，司馬遷卻把他們合在一起寫傳，并把 “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 作為聯(lián)結屈、賈的紐帶，正表現(xiàn)了他對屈、賈二人的深刻理解，也表現(xiàn)了他對 《吊屈原》 一文的深刻理解。不難看出，司馬遷也是在心靈上和屈、賈同振、共鳴的情況下寫 《屈原賈生列傳》 的。正由于這樣，他的 《史記》 被譽為 “無韻之《離騷》”，而他的 《悲士不遇賦》，則直承 《吊屈原》，同屬 《騷》之苗裔。

王逸 《楚辭章句》 收 《惜誓》 一篇，《序》 中說： “ 《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 洪興祖 《楚辭補注》 以為其間數(shù)語與 《吊屈原》 詞旨略同，斷為賈誼所作。朱熹同意此說，并補充道： “今玩其辭，實為瑰異奇?zhèn)ィ嫹钦x莫能及。” 關于 《惜誓》的作者問題，至今仍有爭議，這里無須詳論。而朱熹認為賈誼的賦辭采“瑰異奇?zhèn)ァ保瑒t確切不移。《吊屈原》 不過寥寥三百來字，卻極其廣泛地攝取鳥獸蟲魚器物服飾等無數(shù)物象和社會生活現(xiàn)象，或自鑄偉詞，或兼熔典故，廣譬博喻，對比反襯，從而激發(fā)讀者的聯(lián)想，振蕩讀者的心靈，諸如讒諂蔽明、邪曲害公、是非顛倒、賢愚易位、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小人得志、英俊沉淪，舉凡作者所遭逢的一切，都如身歷其境、感同身受。當然，《吊屈原》 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強大的藝術力量，不僅由于它的詞采 “瑰異奇?zhèn)ァ保饕捎谒?“瑰異奇?zhèn)ァ?的詞采，藝術地揭露了封建時代帶有普遍性的社會現(xiàn)象，而那些現(xiàn)象，至今還沒有完全消失。從這一意義上說，司馬遷用以評價《離騷》 的 “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借以評價 《吊屈原》，也是十分貼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