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司馬遷文《李將軍列傳節錄》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沖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 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于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后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也，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于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余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于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

后，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后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余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余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

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后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

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無余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

居頃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后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

后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

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后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后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 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后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

廣即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于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發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愿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候，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于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后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發與匈奴大小七十余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 且廣年六十余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

……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 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在漢武帝征伐匈奴的過程中，曾經涌現出無數勇敢善戰的英雄人物。司馬遷著《史記》，就不能不為他們立傳，又不能為他們一一立傳。那末究竟誰最有資格入傳呢?衛青、霍去病是不能不寫的，因為他們是三次大規模出征匈奴的統帥。此外還應該寫誰呢?司馬遷選擇了李廣。

李廣精于騎射，沉著機智，愛護士卒，具備良將的素質;李廣守邊數十年，多次擊敗匈奴入侵，戰功卓著，威名遠播，匈奴稱之為“漢之飛將軍”，引而避之，負有名將的聲望;李廣自言“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即經歷了征伐匈奴的全過程，具有夙將的資歷。這一切，都是不可忽視的條件。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李廣的不幸遭遇。李廣一生經歷了文、景、武三朝。文帝時就因為與匈奴力戰有功，遷中郎。文帝務在與民休息，不愿輕動干戈，因此雖然稱贊其才干，卻又惋惜他“不遇時”。景帝時，參加平吳楚七國之亂，屢建戰功，但因曾受了梁王將軍印，戰功被取消了。武帝時，大規模出征匈奴，按理說，李廣可以大有作為，但武帝重用外戚，別的將領威名再高也不被信。何況李廣性格正直剛強，漢武帝和衛青都不喜歡他。再加上李廣為人忠厚，每次戰勝，他都功歸部下;每次戰敗，又主動承擔罪責，論功行賞，自然顯不著他。李廣搏戰一生，未得封侯，是各種因素造成的。漢武帝說他“數奇”，不過是為自己不肯重用李廣找借口而已。在整個征討匈奴的戰爭中，封侯的人數畢竟很少。《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總共列出七十多個，在當時出動的數十萬將士中不過占萬分之一。絕大多數將士或者戰死了，或者像李廣一樣得不到公正待遇。對于封侯者，司馬遷除了用表的形式加以記載以外，又選擇衛青、霍去病作為代表人物立傳;對于未獲封侯者，司馬遷認為更應該選好代表人物立傳。李廣由于他的不幸遭遇而成了司馬遷看中的最佳人選。他欣賞李廣身上所具備的廣大普通將士的優良品行，又同情李廣所遭受的帶有普遍性的不幸。為李廣立傳就是為廣大普通將士立傳，因為他確實很有代表性。宋黃震說：“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夷夏，今看其傳，不值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公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黃氏日鈔》卷四七)這段話說得相當深刻。他看出了司馬遷的匠心安排。衛、霍作為封侯者的代表，他們多少憑借外戚而貴幸，利用廣大將士的浴血奮戰和流血犧牲，才換來了自己的榮耀。衛、霍本人的才干，可能并無過人之處。司馬遷甚至認為，他們只是配進入《佞幸傳》(參閱《十七史商榷》卷六)。李廣則不同，他從軍數十年，與廣大將士同生死，共命運，在無數次的艱苦奮戰中與廣大將士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起。仗是要靠廣大將士打的，力量和正義在廣大將士一邊。《李將軍列傳》真正寫出了漢武帝時期征討匈奴的廣大將士的英雄氣概和忠魂毅魄，因此千載以下讀此傳時難怪要有“英風如在”之感。

司馬遷在塑造李廣形象時運用了多種藝術手法。這里主要談兩點。

一是從把握特征入手進行藝術概括。藝術是要通過個別來表現一般的。人物的獨特性格、外貌特征和特殊技能都是作家應該注意把握的個別現象。李廣的特殊技能是善射。司馬遷是如何把握住這一個別現象來進行藝術概括的呢?首先，寫他能夠根據“善射”的經驗來判斷敵情，做到料敵如神。如中貴人被三名匈奴人殺傷后逃回來向李廣報告，李廣立即作出判斷道：“是必射雕者也。”追擊的結果，一如李廣所料。其次，寫他能以“善射”穩住陣腳，做到指揮若定。如李廣率四千騎出征，被敵騎四萬所包圍。情況極其危急。李廣命令士卒“為圓陣外向”，“持滿毋發”，并親自用大黃弩連續射殺敵人的裨將，挫傷敵方銳氣，使之不敢接近，終于堅持到援軍到來。復次，寫他能以“善射”脫險，表現出超凡絕倫的機智和勇敢。如他受傷被俘后，奪馬逃跑，依仗箭法高強射殺追敵，平安歸隊。此外傳中所寫射石沒鏃之事，更是采用夸張特長的方法來增強人物的傳奇色彩，也是十分精彩的。料敵如神、指揮若定、機智勇敢等都是名將所共有的，但在李廣身上卻有其特殊的表現方式——都是伴隨著“善射”這一具體特征的渲染而深深銘刻到讀者的心上。

李廣的個性也有其獨特之處。最突出的一點是不屈服于命運的壓力。文帝說他“不遇時”，他卻偏偏要牢牢抓住一切可以建功立業的時機來奮斗，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在擔任上谷太守期間，他“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后為隴西、北地等郡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元狩四年(公元前119)，李廣已經年逾花甲，他聽說朝廷要“大出擊匈奴”，便“數自請行”。并且要求“居前，先死單于”，即作為先鋒，與單于決一死戰。由于武帝另有打算，不讓他與單于正面接戰，衛青又假公濟私，把立功的機會留給了自己的親信將領公孫敖，調李廣出東道。李廣得知自己受了排擠，不肯屈服，“固自辭于大將軍”。后來由于迷路而耽誤了進軍的日期，衛青乘機對他施加壓力。李廣仍不屈服，索性以拔刀自刎來表示抗議。李廣的一生非常頑強。他一次次遭受挫折、失敗，而又一次次倔強地站起來，精神抖擻地投入新的戰斗。他只知道進，不知道退。這與老于世故的秦將王翦和能伸能屈的淮陰侯韓信都不相同，確為李廣所特有的品格。李廣的形象塑造得如此成功，與生動地把握特殊是分不開的。

二是用對比手法把人物寫活。本傳涉及的人物較多，其中有一部分是作者有意用來與傳主造成對比的。人物之間的對比，可以從各個不同的側面烘托主人公的形象，使富于立體感。本傳的對比手法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先是與匈奴射雕者對比。傳中所寫的三名匈奴射雕者箭法特別高強，曾一氣射殺漢軍數十騎。但李廣一出馬，立即把其中兩名射死，一名活捉。像李廣這樣的神箭手，非射雕者不足以跟他對比，而且只有讓他戰勝射雕者，才能使他們神箭手的形象高高聳立起來。

次與程不識對比。程不識與李廣的地位、人品有相同之處：都當過邊郡太守，又同時調任宮廷衛尉，都正直廉潔，為一時名將，但兩人的治軍方法完全不同。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李廣則“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文書省約，不擊刁斗”。對于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治軍方法，后人有不少評論，而以王夫之的見解最為可取。他說：“不識之正行伍，擊刁斗，治軍簿，守兵之將也。廣之簡易，人人自便，攻兵之將也。”“太史公之右廣而左不識，為漢之出塞擊匈奴言也。”(《讀通鑒論》卷一)這是說，程不識是防守型的，李廣是進攻型的;而在對付匈奴騎兵的戰爭中，進攻型比防守型更為有效。可見，李廣的治軍作風是在與匈奴的長期作戰過程中逐漸優選出來的。與程不識對比，說明李廣能夠活用兵法，既得到士卒擁護，又使敵人敬畏，因此更顯得才氣無雙。

再與李蔡對比。司馬遷一開始就寫他與李廣同為郎官，事漢文帝，接著就按下李蔡不提，單敘李廣的事跡。一方面把李廣的智勇、才氣、功勞和威重寫足，另一方面又把他迭遭不幸的情況羅列出來。這時又第二次插入李蔡事跡，并同樣從兩方面去寫：一方面寫他才氣較差，“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另一方面又寫他仕途十分順利，景帝時官至二千石，武帝時“有功，中率，封樂安侯”，“代公孫弘為丞相”。這就構成了強烈的對比，顯示出李廣所受的待遇是多么不公平! 司馬遷雖然不便直斥漢武帝賞罰不明，但字里行間已經包含了這一層意思。《史記》中第三次提到李蔡是這樣的：“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這段話初看似乎與李廣無關，而實際上很有聯系。李廣自殺，蔡亦自殺;李廣“不能復對刀筆之吏”，李蔡則“不對獄”。這兩個從兄弟一生的窮達雖然不同，而結局是一樣的。司馬遷故意把這段話與李廣幾個兒子的不幸遭遇寫在一起，暗示讀者：在漢武帝好惡無常、酷吏橫行的政治環境里，李廣即使封侯，結局也未必好。這就為李廣形象的悲劇色彩抹上了更濃重的一筆。由于懷才不遇、功高被黜，是封建社會里的普通現象，因此司馬遷運用對比手法把這一現象集中起來，對加強李廣形象的典型性和感染力是十分有意義的。

此外，從選材上說，這篇傳記雖然寫了李廣的一生，但主要的是剪取和描寫李廣性格的橫斷面和與此相聯系的生活的橫斷面。文中所截取的生活的橫斷面如擒敵、射虎、苦戰、自訟等，都能因小見大，由一點而見全貌，從而揭示出李廣性格的脈絡。從記敘方法上說，基本上按時間先后次序來寫，但其中穿插的幾段都很見匠心。例如“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一段議論，約一百七十字，主要寫李廣的廉潔、善射、仁愛士卒。司馬遷把它穿插在元狩二年李廣率四千騎與匈奴發生的一場惡戰之前，顯得很恰當。這場惡戰，李廣全軍瀕臨絕境而不被打垮，不能不說是奇跡。出現這種奇跡，與李廣的廉潔自持和善于拊循士卒是分不開的。兩段文字一先一后，正好彼此映襯，相得益彰。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司馬遷已經找到了一把通過特殊、個別來體現一般的正確的鑰匙。他用這把鑰匙在我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打開了傳記文學的大門。他還懂得如何處理傳主與周圍人物的關系，把李廣置于同時代一系列將領的對比之中，從不同側面把李廣的形象寫活了。此外，在選材和剪裁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色。綜合運用這些藝術手段，終于成功地完成了李廣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