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全祖望文《陽曲傅先生事略》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嗇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先生六歲，啖黃精，不樂谷食，強之，乃復飯。少讀書，上口數過，即成誦。顧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為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肯少與時媕婀。提學袁公繼咸，為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也，先生約其同學曹公良直等，詣匭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撫軍吳公甡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為作傳，以為裴瑜、魏劭復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輔宜興及駱錦衣養性，直聲大震。

先生少長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為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撫晉，時寇已亟，講學于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羈于燕邸，以難中詩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先生得書痛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為不如速死之為愈，而其仰視天、俯畫地者并未嘗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于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即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后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者，亦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 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嘆曰：“彎強躍駿之骨，而以占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

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跡，愛其員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真矣。已而乃愧之曰： 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游，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于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 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為先生非止言書也。

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其子曰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于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既見，問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負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敘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謝先生曰：“吾其慚于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稱老糵禪，眉乃自稱曰小蘗禪。或出游，眉與子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杖。故先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者。嘗批歐公《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

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薦。時，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辭。有司不可。先生稱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床以行，二孫侍。既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于是，益都馮公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臥床，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聞，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征士中報罷而年老者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征君紫峰，雖皆未豫試，然人望也。于是亦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乃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為我強入一謝。”先生不可，益都令其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涔涔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于地。蔚州進曰：“止、止，是即謝矣。”次曰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嘆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既而又曰：“使后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亦附焉。眉詩名《我詩集》。同邑人張君刻之宜興。

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為人視疾，失足墮崩崖，仆夫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蓋其嗜奇如此。惟顧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予則以為是特先生晚年之蹤跡，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卓爾堪曰：“青主蓋時時懷翟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

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為先生之所唾，但所愧者，未免為江南之文爾。

這篇文章見于《鮚埼亭集》卷二十六“狀略”類。“事略”，亦即“行狀”，又稱“行述”、“行略”，是記述死者生平事跡的一種文體。所謂“行狀”，指一個人的德行狀貌。其人死后，他的親屬或門生故舊，便本著“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劉勰《文心雕龍·書記》)的要求記其一生主要事跡，送呈禮官或史官，以供議定謚號或采擇立傳之用。唐、宋以后，“行狀”的用途已經不限于此，而大半屬于請人代撰墓銘碑表以前準備的原始資料。本文結語處說“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可見全祖望的這篇文章是為史官立傳而寫的。今查《清史稿》卷五○一有《傅山傳》，略同本文，正說明當年“史館”諸公確實采用了這篇《事略》。

“陽曲傅先生”指傅山(1607—1684)，字青主，陽曲(今山西太原)人。他生當明末清初，深懷民族意識，志在前明，不甘臣服于清。入清后四十年，行為放誕，雌伏不出。當時的學者顧炎武稱贊他：“蕭然物外，自得天機。”(《顧亭林文集·文師》)全祖望則認為，顧炎武的話只是說出了“先生晚年之蹤跡，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傅山的“真性”蓋在于“時時懷翟義之志”(卓爾堪《明末四百家遺民詩》小傳語)。按《漢書·翟方進傳》，翟方進子翟義，為東郡太守，王莽稱帝，起兵討莽，兵敗被殺。傅山之于明清之際，猶翟義之于兩漢之間，兩人行事有所不同，但其心情則毫無二致。這是全祖望要告訴世人的一個道理，同時也披露了這篇《事略》的主題。

如果抹去作者為傅山涂飾的神秘色彩與靈光，可以說本文寫主人公的民族氣節主要講了六件事，在明有三件，入清后也有三件。傅山生當明季末葉，社會凋敝已極，以致爆發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大起義。作者寫這個時期的傅山，一方面“少長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為空言”;一方面也“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為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肯少與時媕婀(圓通應世)”。先是想慷慨濟世，不得已乃淡泊守志，這是傅山一生的行跡大略，而其前半生則以“濟世”為主導方面。

傅山的“濟世”思想，具體表現為嫉惡如仇。他得知山西提學袁繼咸遭到巡按孫振的誣陷，便聯絡同學曹良直等多次上書申冤，直至冤情昭雪。在傅山看來，這是與“閹黨”(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集團)余孽進行的殊死斗爭，決不可退讓。后來曹良直任兵科給事中，專司規諫、稽查之事，傅山寫信要他直言敢諫，不避“天下第一等事”，于是曹良直疏劾首輔周延儒十大罪狀、錦衣衛駱養性非君當死，天下為之震動。曹良直的所作所為不僅與傅山在思想上有一致處，而且是與傅山的直接激勵分不開的。

傅山在明亡以前還有一件事耿耿于心，就是平定所謂“時寇”(指李自成農民起義軍)。蔡懋德巡撫山西，在三立書院開講軍政、軍器之學。傅山欣然前往所課，但事后感慨系之地說：“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逕斥其紙上談兵，不切時用。后來李自成攻占太原，蔡懋德自縊而死，這也證明了傅山的先見之明。當然，在對待明末農民起義的態度上，體現出傅山思想的局限性，但他入清后守貧不仕的民族氣節，不也正是出于這種忠于明室始終不渝的思想嗎?

甲申(1644年)之變，是傅山一生的轉折點，標志著他從積極用世變為消極出世。傅山的消極出世，無疑意味著對清王朝的示威與反抗，全祖望秉筆直書恐亦有所顧慮，所以甲申年傅山變服黃冠朱衣，居土穴，竟托言于在天帝賜命。“天命不可違”，傅山可以借此放浪形骸，全祖望也可以就此放筆寫開去。值得注意的是，寫傅山的土穴生活，作用亦自生出波瀾，于起伏中精心刻畫傅山的“真性”所在。甲申入居土穴后的二十年間，南方的晚明政權還在抵抗，傅山的心境亦難得平靜。袁繼咸被降清叛將俘送燕邸，傅山痛失知己之余愈發激起了強烈的民族仇恨。等到順治十一年(1654)，因事受牽連被逮捕下獄時，傅山表現得異常堅定，“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由抗辯而至于絕食，這需要何等的氣魄和決心啊。幸被門生解救出獄，仍然“咤恨”不已，以為與其受悔而生不如速死。由此可知，傅山雖然形同黃冠，卻依然壯懷激烈。用全祖望的話說，即是“仰視天、俯畫地者并未嘗一日止”。“仰視天、俯畫地”的典故來自《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武安侯田蚡陷害魏其侯竇嬰和灌夫，進讒言說：“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壯士與議論，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按《史記》張宴注認為，“視天”是“占三光(日、月、星)”，“畫地”是“知分野所在”，意謂從星象判氣運，時刻準備造反。我們前已談到，全祖望博通經史，極擅長運用古典來抒發今情。這里只是說“仰視天、俯畫地”，于字面上無絲毫違礙處，而其背后卻蘊含著“腹誹而心謗，辟倪(睥倪)兩宮(指朝廷)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的深意，以此點醒傅山蔑視清王朝未嘗一日忘懷前明的心境。

“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這一段以下寫傅山晚年生活情景。清朝統治鞏固以后，傅山情知無能為力，惟有詩酒風流放誕不羈而已。但他即使形似黃冠，仍不能心如古井，不時還會發泄出郁積的憤懣。他的朋友張際大抵和他處境相同，竟沉湎于醇酒和婦人，以求必死。張際死后，傅山撫尸大哭，謂“是與沙場之痛等”，完完全全是一種明朝遺民的立場。當他回顧自己眼前的作為時，也不禁慨嘆：“彎強躍駿之骨而以占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就是說，他并不甘心老于筆硯誦讀之間，曾夢想躍馬橫槍，為國家灑盡碧血。所以，有人問傅山治學傾向于宋儒何人，他回答說：“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同甫”即陳亮，南渡后，上《中興五論》，力主抗金。陳亮治學不尚微言高論，務建事功實績。傅山晚年依然傾心陳亮的為人，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矢志不移。

《事略》寫傅山晚年遭際，最著墨于康熙十七年(1678)的北京之行，這一年，清廷首開博學鴻詞科，網羅天下名宿。給事中李宗孔薦舉已七十四歲的傅山。傅山初時稱病臥床，但被強行抬著上路。行至距京城三十里處，便死也不肯入城。公卿前來拜候，傅山踞傲臥床不迎送。朝廷特詔免試，加中書舍人，許其還山，行前又挾持入謝。一見午門，憶及前朝，痛極淚下，仆地不起。第二天，急急出城還家。對于這一段經歷，傅山良多忌諱，惟恐后人把他與元朝的劉因相比。據陶宗儀《輟耕錄》記載，劉因不受集賢學士之命，問其緣故，道是：“不如此，道不尊。”劉因辭官是為“道”擺架子，傅山辭薦是為民族爭氣節，二人行跡相似而本質不同。傅山說如果人們將二者混為一談，那他就是死不瞑目了。作者詳細記述此行細節，再三強調傅山的決絕態度，一切都是為了表彰明朝遺民的忠義節操。

全祖望文集的很大一部分屬于碑傳墓表，號稱是《明史》的補充，其實是有意識地表彰明季忠義，歌頌民族氣節。他的表彰范圍不僅限于抗清領袖，而且廣及山林隱逸。這里所選的《張公神道碑銘》和《陽曲傅先生事略》，正可以作為這兩個方面的代表。全祖望的這類文章對晚清的部分革命者產生過不小的影響，就是對普通的讀書人也有扶植正氣的鼓勵作用。如李慈銘說：“予最喜國朝朱、毛、全、錢四家文集，所學綜博，纂討不窮。謝山尤關鄉邦文獻，其文多言忠義，讀之激發。自十八九歲時即觀之忘倦。平生坎坷，一無樹立，惟風節二字，差不頹靡，誠得力于《后漢書》及《劉蕺山集》、謝山此集耳。”(《越縵堂讀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