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文《桃花源記》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 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 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 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余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 “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 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后遂無問津者。

(據四部叢刊影印宋本《陶淵明集》)

《桃花源記并詩》是作者老年的作品，摹寫出一個人們肆力農耕、沒有王稅、富足和樂、風俗淳厚的理想社會。這是作者政治理想和社會觀的集中表現，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對當時的社會有著對照作用和批判意義。

作者有這奇想就寫出異境，歷來研究者，或指為取自民間傳說， 因當時已有劉子驥(名麟之)游仙之類的傳說： “好游于山澤，志在存道，常采藥至名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開，一囷閉，或說囷中皆仙方秘藥，麟之欲更尋索，終不能知。”(《太平御覽》引《晉中興書》)本文的結尾提到“南陽劉子驥”，因此作者也可能是取材于同類傳說。或者認為是西晉之末，中原喪亂，人民屯聚堡塢，據險自守，自成區落這一歷史現實的反映。這都具有一定理由。但更主要的卻應是作者長期生活在戰亂頻仍、賦役苛繁、農村凋敝、民不聊生的中世紀農村中，深遭苦難，向往著美好“樂土”，因而醞釀設想而寫成了本文的。

東晉末葉，是個朝政昏暗、社會混亂、災禍連年的時代。據《通鑒·晉紀》載： 晉孝武帝太元年間，“毒賦年滋，愁民歲廣”。當時名臣范寧曾上書指出：“厝火積薪，不足喻也。”《晉書·劉毅傳》也載有劉毅曾上表指出：“江州一隅之地，當逆順之沖，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這就促使身歷其境的作者馳騁想象，編織一個理象社會，像白日夢者一樣把現實社會一切不平、黑暗和苦難全都清晰地演化成相反的模樣，令人神往。弗洛伊德說：“幻想的動力是未被滿足的愿望，每一個幻想都是一個愿望的滿足，都是一次對令人不能滿足的現實的校正。”(《作家與白日夢》)作者以衰暮之年，就是為了“校正”現實給人們設想、描畫出一幅理想國的藍圖的。用心良苦，深可感人。

藉以“校正”并批判晉宋間現實社會的“桃花源”里的種種，作者多采自古代典籍，如《禮記 · 禮運》篇所宣揚的大同之世，《老子》所說的“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阮籍《大人先生傳》中提及的“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的言論以及鮑敬言《無君論》里“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而下民貧”的思想等，都給作者在設想他的理想社會時以啟發，并提供“資料”。

文章突出桃源中人的祖先是避秦亂而來，“此中人”“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顯有借諷當時的含意;對桃源的歌頌贊賞，更起著反襯現實社會的作用，具有積極意義。

文章的特點，首先是設想既奇，又記奇幻如實境。文中有生動的故事情節，又明確記寫時、地以及人物的形象、話語，寫境真切如畫，寫人神態畢現。又寫及“好游于山澤”的歷史人物劉子驥(見《晉書·隱逸傳》)，愈增加可信性。其次是敘寫曲折有致，引人入勝。就如漁人從“忽逢桃花林”到“豁然開朗”進入異境，凡經四個轉折，逐層遞進，不落平板。又參以景物描寫，更發人興會。再則，運用語言文字從事敘寫，和他的詩一樣有著平易樸素、沖淡自然的特點; 信筆揮寫，若不經意，而自富動人之致。他是東晉在王羲之之后僅有的純凈散文作家，本篇可作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