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結詩《舂陵行》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 征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是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撻之! 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 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愿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 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據中華書局本《元次山集》)

自從天寶十四年(755)安史之亂后，河北、山東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租賦都是當地自用，不上繳中央，致使唐王朝的財政收入主要在江南進行橫征暴斂。科目之多，賦稅之重，令人咋舌;“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新唐書·楊炎傳》)。而且將這一切賦稅全部加在無權勢的“土戶”農民身上。同時，從治安而言，唐王朝的西部和南部也不安寧，常有吐番和“南夷”起事。代宗廣德元年(763)嶺南“溪洞夷”和“西原夷”少數民族為反抗唐王朝的壓迫而侵擾附近州縣。十二月，“西原夷”攻破道州，占領月余。代宗為安定道州，九月任命元結為道州刺史，元結于次年五月到任。上任不滿五十日，收到的各種征兵催稅的官府命令便有兩百余宗。而道州經過當時的“西原夷”少數民族的侵擾，已從四萬余戶減到不滿四千戶，實是不勝負擔。于是，他便為民請命，上了《奏免科率狀》，奏請免去百姓歷年積欠的租稅，并根據現有的實際戶口征收賦稅，免去其他科率。并說：“茍若臣所見愚僻，不合時政，干亂紀度，事涉虛妄”，“是臣之罪，合正典刑”。能體恤人民，敢于直諫，終于得罪，于次年罷官。《春陵行》寫的便是元結任道州刺史時對征賦所持的態度。

詩的頭四句，先說賦稅多，刑罰重。“軍國多所需”是本詩所述禍害的關鍵。官府要揮霍，軍隊要消耗，所需自然很多，于是朝廷緊責地方官吏征繳賦稅。而在任的州官縣官，或為了免受處分，或為了邀功請賞，都以嚴施刑罰來向人民榨取收入。“刑罰競欲施”的“競”字，畫出了一般地方官吏的窮兇極惡之狀。上司征繳之“切”，地方官吏“競欲”以刑罰逼迫百姓之甚，概述這一勢態全為下文張本。同時，也給剛到任的道州刺史元結一股精神壓力，是效尤上法，還是體恤百姓?在這兩者之間，必須作出選擇。

從“供給豈不憂”起十二句，通過對道州百姓的困頓的描述寫了詩人的內心矛盾。這個地方不大的道州，經過戰亂禍害，遺留下來的人實在困頓疲乏。大的鄉村所剩不到十戶，大的家族也已人丁稀少，嬴弱不堪。他們天天吃草根、樹皮，說話沒有氣力，走路時想走快點都做不到。“大鄉”六句是對“遺人實困疲”的具體描寫，根源是“亂亡”。正因為這樣，所以這部分開頭兩句說：“供給豈不憂?征斂又可悲”。供給軍國所需這種大事豈能不放在心上令人憂慮呢?但當地的百姓已如此困苦，再去征斂豈不更為悲慘?詩人實在不忍，因此接著寫道：“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撻之!”這些窮兇極惡的事，詩人是斷然不干的，以此呼應“征斂又可悲”句，這才道出了詩人所以會“憂”的原因。至此，詩人體恤百姓困苦之心畢現。這與詩的頭四句是一折。

從“郵亭”句起二十二句，又是一層。是在前兩層的基礎上進一步寫政府催逼之急和詩人的內心矛盾。先四句寫官府催繳賦稅既多又密，既嚴又緊，不但沒有寬限，反而為期更短。跟本詩的開端四句一樣，給詩人造成了壓力，比之前者是進了一層。在這重壓下，詩人怎么辦? 內心展開了激烈的斗爭。作為州的刺史，詩人知道，老百姓已經一貧如洗，無可搜刮，除非要他們去賣兒賣女。這話一出口，又恐怕立刻會引起變亂;他們已經怨聲載道，這種怨恨和悲傷又有誰能知道! 去年冬天“西原夷”來騷擾，殺人奪物幾無遺留;大家都希望朝廷派來的官吏能惠愛撫恤他們;現在“王官”已來，怎么能再將他們驅趕不讓活下去呢?安定人民的生活，這是皇上交給地方官的使命，現在我接受了派遣，作為一州之長，而州縣里因急征暴斂致使發生變亂，那又將是誰的罪過? 以上四組因果式思維，既表現了詩人的內心矛盾，思想斗爭激烈，同時也說明了詩人處處能為體恤人民和堅持職守考慮。這四組，實際上又是四個小折。通過全面考慮，終于解開矛盾，獲得勝利： 我甘愿延緩催租，蒙受責罰。至此，詩人的思想已由前面的“憂”、“悲”變為見義勇為，慨然承擔一切責任，出現了質的飛躍。至此，又是一折。這一層的結構與前面完全相同。前面(在賞析時分了兩層，其實是一層)是提出問題，而這里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寫詩人內心的矛盾和斗爭。

余下的是最后一部分，詩人在思想斗爭勝利的基礎上，從重職守的角度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思想。前四句通過正反說理，繼續勉勵自己。以往賢明的官吏都很重視盡自己的本份處事，而憎惡以個人的禍福為轉移。所以作者認為嚴守本份是可貴的，不要去違背本份，迎合官場時尚。至此詩人的思想更上一層樓，決心為弱者挺身而出，終于唱出了見義勇為的正氣歌。想及窮困孱弱的老百姓，應該正直守份做個不做虧心事的刺史，這比前面“蒙責固所宜”又進了一層。這又是一折。

最后是詩的結尾。這時，詩人的思想已完全處于超脫狀態，因而以不無神彩的筆調高興地寫道：“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自豪和興奮的情態躍然紙上。

全詩由提出問題、寫內心的矛盾和斗爭、決心以前賢為榜樣，重守分、希望此詩能成國風，上達皇上，下傳于世，前后共四大折。因此，這首詩以抒寫胸臆見長，可以說是以情動人的佳篇。寫道州遺民的困頓，不是本詩的重點，更不是目的，而是寫胸臆的基礎。寫胸臆，一折再折，以曲見勝;情緒跌宕起伏，逐步推向高潮，形成浩然壯氣!

這首詩，有強烈的批判現實的精神。詩中指出造成當地人民苦難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西原夷”的騷擾，然而在此情況下，官府還要橫征暴斂，這就有力地揭示了官兇于“賊”的黑暗現實。本詩正因為具有這種尖稅的批判鋒芒，受到了杜甫的高度稱贊。杜甫的《同元使君舂陵行》云：“道州憂黎民，詞氣浩縱橫。兩章(指此詩及《賊退示官吏》)對秋月，一字偕華星。”

這首詩體現了作者的文學觀。作者對詩歌提出了“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元次山集》卷一《二風詩論》)的要求，希望詩歌能夠做到“上感于下，下化于上”(《元次山集》卷二《系樂府十二首序》)。這首詩的批判性正是繼承“古人規諷”的創作精神。杜甫也指出這是“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同元使君舂陵行序》)。全詩語言質樸，毫無雕飾的痕跡。金代元好問在《論詩三十首》中評曰：“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云山韶濩音。”頗為后人所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