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王鏊·親政篇

《易》之《泰》 曰： “上下交而其志同。” 其 《否》 曰： “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①。” 蓋上之情達于下，下之情達于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②，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 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 國家常朝于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③，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 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于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

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 庫門之外為正朝^④，詢謀大臣在焉; 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 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 “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⑤。”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 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 大司馬、左右前后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⑥。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西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圣節稱賀則大慶殿^⑦，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有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⑧; 外朝，象天市也; 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圣節、正旦、冬至大朝會^⑨，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 大臣蹇義、夏元吉等^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后，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¹¹⁾，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 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¹²⁾，深有慨于斯，屢召大臣于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

惟陛下遠法圣祖， 近法孝宗， 盡刬近世壅隔之弊。 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二殿，仿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¹³⁾，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世壅隔之弊哉? 唐虞之時⁽¹⁴⁾，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注釋】 ①《易》： 也叫 《易經》、《周易》，原為古代卜卦之書，后來與 《詩》、《書》、《禮》、《春秋》合為儒家“五經”。《泰》、《否》： 同為《易》 中的兩個卦名。②壅閼(e)： 堵塞。③御史： 官名，負責糾劾百官。鴻臚 (lu)： 官名，明代所設的鴻臚專門掌管朝廷禮儀。通政司： 官署名，負責掌管內外章疏，凡送呈皇帝的文件都由它轉交。④三朝：相傳周代天子與群臣謀議政事之處有三： 外朝，在庫門外、皋門內; 內朝有兩處，一在路門外，一在路門內，統稱三朝。庫門： 路門。周代王宮宮門的順序，說法不一，依據漢代鄭玄 《周禮·秋官·朝士》注，五道宮門從外到內的順序是： 皋門、雉門、庫門、應門、路門 (也叫 “寢門”)。⑤《玉藻》： 即 《禮記》 中的篇名。路寢： 古代君主處理政事及入寢的宮室。路，是大的意思。⑥大司馬： 官名，為古代三公之一。漢武帝時廢太尉，設置大司馬，為輔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掌管全國軍事。將軍： 武官名。漢代在大司馬之下設有各種名稱的將軍，如大將軍、車騎將軍、前將軍、后將軍等。侍中、散騎： 均為漢代皇帝的侍從，出入宮廷，隨時應對的顧問。外朝： 漢代朝官，從武帝以后分為內 (中) 朝和外朝。內朝由皇帝的近臣組成，成為決策機構。外朝指丞相和所屬機構，雖為法定行政機構，詔令亦由此發出，但已無實權。⑦起居： 指日常生活，文中是問候之意。圣節： 指皇帝的生日。⑧三垣 (yuan)： 我國古代天文學家分周天恒星為三垣二十八宿。三垣即太微、紫微、天市。太極： 指太微垣。⑨國朝： 這里指明朝。⑩洪武： 明太祖朱元璋的年號 (1368—1398)。下文的永樂是明成祖朱棣的年號 (1403—1424)。楊士奇： 名寓。明朝建文年間(1399—1402)，任翰林院編纂官，修《太祖實錄》，永樂初，入主內閣，在宣宗朝至英宗初年，長期輔政。楊榮： 初名子榮，字勉仁。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歷仕仁宗、宣宗、英宗三朝。蹇 (jian) 義： 字宜之。原名瑢，后明太祖賜名為 “義”。官至少師，歷仕五朝，謚“忠定”。夏元吉： 字維喆，官至戶部尚書，經歷五朝。(11)閟(bi)：關閉。(12)孝宗： 名朱祐堂，年號“弘治”，公元1488年至1505年在位。(13)臺諫： 臺官和諫官。臺官指御史臺官員，掌管糾劾百官。諫官指諫議大夫、給事中等。(14)唐虞：指唐堯和虞舜，是遠古時代氏族社會部落聯盟的首領，相傳他們在位的時代天下大治。

【譯文】 《周易》 的 《泰》 卦說： “君臣上下溝通就會志向一致。” 它的《否》卦上又說： “君臣上下不溝通就不會成其為國家了。” 因為上情下達，下情上呈，君臣上下成為一個整體，才可以稱得上 “泰”。而下情受到阻隔無法上達，上下不相溝通，那么有國家也形同虛設，這就是“否” 呀。上下溝通叫泰，不然則叫否，自古以來莫不如此。然而上下阻隔，沒有比近世更嚴重的了。君臣相見，僅僅是上朝那點兒時間，上下之間，也只是奏章批復為紐帶，靠法令和制度來維持而已。這并非只是沿襲了舊例，也是上下地位懸殊所造成的。為什么這樣說呢? 國家總是在奉天門舉行朝會，從來都是如此，這可以稱得上勤政了。然而殿堂臺階高峻，儀禮威嚴顯赫，有御史來督察朝儀、鴻臚卿來檢舉失禮違法的人，通政司來引導上奏，皇帝只不過是看看而已，臣僚就謝恩告退，誠惶誠恐地退朝。照此看來，皇帝何曾辦過一件事，臣僚又何曾進獻過一言呢?這沒有其它原因，只是因為君臣地位懸殊，關系隔絕所致，這正是人們所說的：君臣同處一殿，卻有如萬里的阻隔，臣僚即便有意見要陳說也無由陳說啊。

我認為，要做到君臣上下溝通，不如恢復古代內朝的制度。在周朝時候，有三種朝制： 在庫門外所設的為正朝，君主在這里向臣僚咨詢和謀劃政事; 在路門外所設的叫治朝，天子每天在這里視朝; 路門內所設的叫內朝，也叫燕朝。《玉藻》上說： “君主待日出時就視朝，退朝后在路寢聽政理事。”這是由于在朝會上接見群臣，是為了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而在路寢聽政理事，是為了溝通遠近各地的情況。按漢朝制度，有大司馬、左右前后將軍、侍中、散騎等官員的朝會叫中朝，有丞相以下至六百石官員參加的朝會叫外朝。唐朝皇城的北面的南三門叫承天門，在每年的元旦、冬至，皇帝駕臨這里接受各國的朝貢，這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吧。它的北面是太極門，西面是太極殿，每月初一、十五日，皇帝在這里坐朝，這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吧。再往北面是兩儀殿，皇帝平時在這里坐朝理事，這大概就是古代的內朝。宋朝時，皇帝平時在文德殿聽朝，臣僚每五天向皇帝的請安就在垂拱殿，元旦、冬至和皇帝壽辰的慶典，在大慶殿舉行，而賜宴則安排在紫宸殿或是集英殿，進士考試則在崇政殿。侍從以下的官員，每五天就有一位上殿，叫做輪對，他要向皇帝陳說當前政事的得失利害。在內殿引見臣僚，有時也賞賜他們座位，有時免去他們穿朝靴的禮節，這大概還保留著三朝制度的遺風吧。原來上天有太微、紫微、天市三垣，天子效法它們。設立正朝，這是效法太微一垣，外朝是效法天市一垣，內朝是效法紫微一垣，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

本朝皇帝壽辰、元旦、冬至等大朝會，在奉天殿舉行，這就相當于古代的正朝。而平時在奉天門設朝，這就相當于古代的外朝。可是惟獨缺少內朝，然而也不是缺少，那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舉行的朝會，難道不是古代的內朝的遺制嗎? 洪武年間，如宋濂、劉基，以及永樂年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人，每天侍奉在皇帝身邊。大臣蹇義、夏元吉等人，常常在便殿啟奏應答政事。在那時，難道有上下阻隔的弊病嗎?現在內朝還沒有恢復，皇帝駕臨平常的朝會后，眾位臣僚就不再進見了，三大殿門高峻深閉，很少人能入內一見。因而君臣上下的情況，阻隔難通，天下的弊病就由此累積起來。孝宗晚年時，對此深有感觸，多次在便殿召大臣商議政事。正將有所作為時，他便去世了，百姓無福分，沒等到眼見天下大治的美好形勢，臣民至今還對此深感遺憾。

長遠而論，愿皇上效法圣明的先祖，就近而論，要仿效孝宗，全部鏟除近世以來上下阻隔的所有弊端。在平常的朝會之余，再到文華、武英二殿設立朝會，以此效法古代內朝的制度。大臣們每三天或是五天就請安一次，侍從和臺諫各一員上殿輪流奏對政事，各部有事請示皇帝裁定，皇上依據所掌握的情況來裁決，遇到有難于裁決的問題，就同大臣們當面商議。要經常引見群臣，凡是謝恩、告辭、覲見一類的，都要上殿向皇上陳說啟奏。皇上虛心地向他們詢問，和顏悅色地指導他們，如此一來，人人都能夠暢所欲言。皇上即使深居九重內宮，但天下事情都能夠鮮明地全部展現在眼前。外朝制度是用來正君臣名分的，而內朝制度是用來溝通遠近情況的。這樣一來，難道還會發生近世那樣的上下阻隔的弊病嗎? 堯舜時代，圣上心明眼亮，好意見都不會被埋沒，賢才全部為君王所用，也不過如此而已。

【鑒賞】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謝世宗慰問的奏疏。中心論點在于“親政” 二字，親政即皇帝親自處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為“遠法圣祖， 近法孝宗， 盡刬近世壅隔之弊”， 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賢， 親自處理政事，并與大臣商議，溝通上下意見。王鏊所論是有鑒于明朝自英宗以來，皇帝很少親身過問政事，致使大權旁落宦官的政治現實，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遠見。在文章寫作上，作者善于引經據典，對古代內朝制度與親政之關系能條分縷析，對現實政治有勸懲，對世宗皇帝的頌揚中寄寓期望，內容十分充實，態度十分鮮明，議論也十分允當，語言的質樸反映出作者務實的政治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