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侯方域文《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仆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于仆，乃有不然者，愿為執事陳之。

執事，仆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后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大人削官歸，仆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仆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于我為后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為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于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仆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為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仆言之也。今執事乃責仆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

忽一日，有王將軍過仆甚恭。每一至，必邀仆為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為仆貰酒奏伎，招游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仆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仆曰：“是皆阮光祿所愿納交于君者也，光祿方為諸君所詬，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仆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為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為哉! 仆道之兩君，必重為兩君所絕。若仆獨私從光祿游，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仆平心稱量，自以為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仆誠無所逃罪矣。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仆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揚言于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于內，子盍行乎?”仆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后快也。仆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仆誠應之于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干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于此。而仆豈其人耶! 何執事文織之深也!

竊怪執事常愿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仆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后，長揖謝過，豈為晚乎? 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于此!仆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忮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后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仆之詞微而義婉也。

仆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仆于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據四部備要本《壯悔堂文集》，下同)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明末清初文學家。與汪琬、魏禧齊名，為古文三家之一。其祖父執蒲、父恂、叔父恪，明代都做過京官，皆以東林忤閹黨先后被排斥罷職，其父侯恂甚至兩度坐獄。方域“生而穎導，讀書嘗兼數人”。少時隨父在京師，曾得到名儒倪元璐的指點。

侯方域二十一歲，游學江左，寓居金陵。當時交游的，都是雄俊之士。他與桐城方以智、宜興陳貞慧、如皋冒辟疆矜名節，持正論，品覈執政，裁量公卿，時稱四公子。南明弘光朝，閹黨遺孽阮大鋮興大獄，欲盡殺復社黨人。方域渡揚子江，依史可法、高杰得免。二十六歲假道宜興訪陳貞慧，阮大鋮派人就貞慧舍捕方域。清兵下江南，弘光出亡，獄始得解。

明亡后，方域避居家鄉，重組雪苑社，與賈開宋、徐作肅、徐世琛、徐鄰唐、宋犖等常在一起談詩論文。清順治八年，侯方域三十四歲，其時退居家鄉已七年。這年他參加河南鄉試，本獲第一名，因被忌者所阻，斥置副榜。入清后，侯方域參加了鄉試，無疑是有失氣節的行為。然其五世孫侯洵所撰年譜中記：“當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趨應省試方解。”若果真如此，似乎又有些情有可原了。順治九年，侯方域最后一次去江南，拜訪了隱居宜興的陳貞慧，致書吳梅村，懇切勸阻其出仕清廷。這一年，他還為抗清不屈被殺的任源邃等人立傳。寫《哀辭九章》，悼念其師友倪元璐、周風翔、練國事、史可法等。順治十一年，侯方域三十七歲，病卒于商丘南園。遺著有《壯悔堂文集》和《四憶堂詩集》。

侯方域的文章在清初享有很高的聲譽。其文雄駿不群，灑脫奔放。初觀如不系之舟，可以隨清流，泛微波，任情東西，甚至可逐狂濤順流而下。然而汪洋恣肆也罷，清波泛漪也罷，最后總要自然地、適時地駛進它的碼頭。它使人突然明白，這不系之舟原來是航向極準極確的。這是極強的邏輯力量所致，非一般水平所能達到。在文學理論方面，侯方域主張“運骨于氣”。他解釋說：“運骨于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樂泊西注，未知所底，茍能操舵覘星，主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嵯峨于中流也。”(《與任王谷論文書》)他對“文必秦漢”的論調持批評態度，認為舍八家趨先秦，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同上文)。堅持了文學的發展觀。他的這些主張，在當時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侯方域在文學上的主要成就，是糾正了明代古文之弊，恢復了唐宋八家的正統。宋犖《侯朝宗本傳》云：“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為秦漢，稍不厭眾望，后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迄于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于舉世不為之日，遂以古文雄一時。”徐鄰唐《壯悔堂文集序》云：“文之所以三百年支曼無章者，夢陽、景明之過也，而世猶莫之悟也。惟侯子文，奉馬遷為高曾，而實宗乎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子，一氣磅礴，百折不移，雖舉世不喻，未有以易之也。”侯方域的散文經歷了一個由華靡到沉郁的過程。其散文的趨于成熟當在重建雪苑社前后。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一文選自《壯悔堂文集》。閹黨余孽阮大鋮曾企圖拉攏侯方域，以洗刷自己的罪行，遭到拒絕。清兵入關后，福王立于南京，阮大鋮欲加害侯方域。侯在癸未年(崇禎十七年)逃離南京時，寫了這封著名的信，義正辭嚴地譴責了阮大鋮。崇禎元年，阮大鋮曾官光祿卿，故稱阮光祿。

文章開頭就提出了君子處己的原則：“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筆鋒一轉“今執事之于仆乃有不然者”，直截了當地指責阮大鋮違背了君子之道。以此引領全文，開門見山，語言犀利，有咄咄逼人之勢。接著舉了與之疏遠的事：“其后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與方公同為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不能親與不敢親，均未說明原因。而在“不能”與“不敢”之后，兩次均寫“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仆言之也”。這里用語含蓄，妙在讓阮大鋮自己追憶，疏遠緣由不言而喻。此段文字還采用了對比反襯手法，表明愛憎親疏。如“及仆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于我為后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為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于床下’”。這是何等親切。而對昔日同朝又相得甚歡的阮大鋮則不置一言，“語不及執事”，寥寥五字冷語刺骨，愛憎立見。

至此，文章層層逼進，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譴責對方。先談阮大鋮收買拉攏不成而含恨不已。阮大鋮曾依附魏忠賢，造《百官圖》殘殺楊漣、左光斗等。閹黨敗后，被廢為民，后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檄大鋮罪，作《留都防亂揭》，宜興陳貞慧和貴池吳應箕是主要發起人。大鋮愧且慮，然無可如何，知方域與二人相善，乃屬其客來交歡，方域察覺后，就斷然表示拒絕。理由是“光祿身為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為哉。仆道之兩君，必重為兩君所絕。若仆獨私從光祿游，又竊恐無益光祿”。語氣婉而切，理由充足，無懈可擊。“凡此皆仆平心稱量，自以為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仆誠無所逃罪矣”。指斥對方“含怒不已”毫無道理。寫到這里又進一層指責阮大鋮陷害的陰謀。崇禎十六年，左良玉軍襄陽，以糧盡移駐九江，欲趨南京。阮大鋮在清議堂，揚言侯方域與左良玉關系密切，有內應之嫌。阮大鋮這一手是十分狠毒的，正如文中說的：“仆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后快也。”幸虧有好心人楊文驄將這一情況透露給侯方域，促使侯方域及時逃離金陵，才避免了這場殺身之禍。侯方域在信中用事實駁斥了內應之說，”仆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事實俱在，蟊賊無中生有，造謠中傷，激起侯方域滿腔怒火，以其恣肆文筆寫道：“若具犯順則賊也，仆誠應之于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止甘心作賊? 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干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于此，而仆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直如指面唾罵，痛快淋漓之至。

其后一段，明為開導，實為譏誚嘲弄。以“竊怪執事常愿下交天下士”開頭，接著就指出其“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欲擒先縱，寬一步愈緊一步，引出下面一連串開導的推理句式。當然，侯方域知道阮大鋮是決不會按照這個邏輯推理發展的。正如文中指出的：“獨惜執事忮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結果是怎樣呢?“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這里與前文“亦甚違其本念”相應，“愿下交天下士”成了可笑的事。特別是“后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仆之詞微而義婉也”一句，真要令人拍案叫絕。他好像知道后來必定出部《桃花扇》，讓臺上臺下把阮大鋮罵得遺臭萬年一樣。

本文結尾語氣溫和，說明匆匆留書的緣由“恐執事不察，終謂仆于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說得何其婉轉! 實際是怒氣填膺，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如今把蔑視與怒氣一泄無余，讓你阮大鋮臉紅去吧，尷尬去吧! 至此，說也說盡，揭也揭透，文章便戛然而止。

這封信是侯方域離金陵前留下的，是懷著激動、氣憤的心情寫成的。從那措辭委婉而暗含鋒芒的字里行間，我們感到的是作者清醒的頭腦與冷靜的態度，又感到那種因正義在握而顯示的不驚不怒的輕松與瀟灑，甚至有詼諧與幽默在。當然，在這輕松瀟灑、詼諧幽默之底所蘊含的，是對誣陷者極端的鄙視和凌厲的貶斥。這正表現了侯方域為人的機敏與修養，更表現了他作為著名散文大家的非凡才氣和高超的文字水平。侯方域的好友賈開宗對這封信有過這樣的評語：“此書為朝宗黨禍之始，幾殺其身，然其文其人，千載而下猶想見之。”的確，我們今天讀起這封著名的信時，是能想見其文其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