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王夫之文《桑維翰論》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謀國而貽天下之大患，斯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是也;禍及一代，則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唯桑維翰當之。

劉知遠決策以勸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險，恃士馬之強，而知李從珂之淺軟，無難摧拉，其計定矣。而維翰急請屈節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膽虛，遽從其策，稱臣割地，授予奪之權于夷狄，知遠爭之而不勝。于是而生民之肝腦，五帝三王之衣冠禮樂，驅以入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貽禍無窮，人胥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維翰尸之也。

夫維翰起家文墨，為敬瑭書記，固唐教養之士人也，何仇于李氏，而必欲滅之?何德于敬瑭，而必欲戴之為天子? 敬瑭而死于從珂之手，維翰自有余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己抑不能為知遠而相因而起。其為喜禍之奸人，姑不足責;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 抑可委之劉知遠輩，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群言，決意以戴犬羊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 終始重貴之廷，唯以曲媚契丹為一定不遷之策，使重貴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財竭，民心解，帝昺厓山之禍，勢所固然。毀夷夏之大防，為萬世患;不僅重貴縲系，客死穹廬而已也。論者乃以亡國之罪歸景延廣，不亦誣乎? 延廣之不勝，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謀強，可用為咎，亦僅傾臬捩雞徼幸之宗社，非有損于堯封禹甸之中原也。義問已昭，雖敗猶榮。石氏之存亡，惡足論哉!

正名義于中夏者，延廣也;事雖逆而名正者，安重榮也;存中國以授于宋者，劉知遠也;于當日之儔輩而有取焉，則此三人可錄也。自有生民以來，覆載不容之罪，維翰當之。胡文定傳《春秋》而亟稱其功，殆為秦檜之嚆矢與?

(據中華書局本《讀通鑒論》)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衡陽(今湖南省衡陽縣)人。清兵南下，夫之在衡山舉義兵抗擊，敗退肇慶，任南明桂王小朝廷行人司行人。因反對王化澄，幾陷大獄。后到桂林，桂林失陷，知勢不可遏，遂隱姓埋名匿居湘西山洞，后定居衡陽石船山，筑土室“觀生居”。潛心著述四十年，人稱“船山先生”。學識廣博，著述甚豐，是明清之際的文學家、思想家。后人編其著作為《船山遺書》。

桑維翰是五代時的“名臣”之一。自北宋以來，世人多稱其“輔晉之功”，對他贊頌備至。如北宋王禹偁《懷賢詩》曰：“魏公王佐才，獨力造晉室，揮手廓氛霾，放出扶桑日。感慨會風云，周旋居密勿，下民得具瞻，上帝赍良弼。”清李漁《論桑維翰輔晉》曰：“(維翰)勸主推誠以待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又能務農桑通商賈，使萬民樂業，亦一時之周召也。”對他最后被縊殺惋惜不已，認為他雖身死而名垂千古，功蓋后世。

王夫之的《桑維翰論》是他晚年寫的一篇歷史評論。這篇評論辯知古之誣，“推本得失之原”(《續能鑒論·敘論四》)，指出桑維翰的“輔晉之功”實是一種可恥的賣國行徑。根據他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給他作出了公正的判決，對他個人賣國的心理作了精彩而深刻的剖析。

評論開頭，作者先以議論落筆，提出為歷史人物定罪，應依據這個人物在歷史上貽禍之大小據實分別“差等”論斷。而后縱覽古今，將禍定為三等：“禍在一時”，“禍及一代”，“禍及萬世”。由小及大，層層推進，以桑維翰與前人作縱向比較，突出桑維翰之大罪，把他定為“萬世之罪人”。觀點鮮明，令人信服。

石敬瑭借契丹兵力滅唐，桑維翰和劉知遠是左右手，都起了極大的作用。作者給桑維翰定下罪名之后接著便引史作證，對這次歷史事件進行解剖，把桑維翰與劉知遠、石敬瑭作橫向比較。他們三人對起兵反唐意見是一致的;但是對稱臣割地表現卻不盡相同。在這次可恥的賣國活動中，劉知遠主張反唐，反對稱臣割地，但“爭之而不勝”;石敬瑭則因“智劣膽虛”而“遽從其策”，屈節事敵，然并非“始念”;真正主其事，“急請屈節以事契丹”的主犯是桑維翰，罪責最大的也應是桑維翰。他的罪在于他的一念給當世和后世釀成了無窮的禍患。由于出賣了燕云十六州，從此河北大平原無險可守，塞外游牧民族以十六州為入侵中原的基地，契丹、女真、蒙古相繼取得南攻的勝利，使廣大人民淪為夷狄，使廣大國土落入異族之手。桑維翰賣國的流毒，一直“流”了四百余年。作者據此就為桑維翰“萬世之罪”提供了罪證，鐵定了罪案。

評論歷史人物，由于時過境遷，最難的是洞察人物的心跡。王夫之在錯綜復雜的歷史關系中，采用了層層脫卸、剝筍見心的方法，把筆觸伸入了桑維翰的靈魂深處，揭露他屈節事敵之居心。桑維翰是以文翰起家的后唐進士。他不同于石敬瑭為唐疑忌不滅唐不能自保;他也不同于劉知遠，助石敬瑭篡成，欲“相因而起”。他完全可以持祿保身，坐待遷除;即使退一步說要助石敬瑭稱帝，亦可“徐收必得之功”。他助石敬瑭引契丹兵滅唐，一非對唐有舊仇宿怨，二非石敬瑭對他有大恩大德，三非自己有政治野心，他沒有一丁點緣由要叛唐投敵，而他卻“力拒群言，決意以戴犬羊為君父”，這究竟是什么用心?文章用了一連串的反詰句、疑問句，這既是為了排除種種因由，也是為了激發讀者去深思。最后終于探求出的唯一的原由是： 他是一個“喜禍之奸人”。他有一個渺小卑污的靈魂，把出賣祖國大好河山當成是“庇國息民”，因為他的首倡，致使九州涂炭，陸沉千載。他的罪不僅在于“毀夷夏之大防，為萬世患”，而且還在于使石重貴“客死穹廬”，后晉也亡于契丹，連自己的主子也沒有保得住。這就從他“喜禍”的后果進一步補充了桑維翰的罪證。流俗之論往往把石晉之亡歸罪于景延廣的“抗不稱臣”。文章在證實“桑維翰實亡之”以后，捎帶一筆為景延廣辯了“誣”。這一筆十分有力，可稱得上筆力千鈞，使桑維翰無所逃避，獨任其罪。王夫之生活在民族災難深重的明末，他看一姓的興亡輕，看民族的盛衰重。所以他認為即使景延廣亡晉，也只是傾臬捩雞之宗社，無損于“堯封禹甸”之中華，肯定了景延廣的“忠憤”，說他“雖敗猶榮”。

結尾與篇首相呼應，以比作結，作者用景延廣、安重榮、劉知遠與桑維翰相比，景、安、劉雖也是獨霸一方、野心勃勃的軍閥，但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反對向異族稱臣割地，總還算是個中國人，所以王夫之肯定了他們，認為是當日“可錄”之三人。而桑維翰則不然，在“朝野咸以為恥”的情勢下，他卻固爭割地稱臣，出賣祖國，他真正是罪大惡極! 最后指出南宋胡安國的《春秋傳》曲為辯解，亟稱桑維翰之功，這只是為秦檜賣國投降作輿論準備罷了。文章義正辭嚴，擲地有聲，令人想見船山之錚錚鐵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