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顧炎武詩《寄次耕時被薦在燕中》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昨接尺素書，言近在吳興。洗耳苕水濱，叩舷歌《采菱》。何圖志不遂，策蹇還就征。辛苦路三千，裹糧復贏幐。夜驅燕市月，曉踏盧溝冰。京洛多文人，一貫同淄澠。分題賦淫麗，角句爭飛騰。關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稱。雖赴翹車招，猶知畏友朋。儻及雨露濡，相將上諸陵。定有南冠思，悲哉不可勝! 轉盼復秋風，當隨張季鷹。歸詠《白華》詩，膳羞與晨增。嗟我性難馴，窮老彌剛棱。孤跡似鴻冥，心尚防弋矰。或有金馬客，問余可共登? 為言顧彥先，惟辦刀與繩!

清王朝定鼎中原以后，采用軟硬兼施的統治術來控制知識分子，一方面制造駭人聽聞的文字獄，如康熙二年的莊廷鑨《明史》案，就處死七十余人，株連近七百家，妄圖以此來征服漢族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又廣開科舉，以官祿利誘知識分子入彀，加以羈縻，瓦解知識分子的反抗意志。康熙十七年，特開設博學鴻詞科，向各地征舉名儒。十八年舉試于北京，應試者達一百四十三人。當時許多遺民也改變初衷應征至京，出現了“一隊夷齊下首陽”的局面。作者也在被征之列，但他嚴加拒絕。不過他的弟子潘耒還是參加了考試。耒字次耕，號稼堂，晚號止止居士，江蘇吳江人。其兄潘檉章罹莊氏《明史》案之禍，舉家戍邊。耒初師戴笠，繼則徐枋，最后從顧炎武游。潘耒被征后，初以母親年邁固辭，不允，敦迫而行，不得已應試，中式，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耒又以母親無養為由再三推辭，復不允，乃受職。此詩作于康熙十八年，時耒已應試在京，故題稱“被薦燕中”。在詩中，作者對潘耒未能堅辭不出深表遺憾，同時希望他能學晉時張翰及時辭歸。最后作者還表白了自己寧可自殺絕不從命的決心。

全詩在內容上可分三個層次。由“昨接尺素書”以“角句爭飛騰”為第一層。由“關西有二士”到“膳羞與晨增”為第二層。由“嗟我性難馴”到最后為第三層。

第一層交代了潘耒先辭后從的矛盾行為，并加以責備。首四句以書信語氣追敘潘耒以前曾表示過的拒絕征召的心愿。不久前他曾寫信給作者表示，要隱居吳興，像古代高士許由一樣洗耳潁濱，不與統治者合作。為了表達自己辭征之志，耒還曾作《夢游草寫懷》十首，有句云：“遮斷白云三十里，莫教空谷有鳴騶。”但是而今卻食言北上，所以作者不能不加以責備： 你為什么不能實現自己的諾言，卻要騎著那匹跛腿驢子上京應征呢? 當然潘耒未必真的策蹇驢北上，詩人不過是通過蹇驢這個意象來表示自己的不滿而已。這二句在章法上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接著四句也就順勢極言行程的遙遠坎坷。與上句一樣，作者對行程的描寫，其用意也不在字面之上，而是要借行程艱險的描寫來象征潘耒為應征所付出的精神代價之巨。寫罷行程，接下四句也就很自然地寫京城的鴻博試。作者對它進行了嘲諷和揶揄。京城雖然文人匯集，但大多是華而不實之輩，正像作者在《日知錄》中所指斥的那樣： 京洛之內“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 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這情形猶如難以辨別的淄水和澠水一樣，古今一以貫之，沒有多少區別。接著作者又直接抨擊以文辭取士的考試。這次鴻博試題為《璇璣玉衡賦》、《省耕》詩五言排律二十韻，真可謂“辭人之賦麗以淫”(揚雄《法言》)。當年宋代黃庭堅就曾指出過“宋朝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后生，故華而不實”(見《日知錄》引)。作者認為這樣的科試是沒有價值的。一方面極言潘耒所付代價之大，一方面又極言潘耒之付出極高代價的科試毫無價值，經過這兩方面的對比，也就非常突出地呈現了價值的失落，強調了潘耒應征得不償失。

在上述基礎上，作者在第二層進一步引用正面寧死不從征的人物作為榜樣來影響潘耒。這層前四句，作者以關西地區王弘撰、李因篤能夠聽從友朋的勸告，考慮到輿論的影響，當然更主要是能夠堅持自己的民族信念和氣節，拒不應征為例，向潘耒提出了一個正面的人生價值榜樣。接下去四句，作者又轉而站在潘耒的立場上來考慮京城仕宦生涯。《周禮》有言：“雨露即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今潘耒生活在清王朝的虎口，每當與友朋登上燕地的漢家陵墓，難道會感到良心的安然嗎? 難道對自己的虎口生涯不感到驚恐嗎? 事實上你一定會深感自己像當年楚囚鐘儀一樣被拘留，沒有人身自由，這是多么的可悲啊! 通過這段將心比心的啟導，作者又轉而再從正面進行規勸： 晉時的張翰，曾被齊王冏辟為東曹掾，后知天下將亂，因秋風起，思吳中莼鱸，于是飄然東歸。如今你潘耒與張翰的情形非常相似，就應該學他也及早脫身歸來。更何況家里還有年邁的母親待養，就更應該像《詩經》中《白華》詩所詠嘆的孝子一樣，盡到自己的孝心，讓老母能安度晚年。規勸的情感是那樣誠摯，言詞又是那樣地懇切在理，既能感人，又能服人。

最后一層，作者表明了自己作為師長的立場和態度，以自己的行為來感化對方。作者表示自己雖已年邁，但本性難改，而且越老越是剛直難馴。雖然自己的行蹤如天上的孤鴻一般飄忽，不知東西南北，但心里一直謹防著清王朝陷害的冷箭，決不會讓他們強召入京。清王朝的官僚雖然企圖薦舉，但若強迫，寧愿像晉時的顧彥先一樣，以刀與繩結束自己的生命。早在康熙十年，即有熊賜履表示希望作者能出山修《明史》，作者當即表示，若果真要他出山，不是像介之推那樣出逃，就是像屈原那樣自沉(見《蔣山庸殘稿》、《記與孝感熊先生語》)。康熙十七年，朝中同鄉葉方靄、蘇州韓菼又要薦舉，作者志不可屈，只得作罷。十八年葉方靄任《明史》總載，又要招請作者入史局，作者又以死相拒，并潛蹤鄉村寺院。這兩次征舉，皆經其甥徐乾學兄弟的調停才免了。由此可見顧炎武晚節的堅貞。他自始至終，言行如一，這就使他的詩歌顯得格外真切感人。

由于這首詩是寫給自己學生的，而對方之應薦又是被迫，并非求榮干祿，所以全詩采用了懇切婉轉的語調，語言樸實，詞意真切寬厚，體現了一個長者對晚輩的真誠關懷。全詩的整個表達過程既自然成章，又獨具匠心。作者不斷變換角度和立足點，在不同層次上展開詩意，紆徐不迫，全面周到。或追記對方的承諾，以愧其心;或分析其行為得失，以明其理;或示之以正面榜樣，以正其道;或設身處地探其苦衷，以動其情;或以長者的期盼，以曉其義;或以家母的贍養，以申其責。最后又以自己的立場和態度進行身教。總之，在這首不很長的詩中，作者調動了責、諷、示、戒、勸、感、誨等多種手法來展開詩思。由于詩句簡練生動，章法自然從容，所以手法和角度雖多卻并不枝蔓冗沓、散漫雜亂，各種手法和角度都能發生特有的作用。這些作用結合起來，便合成一種使人無法抗衡的理性和情感的力量。這首詩是一首非常成功的佳構，可以成為寄贈諷勸類型的典范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