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詩《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常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愿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兩詩題目反映作者的農事生活及其感受，只是前者作于晉安帝元興二年(403，作者年三十九)始春，后者作于(安帝義熙六年——410，作者年四十六)季秋，分別寫在脫離仕途決意歸耕的前后。

《懷古田舍》詩有二首，這是其二。詩中表現了有志常勤和初事農耕的實際生活感受。

先從高處落筆，舉出孔子“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認為圣人遺訓高遠難攀，所以轉而想肆志勤耕而迅捷地落到本題。稱“先師”，稱“遺訓”，見出他一貫崇仰儒學的態度; 但“轉欲志長勤”，也顯見他對反對學農、學圃的孔氏思想已有所突破。在表達上也陡見轉折，正如清邱嘉穗所說“陶詩多轉勢”(《東山草堂陶詩箋》)。

次節八句是從“志長勤”生發，寫從事農作的實踐。他拿起農具歡欣地投入春耕，還笑逐顏開地勉勵一起耕作的農民。這時，初春和風，輕輕撫拂，田野間豆麥新苗剛從凍土里舒展起身腰，滿含著新生的歡愉。作者有意識地在句中用一“亦”字，看似平常，但作者才度過寒冬迎來新春，今天又初踐南畝而投入新的生活，所感無非新意已不言自明。良苗、作者，顯已融合為一。無怪乎兩句要被前人推為“陶公最佳之句”(沈德潛《古詩源》)。蘇軾曾深贊兩句說： “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東坡題跋·題陶淵明詩》)也已看出這佳句是從生活中來。而從表達上看，以這樣平易自然的語言寫出這樣真切、深刻的感受，也就是蘇氏評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所在。時在“始春”，秋季收成如何還不可知; 但一時所經已是歡快滿懷。這反映出作者逐漸找到生活定向，有志務農，對田園無時不感到愉悅的心緒。《論語·微子》曾記“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作者耕作之余有時憩息，雖然并沒有向他問津的人，卻頗為自喜地走上了沮、溺一樣的避世道路。這是暗用典故，透露心情，也點清了題中的“懷古”。

結尾四句寫出和鄰居相偕歸來，傾壺舉杯，互相慰勞，享受著勞動后的樂趣。這農耕生活是美好的，自耕自食可以終身，又何所求呢?他終于傾吐出自己的心聲： “聊為隴畝民。”

寫這詩的一年多以前——安帝隆安五年(401)的冬天，作者因母喪從江陵歸來。當時他的府主桓玄兼領荊、江兩州刺史，自謂已有晉國三分之二，正覬覦著朝政。次年就舉兵東下攻陷京師，總攬著大權。他豪奢縱逸，政令無常，大失眾心。先已逃奔北方的晉將袁虔之就曾向后秦主姚興說過：“玄今已執大柄，其勢必將篡逆。”果然，就在寫詩這年的十二月，桓玄終于自立稱帝(參見《通鑒·晉紀》)。所以，作者寫這詩時，桓玄已是權勢顯赫，失盡人心。詩里一則說“行者無問津”，再則說“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顯然含有慨時諷世之意。古人作詩，“懷古”往往用以諷今。這詩有著刺時之意，只是表達較為深婉含蓄而已。

《西田獲早稻》詩的寫作和上詩相隔七年，中間曾兩任參軍，一任彭澤令，歸耕已經五年。篇首四句，先從人生歸于有道、以衣食為首要寫起，接著以十字作反詰句，強調不營衣食決不能求得身寧心安。四句間也作轉折，朱自清曾經指出這是“用散文化的筆調”，“是從前詩里不曾有過的句法”(《陶詩的深度》)。

次節十句實寫了自開春以迄季秋獲稻的勞作過程和感受，真正體現了上詩所說的“長勤”。蕭齊時代的范云曾說過： “三時之務，實為長勤。”(《通鑒·齊紀》)試看，一開春就要傾注心力在農務上，否則將秋收無望。以后自春入夏，由夏至秋，沒有一天不需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從事耕耘。到了收獲季節，還要沖冒霜露，勞作不息。田家辛苦，稼穡艱難，已可概見。接著，以自問自答形式說出辛苦和艱難，不容規避。又用兩句表明四肢雖勞而身心可安，種種人間災禍才可幸免。這和首節緊相呼應，也給它作了說明，處在當時，四體不勤，不能自營衣食而遭遇“異患”者正多。

末節六句簡略敘說了收獲歸來后的閑情逸致。既盥且濯，憩息檐下，杯酒在手，襟披顏開。這又形象地寫出篇首所說“自安”的情景。作者這時的心境已經遠遠地和近千年前躬耕的隱者長沮、桀溺相通連了。他這時最深的感受是： “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嘆。”

詩中先說“求自安”，次說“庶無異患干”，結尾又說“但愿長如此，躬耕非所嘆”，一線貫串，透露出作者在辛勤耕作中的自慶自幸心情。他所慶幸的，是能脫身于昏暗、混亂的政局和兇殘、詭詐的政爭之外。陶必銓曾經指出： “是年六月，宋武(劉裕)受黃鉞，當于言外會其微意。”(《萸江詩話》)這是很有啟發的。

兩詩都反映出作者能突破傳統觀念重視農耕，并實際參加一定的農事勞動。不同的是前詩還是初踐南畝，有志長勤，還沒有深入勞動，對農事艱辛的體驗也比較淺;后詩則歸田已歷五年，盡管從事的只是較輕的輔助勞動，究竟已經比較深刻地認識“長勤”的實際，也有了“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的真切感受。兩詩所用語言都是平易而質樸的 “田家語”。篇章結構也有相同處，——都蘊含著感時抒慨的成分。這正說明東晉之末朝政敗壞，篡奪時起，桓玄、劉裕的行徑如出一轍，作者“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還是留心”(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因而不自禁地在詩里隱約流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