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歷史散文·戰國策·《楚策》四《莊辛說楚襄王》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

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于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征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 王獨不見夫蜻蛉乎? 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咸。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 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圣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系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云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

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栗。于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莊辛說楚襄王》一文寫楚襄王寵信佞臣，排斥忠良，驕奢縱欲，不顧國政，以至民心離散，導致破國之禍。通過莊辛對楚襄王進行諷諫，說明“居安忘危，必致后患”的道理。

全文主要是兩大部分，寫莊辛兩次進諫。

前一部分(“莊辛謂楚襄王曰——莊辛曰諾”)寫莊辛初諫楚襄王，遭到拒絕。楚襄王沉迷聲色，一味貪圖享樂，曰與州侯、夏侯、鄢陵君、壽陵君等佞臣為伍，不理國家大事，拒絕莊辛的忠心勸誡，終于險招亡國之禍。直到國都被秦攻破，襄王不得不逃亡在外，才從親身遭遇中有所醒悟，派人去請回莊辛。局勢的發展，證明莊辛對楚襄王提出的“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及“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的忠告是確有政治遠見的。本文開頭，就從莊辛的話里揭示出全文的中心思想：居安忘危，必致后患。

后一部分(“莊辛至——與淮北之地也”)，莊辛再諫楚襄王，終見成效。莊辛用大量生動形象的比喻說明“思安忘危，必致后患”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也是從另一角度暗示“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必要性。

莊辛先用“見兔顧犬”、“亡羊補牢”的成語說明要改變目前所處惡劣的國勢，及時努力，當不為晚。接著引用“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的歷史事實，指出楚國還是大有可為。楚國雖小，仍有地理上的一定優勢，只要國君奮發圖強，不難恢復殘破的國家，以此來激勵楚襄王。

莊辛還通過一系列的比喻進一步說明只圖眼前一時安樂而不警惕后患的危害。一開始從生物界的較小的昆蟲蜻蛉談起，再談到較大的黃雀，又由黃雀談到更大的黃鵠，它們都是只知道在天地間自由飛翔，吃喝玩樂，而“自以為無患”，殊不知，就在它們的身邊卻隱伏著要獵取它們的“五尺童子”、“公子王孫”、“射者”這類敵人。這些蟲鳥，看來雖是“與世無爭”，但是終于不能避免外來的襲擊，在毫無戒備的情況下就難以逃脫死亡的命運。緊接著，從這些蟲鳥轉到處于錯綜復雜的矛盾斗爭中的人類，從小國的蔡圣侯(一作蔡靈侯)到大國的楚襄王，同樣都存在被害的危險。最后，從楚襄王的“顏色變作，身體戰栗”，反映他已實際嘗到“居安忘危”的惡果，開始接受這一沉痛的教訓，也顯示莊辛的忠諫產生強烈的說服力量，并已取得成效。

在藝術風格上，《莊辛說楚襄王》是《戰國策》中別開生面的一篇，被前人稱為“策賦之流”。從文體來看，它本是策士的說辭，卻具有“鋪采摛文，體物寫志”(《文心雕龍·詮賦》)的賦的特色。具體分析有如下幾點：首先，運用鋪陳的手法。正如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教》中所說“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這種文辭上的敷張揚厲，變本加奇，顯示出“亂世之文”的“英偉氣”(轉引自明朝張文爟刻本《戰國策譚棷》)。

莊辛的說辭中運用了大量的比喻，從小到大，由物及人，從遠到近，由歷史到現實，委婉從容而又層層近逼，鋒芒最終直落到諷諫對象楚襄王身上。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對三種生物的細致描繪，無論表現哪一種蟲鳥悠然自得的生活，都能突出其特殊的形態及其具體活動環境。它們雖然同樣因為不知后患而遭殺身之禍，但敘寫捕獵者的身份及其捕殺方式又不相同。

其次，采用“階進”的修辭手法增強文章的氣勢，富有較強的說服力量。近人錢鐘書在《管錐編·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中提到，“此類句法如拾級增高，西方詞學命為‘階進’。先秦文字如《戰國策·楚策四》莊辛謂楚襄王‘君獨不見夫蜻蛉乎’云云”。莊辛用的一連串的比喻，猶如登樓，一層高過一層，所見者一層大過一層，即從蜻蛉小蟲到黃雀小鳥，到黃鵠大鳥，到小國蔡圣侯，再到大國楚襄王，雖然都是圍繞“居安忘危，必致后患”這個中心，但用意卻顯得一層深似一層。

再次，在語言方面除以散體為主，還包容著大量的駢詞儷句，富有詩的韻味以及鮮明的節奏感，形成“辨麗恣肆”、縱橫馳騁的特色。

這種“策賦之流”的藝術風格，在文學史上也曾蔚為一代文風。后人認為，漢初辭賦家枚乘的《七發》，在構思和布局上就與《莊辛說楚襄王》極其相似，可以明顯地看出其間的繼承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