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袁宏道文《五泄》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一

越人盛稱五泄，然皆聞而知之，陶周望雖極言五泄之好，其實不曾親見，與我等也。發郡城凡二日至諸暨縣，縣去五泄尚七十余里，次日始行，一路多頑山，無卷石可入目者。余私念：看山數百里外，敝舟羸馬，艱辛萬狀，今諸山態貌若此，何以償此路債? 周望亦謂乃弟：“余輩夸張五泄太過，若爾，當奈中郎笑話何?”獨靜虛以為不然。頃之，至青口，兩山夾天如線，山石玲瓏峭削，若疊若鏤。數里一壁，潭水滑滑流壁下。一壁上有古木一株，上人云是沉香樹，一年一花，猿猱所不到。其他非奇壁，則皆秾花異草，幔山而生，紅白青綠，燦爛如錦。映山紅有高七八尺者，與他山絕異，因相顧大叫曰：“奇哉! 得此足償路債，不怕袁郎輕薄也。”王靜虛曰：“未也，爾輩遇小小丘壑，便爾張皇如是，明日見五泄，當不狂死耶?”靜虛曾習定五泄三年，以是知之極詳。余與公望聞之，喜甚，皆跳吼沙石上。緩步十余里，始至五泄僧房。靜虛曰：“牛羊下矣，五泄留供來日朝餐。”因散步前出，沿溪而行，兩山一溪，比青口天尤狹，而奇峭率相類。山形或如爐、如鐘鼓、如屏障劍戟，皆拔地而生，溪旁天竹成林。行數里，遇一白須人云： 前山有虎。同行者皆心動，尋舊路而歸。

二

五泄水石俱奇絕，別后三日，夢中猶作飛濤聲，但恨

無青蓮之詩、子瞻之文，描寫其高古濆薄之勢為缺典耳。石壁青削似綠芙蕖，高百余仞，周回若城，石色如水浣凈，插地而生，不容寸土。飛瀑從巖顛掛下，雷奔海立，聲聞數里，大若十圍之玉，宇宙間一大奇觀也。因憶《會稽賦》有所謂“五泄爭奇于雁蕩”者，果爾，雁蕩之奇，當復如何哉。暮歸，各得一詩，余詩先成，石簣次之，靜虛、公望、子公又次之。所目既奇，詩亦變幻恍惚，牛鬼蛇神，不知是何等語。時夜已午，魈呼虎號之聲如在床幾間，彼此諦觀，須眉毛發，種種皆豎，俱若鬼矣。

三

一二三四等泄，俱在山腰，五級而下，飛濤走雪與第五泄率相類。 山路甚險，余等從山顛下觀之，時，新雨后，苔柔石滑，不堪置足，一手拽樹枝，一手執杖，踏人肩作磴，半日始得那一步，艱苦萬狀。山僧云： 自此往富陽便是平地，不復下嶺。五泄或作五雪，亦佳。

先說文章的組織。這一篇情況特殊，處理比較困難。前兩篇的組織，《徐文長傳》，我們說得體，《虎丘記》，我們說行云流水，都可以簡單地說“好”。這一篇不行。原因不只一種。(1)這是一次游，可是寫成游記，分為三篇，連而變為斷，這有必要嗎?好壞取決于對“散”的看法。好的散是行云流水，行云流水要藕斷絲連，斷到成為三篇，還能絲連嗎?就是說，這樣斷，有人會說散得好，也有人會說散得太過，破壞文章的整體性，是不好的。(2)《五泄一》和《五泄二》(“泄”，瀑布)，也有初稿本(收入《解脫集》)和改定本的分別，這里選的是改定本。《五泄二》，兩種本子差別比較大。初稿本開頭是：“從山門右折，得石徑，數步聞山雷聲，心悸。山僧曰：‘此瀑聲也’……”這顯然是承接《五泄一》寫的。改定本忽然來個“別后三日，夢中”云云，變繼續游為回憶，就常情說，這是不應斷而斷。不應斷而斷，是改定后如此，可見是有意求奇，求變。對于這樣的有意追求，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看法，欣賞的可以引《莊子》行文的神出鬼沒為證，說妙;不欣賞的就會說這是造作，破壞了平實自然的美。但疑點之下也不是不可以有優點。優點是由《五泄一》到《五泄二》，如漁人的入桃花源，步步變，愈變愈奇。《五泄三》是余韻，有百日之張，一日之弛的意味，也應該說是組織方面的優點。

其次是內容方面。總的說，優點是選材好，能做到境奇。往五泄的路上，到青口之后，所見山水花木，已經是奇境。但這只是序幕，次日到五泄，見“宇宙間一大奇觀”，境更奇。寫二三四泄是余韻，可是仍有奇境，是路險，“半日始得那一步”。這些，以照相為喻，都是景取得好，使讀者讀了，像是跟隨作者也看到了這樣的奇景。

再其次是表達或修辭方面。值得注意的主要是： 一是善于用欲揚先抑之法。五泄，奇，可是先寫路上的不奇，竟至“無卷石可入目者”。到青口后是一變，到五泄后是再變，景物愈變愈奇。二是還用旁敲側擊法。那是看了五泄后的作詩，“亦變幻恍惚”，以至作詩的人“俱若鬼”。這雖然不是直接寫五泄，可是通過這些，五泄之奇就更加明顯。此外，描畫景物，直寫的都觀察入微，比喻(文中用得很多)的都得其神似。有些地方還用了夸張的手法，如“兩山夾天如線”，“半日始得那一步”之類，也能恰到好處。又，全文的末尾，引山僧語云“通富陽”、“五泄或作五雪”，似出于有意無意間，是著意寫之后的行所無事，就散文的筆法說是同樣值得推重的。

最后說說特點。全篇用淺易自然的筆墨抒寫胸臆，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有不少地方還隨便到流于放，如“相顧大叫”，“跳吼沙石上”，“牛鬼蛇神”之類，是公安派作家經常有的生活情趣表現在文字上，也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

我們談了袁宏道的上述三篇散文，用意是兼介紹文學史上一個相當重要的流派，公安派。凡流派都有自己的風格。這風格，與其他流派相比，有的特點明顯，表現差別很大，如選派和古文;有的特點不很明顯，表現為差別不很大，如清朝的桐城派和陽湖派。公安派是特點明顯的，因而與其他流派相比，就表現差別很大，譬如我們讀這里選的三篇，只是憑印象也會感到，既不像先秦諸子，又不像唐宋八家，更不像六朝的駢體，甚至與修正它的竟陵派相比，也是各有各的面目。就散文說，由唐朝中期起，一直到清末，占統治地位的是古文，其特點是用秦漢的格調寫合于孔孟之道的內容。這股洪流勢力很大，可是中間忽然岔出一小股力量，主張用自己的話(當然還是文話)抒寫性靈。這值得注意： 應該認清它的面目，最好還能夠辨明它的源流、影響以及得失。

這要由我國傳統思想的一種表現說起。這表現是，幾乎一切方面都是古勝于今。《韓非子·顯學》篇說：“孔子墨子俱道堯舜。”道家更不用說，老子向往的社會是“小國寡民”;莊子更進一步，認為混沌比開竅好。韓非子是主張“世異則備變”的，可是就在宣揚這種思想的《五蠹》篇里也承認：“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劉邦代秦之后，由叔孫通起，儒家地位漸漸升高，到漢武帝時候登上超越百家的寶座，在學術思想方面，頌圣法圣就成為大家的準則。這種崇古的觀點自然也要滲入文;于是乘隋唐以來反駢儷流弊之機，由韓愈、柳宗元等“揭竿而起”，歐陽修、曾鞏等響應，為文應學秦漢也就成為定局。不少文學史家談到這次的古文運動，說其成就是文的改邪歸正。是不是這樣? 問題很復雜。一是駢儷的表達方法并不是一無是處，關鍵在于如何利用。二是文學秦漢，如何學，學成什么樣子，并不是千篇一律。就學成什么樣子說，顯赫的是成為八家(嚴格說，八家也不盡同，如大蘇的小文就沒有韓柳的裝腔弄勢氣);但也可以不成為八家，如司馬光《資治通鑒》，馬端臨《文獻通考》，顧炎武《日知錄》之類，行文都平實而不追求腔調。三是八家式的古文，影響并不都可意，如千年來很多氣盛而內容單薄的文章，尤其像宋的經義，明清的八股，我的看法，都是八家古文的直系或旁系的子孫。

八家的古文，由名稱也可以看出是復古。公安派的興起，所舉旗幟是反復古。反，遠的目標是八家;但主要是指向近的目標，比他們時代略前的前后七子。

先說說八家的復古，就其能救駢四儷六的流弊說，有優點。但復古不能躲開兩個問題： 一是應該不應該，二是能不能。應該不應該? 也難說。由秦漢確是有大量的佳文說，應該學。但學有不同的學法，上者學其精神，下者或只能學其形貌。公安派是反對學形貌的，理由留到反前后七子那部分說。再說能不能學。這很難，原因有屬于時代風氣的，有屬于個人氣質造詣的。專說唐宋八家的學秦漢，也是并沒有學像。原因之一是內容單調，開口閉口圣賢之道，沒有諸子那種亂說亂道的潑辣氣;之二是格調拘謹，正襟危坐，沒有《左傳》和《國語》那種嘻笑怒罵的灑脫氣。這結果就如馬伏波所說，是畫虎不成反類狗。類狗是降格了。這降格還表現在重視腔調上，聲音求一唱三嘆，本來也未可厚非，不過只在這上面用功夫，而忽略行其所當行的流利自然，那就成為舍本逐末了。如上所說，八家古文學秦漢，復古，也會產生流弊。但這流弊是夾在優點里的，優點是不再駢四儷六，很少風花雪月。到明朝，前后七子就不然，而是只有流弊，因為復古的喊聲更高，而筆下則大多是生吞活剝。情況需要具體說說。

先說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加上邊貢、徐楨卿、王廷相、康海、王九思，共七個人，活動時期主要是弘治、正德間(1488—1521)。他們的主張，可以舉李夢陽為代表，是散文和古體詩要學秦漢，近體詩要學盛唐。他說：“今人摹臨古帖，不嫌太似，反曰能書，詩文之道何獨不然?”(《空同集》)這樣重視臨摹，他的詩文成就就可想而知，正如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丙集中所評：“牽率模擬，剽賊于聲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

公安派的反復古，主要是針對后七子的，因為時間離得更近。后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加上謝榛、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共七個人，活動時期主要是嘉靖年間(1522—1566)。他們的主張與前七子相同，也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如果一定要找些分別，那就是后者變本加厲，每下愈況。前七子是秦漢以后無文，唐盛以后無詩，后七子則進一步說：“詩自天寶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可是，他們的至潔之筆究竟能寫出什么呢?很可憐，只是東施效顰，徒增其丑而已。舉李攀龍的作品(見所著《李滄溟集》)為例：

爾為獲鹿則良哉! 將下車視事而百姓姁姁自昵乎?寧能悶悶俟去后思也?維此多士，從游甚歡，而亦諤諤不可致乎?欲焉而丞若簿以至它縣之令丞若簿，不一其才而一其衷乎?(《送趙處士還曹序》)

日出東南隅，照我西北樓。羅敷貴家子，足不逾門樞。性頗喜蠶作，采桑南陌頭。上枝結籠系，下枝掛籠鉤。墮髻何繚繞，顏色以敷愉。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擬陌上桑》)

顯然，文是食古不化，詩是公然盜竊，無怪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他“古樂府割剝字句，誠不免剽竊之譏，……雜文更有意詰屈其詞，涂飾其字”了。

這樣的復古當然會引來鄙薄和反對。反對派有比較溫和的，如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主張多學習唐宋(實際是宋多于唐)，人稱為唐宋派。他們反對模仿剽竊，著重學歐陽修、曾鞏等的醇真，而不多求亦步亦趨的貌似，所以成就遠遠超過復古派。但他們終歸是學多于創，與復古派相比，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其中的茅坤還編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鈔》，多至一百六十四卷，為后人留下一套或者可以稱之為崇古的枷鎖，其功過是頗難說的。反對的人還有未成派的單干戶，如徐渭、湯顯祖、于慎行等。他們看不起復古派的模仿剽竊，說那是“鳥之為人言”(徐渭)，“等贗文耳”(湯顯祖)，“唐人所吐棄”(于慎行)。

大張旗鼓地反復古，并提出正面的主張，以紙筆力行的，是以三袁為首的公安派。三袁，大哥宗道，字伯修，號石浦，萬歷十四年(1586)進士，傳世著作有《白蘇齋類集》等。二弟宏道，字中郎，號石公，萬歷二十年(1592)進士，傳世著作有《錦帆集》、《解脫集》、《瓶花齋集》等，合為《袁中郎全集》。三弟中道，字小修，萬歷四十四年(1616)進士，傳世著作有《袁小修集》等。三袁的活動時期主要是萬歷年間(1573—1620)。萬歷之前是隆慶，只有六年，其前就是嘉靖，后七子最活躍的時期。三袁的早年，情況仍是“王(世貞)李(攀龍)之學盛行”(《明史·文苑傳》)，作者大多還是模仿剽竊，而輿情也以這樣的文章為好。袁氏兄弟大不以為然。起因之一是，假古董，多看，會感到煩膩。起因之二是，他們弟兄都好道，都從李贄學禪。道家，以莊列為代表，主張遠世俗，任自然，其精神是反正統的。禪，雖然目的也是解脫，成佛，辦法卻與一般的佛教宗派不同，而是大膽破一切，直到呵佛罵祖，以求明自己的心，見自己的性。起因之三是，他們欽仰的，時代略前的徐渭和李贄，是大力反對學古的，于是他們順水推舟，就沿著這條路更往前走。總之，袁氏兄弟從這些源頭學來一股創新的勁，并用這股勁拿筆，走與七子相反的路，想什么就說什么，愿意怎樣寫就怎樣寫。

他們不只這樣寫，還宣揚所以要這樣寫的理論。如：“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 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袁宗道《論文上》)“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氏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至于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同上)“大抵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人之文專期于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同上)“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袁宏道《雪濤閣集序》)“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袁中道《花雪賦引》)與徐渭、湯顯祖等的一槍一刀相比，袁氏弟兄是用重兵沖擊了復古派的根據地。

起兵攻擊復古派，只講道理不行，還要自己拿出貨色來。在這方面，作品多，成就大，都是袁宏道占第一位。《明史·文苑傳》介紹公安派和竟陵派，就是由袁宏道寫起的。袁氏弟兄所作，以游記為最有名，如宗道和中道都有西山游記;宏道所游所記更多，除北京附近以外，還有蘇杭等地。文章的風格，總的說是與復古派針鋒相對，內容是寫自己的所思所感，瑣屑，不避;閑情流露，也不避。表達方法是用淺易的現前語言，不求古奧，或說是用意躲古奧，所以有時攙用口語。這樣寫，讀者就會感到，意思真實懇切，趣味性強，沒有道學氣;行文是無拘無束，行云流水，涉筆成趣。這種風格的文章，就當時說，有清新氣，理應受到歡迎，所以如《明史·文苑傳》所說：“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這是說，有不小的號召力。但也可惜，這號召力是有限的，因為事實恐怕是，看著有些喜歡的人不少，至于照作，那就還是限于陶望齡、黃輝、江盈科等少數離廟堂較遠的人。有些人喜愛而不肯照作，一個重要原因是，這樣的文章是小品。小品一名來于六朝時期的譯經，如《般若經》，全譯是大品，摘譯是小品，有聊以充數的意思。文的小品，以不衫不履的文字寫身邊瑣事，心底閑情，當然要為近于廟堂的人所輕視;瞧不起，就不能跟著走。道不同不相為謀，少數跟著走的人卻沒有感到自愧，如稍后的王思任(著《文飯小品》)、陳繼儒(著《晚香堂小品》)等，就坦然以小品的作者自居了。自稱為小品，有憤世嫉俗的意味，你瞧不起，我偏偏這樣。偏偏如何，要有魄力，要真喜愛，這只能要求少數人，多數人難于做到。總之，公安派有救時弊的大功，應該能夠多攻城，多占地，卻未能取得封疆立國的地位。

平心而論，這類小品文，或專說三袁的作品，也不是無懈可擊。這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因為抒寫性靈，少說大道理，率易，淺俗，久而久之，也就難免過猶不及，尤其是一些無實學而湊熱鬧的人。加意刻畫，最容易流于輕浮，甚至油滑。輕浮、油滑而出于有意，那就更壞。在這方面，三袁自己也不是沒有感到，如中道評論宏道的詩文，說：“意在破人之執縛，故時有游戲語。……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沉，情景太真，近而不遠。”(《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在《雪濤閣集序》里也曾說：“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何也?……矯枉之作，以為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而闊時人之目也。”不過無論怎樣說，矯枉過正總是有利亦有弊，正如錢謙益所評論：“中郎之論出，王李之云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涂澤之病，其功偉矣。機鋒側出，矯枉過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滅裂，風華掃地。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獨矯之，而海內之風復大變。譬之有病于此，邪氣結轖，不得不用大承湯下之;然輸寫(瀉)太利，元氣受傷，則別癥生焉。北地(李夢陽)、濟南(李攀龍)，結轖之邪氣也;公安派下之，劫藥也;竟陵傳染之，別癥也。余分閏氣，其與幾何?”(《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

這樣說，公安派的文章，就是用當時的眼光看，也是既有優點，又有缺點。缺點會流為窮，窮則變。對應公安派率易俚俗的缺點，竟陵派的鐘惺、譚元春等想以幽深救之，結果是化淺易為難解，化流利為生澀，至少用現在的眼光看，文應深入淺出，是走上病更嚴重的歧路。幸而這股風，除了明清之際繼承公安派的張岱吸收一部分以外，到清朝就沒有人還感興趣，心摹手追。張岱之后，公安派的文風也還沒有滅絕，而是零零碎碎在一些也是遠離廟堂的文人的筆下出現。這些人是金圣嘆、李笠翁、鄭板橋、袁子才等。其時占統治地位的仍是古文，更講求格調和義法，因而偶爾見到公安派風格的文字，就會有長期拘謹之后忽而輕松一下的感覺。后而又后，到不久前的三十年代及其前后，還曾有人推崇公安竟陵，大聲疾呼為小品文爭地位。不過現代的時勢變化快，大多數人忙于迎新，連送舊的余裕也不再有，想來知道曾有此一舉的人也不多了。

回到本題，我們現在談公安派，讀他們的文章，應該有自己的見解和態度，那就是，以知為向導，取其大醇而舍其小疵。承認有大醇，是已經打破了舊傳統。舊傳統，其甚者是不承認公安派的所作還可以稱為文，如姚鼐編《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薛熙編《明文在》一百卷，都不見三袁的名字。我們呢?如果敢于摘掉古文的眼鏡，那對公安派就應該以平等的眼光相看，甚至另眼看待，因為他們的文論，用淺易的語言寫自己的所思所感，而沒有任何框框，我們總當同意;還有他們的作品，能以平易自然之筆寫出真情性，呈現一種清新放逸的美，也確是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