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稚珪文《北山移文》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鐘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云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回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后黷，何其謬哉!嗚呼! 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偶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云壑，雖假容于江皋，乃纓情于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嘆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于釋部，覈玄玄于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

乃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云凄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

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于海甸，馳妙譽于浙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撲喧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于結課，每紛綸于折獄。籠張趙于往圖，架卓魯于前箓，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云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于還飚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于是南岳獻嘲，北壟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吊。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

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于魏闕，或假步于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于蕙路，污淥池以洗耳? 宜扃岫幌，掩云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于谷口，杜妄轡于郊端。于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回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據胡刻 《文選》本)

六朝是駢文發展的極盛時期，從文學演進的角度考察，不能不承認，它在表現技巧與手法上創造了傳統文學創作的新高度而為唐代各體文學之先導; 而就其所蘊含的內容而言，也有多方面的意義指向，可供今人作深入的理性評判。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便是一篇頗具特色的文章，就其所取的角度而言，在六朝駢文中是獨特的; 就其揭露人格虛偽所達到的程度而言，在同代人作品中也罕有匹儔的; 而對這種揭露、批判動機的考察，更可見特定時代特定社會階層所持的價值標準和固有心態，因此是一篇很值得探究的駢文佳作。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少年涉學即有美譽，泰始中因被當時名士王僧虔所重，為州主簿，及舉秀才，為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然而他個性疏放，好飲酒，不樂世務，不喜干進，“居宅盛營山水，憑幾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聲”(《南齊書》本傳)。詩風與沈約、王融、范云相近，文章也頗可觀。有《文集》十卷，《北山移文》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本文是一種與檄文相似的文體，多用于曉喻與責讓。自來以為，孔氏此文意在諷刺齊末名士周颙貪圖官祿的行徑，五臣注《文選》 中呂向即云： “其先， 周彥倫(周颙字) 隱于此山， 后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卻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然據《南齊書·周颙傳》記載，其人“清貧寡欲， 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并未有隱跡終南騰取富貴之事。再察其仕宦，曾為剡令、山陰縣令，未嘗為海鹽縣令，且自早年“解褐海陵國侍郎”后，一直為官，未嘗隱而復出。其“于鐘山西立隱舍”，原是為“休沐則歸之”，故可知呂說未必可信。因此，在無確切文字記載的情況下， 與其說此文是為周颙而發，不如說是作者“幻設為文”，假托其人以表達對祿利之徒的鄙棄，從反面張揚自己的理想人格。這種“幻設為文”的情況，在魏晉以來文人的創作中不時可以見到，如嵇康作有《與山巨源絕交書》，但只是“徒有其書，交未嘗絕”(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題辭》)，獲罪臨刑前，還對兒子說：“巨源在，汝不孤矣”(《晉書·山濤傳》)，可見兩人的交情是很深厚的。孔氏此文，取意與嵇康《絕交書》正相仿佛。

孔氏諷刺貌似清高、實好祿利的虛偽之士近乎尖刻，是與晉宋以來頗有一些“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的假名士有關的，這些人以祿利為心，邦有道他們自然出仕，邦無道也不能避世，像陶淵明這般真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且甘于“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田民”，不肯為五斗米折腰的并不多。故后來宋代朱熹曾很有感慨地說： “晉宋人物，雖欲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高，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孔氏此文正是從這兩個方面來展開對假名士的揭露的。文章一開始，他就將兩種行跡迥異的隱士作了比較，以敬佩的口吻稱頌“芥千金而不眄，履萬乘其如脫”的高潔之士，而對“終始參差，蒼黃翻覆”之輩則進行尖刻的譏諷。以此為標準，再把抨擊鋒芒對準周某，寫他出仕前如何“風情張目，霜氣橫秋”，被召后又如何“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為了更好地突現周某的虛偽，他故意加大這兩者之間的對比度，調動風月，驅遣故事，從正反兩方面極盡鋪敘之能事，從而造成強烈的情緒反差，最后再代山川立言，表明對周某之類假名士的決絕之意。

孔氏對周某的抨擊，如果從其針對個人的志趣齷齪、鮮有執持而發，是值得肯定的，歷代人包括前舉朱熹都這么做;但從其針對關切世事一面來說，則不免有所偏頗。古來文士隱居山林，從來就有兩種企圖，一是逃避黑暗現實，一則為求取功名。前者不愿與當政者合作，與惡勢力為伍，自甘清貧，潔身自好，自可肯定;后者雖有趨名嗜利之嫌，但這些人當中不乏有足以治國安邦的俊杰。如后漢時諸葛亮，當初他躬耕隴中，并不像自己所說為“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不然就沒人知道他自比管仲、樂毅或為什么要自比管仲、樂毅了。因此，他的“南陽堅臥”，原是為“待時而起”(呂溫《諸葛武侯廟記》)，難道能把這種“待時而起”看作趨名嗜利么?何況他們走這條路，有的實在是因為正常的進身途徑被阻塞的緣故。歷代封建統治者有時也會把訪求幽隱作為自己選拔人材的要務。因此，不加分析地把那些暫時隱跡山林之士視為騰取富貴之徒，未免簡單化了。再說出世或者入世，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他所挾持的東西如何。倘若為天下蒼生而出(如東晉謝安)，或拾遺補闕，或匡危扶顛，也許就比一味隱遁的強。這一點前人(紀昀)就說過，所謂“巢、由之遁，不必定賢于皋夔;沮、溺之耕，不必果高于洙、泗”(紀昀語)，“漢唐以來，實際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隱居也不算高”(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隱士》)，因此以出、入為論人標準，重出輕入，實在算不得通達。我們試看文中所舉周某的理事，“敲撲喧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常綢繆于結課，每紛綸于折獄”，可謂盡心竭力。其“籠張(敞)趙(廣漢)于往圖，架卓(茂)魯(恭)于前箓”，以古代循吏、能吏作為自己的范式，“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并無過錯。據《南齊書》周颙本傳記載，當日他為明帝引入殿中，雖不敢顯諫，但遇事每有微諷;元徽初出為剡令，有恩惠于百姓;為山陰令時，對“滂民之困，困實極矣”也曾想著解救。故“張英風于海甸，馳妙譽于浙右”并非空穴來風，也沒什么可指摘的地方，總不見得尸位素餐自甘平庸才是值得推稱或仿效的。所以孔氏這種對周颙的尖刻譏刺，模糊了這本來很清晰的是非界限。推究其原因，不難發現，他立論的出發點是建立在南朝士族階層所崇尚的清虛超脫的人生理想之上的。南朝士族有自己的哲學意識和人生追求，其積極意義已被人說盡，但他們“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所以處于清高，蓋護其短也”(《顏氏家訓·涉務》)，也是有其影響之廣之大，以至“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晉紀總論》)，勤逸于事者被視為俗士濁流，諸如臺閣令史，主書監帥，皆不入他們清眼。孔稚珪出身清華，“會嵇四姓”，孔居其一。他以士族清流的標準看待周颙這類人物， 自然會覺得很有可嘲笑的地方。

《北山移文》從藝術表達角度看，無疑是很成功的。全篇假山靈口吻，一開首四句已將題意點明，中段也有語句與之相應，末了以山中條穎請求山靈摒絕俗士作結。由于通篇假山靈之言而成，擬人手法是少不了的，這種文章格局為作者調動景物窮極聲色融主觀情感于自然之物提供了方便。在這些方面，作者表現出了卓越的藝術才能和高超的語言表達能力。“風云凄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把周颙纓情爵祿、假容江皋的行徑充分展示出來。而“南岳獻嘲，北壟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雖是言眾山對北山遭欺罔的譏笑，然其底里實是作者對假隱士或炫惑于假隱士之人的譏諷。至于“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云誰侶”諸句，以山林風月的無辜蒙羞、孤寂失落反襯周某心態游移乃至本無意于邱壑的可恥，早為宋著名文章家王安石所激賞。南宋詩人王融《為竟陵王與隱士劉虯書》有“素志與白云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可見青松白云本是南朝人心目中可以寓志的清物，然而取以入文，造成如此深沉警絕格調的，不能不說以孔氏為獨步。并且，由于他能將強烈的主觀情感投入到客觀景物之中，無我之景，著我之色，從而在某種意義上說使高超的表達技巧變得居于次要地位了。

善于鋪張，竭盡聲情，也是本文的一大特點。鋪排在駢體文來說，本不能免，關鍵看運用得如何，倘運用得不好，很容易造成冗雜繁復的弊病。但孔氏此文通篇一義，狀物抒情用典引事不避繁復，卻能靈通無礙不顯得滯呆，因為他很注意鋪排的層次與相同景物多角度的揭示。就前者說，先寫周某貌似高雅，有一番描繪，后寫他棄山出仕也有一段渲染，再寫山林的怨忿又有一大篇鋪敘，且三層內容互有滲透，如第三層中就有第二層的內容。就后者說，同時寫山林怨念，則有“風云凄其帶憤”等粗線條、大塊面的直接描繪，也有“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等細致生動的刻畫。草樹興闌氣索，無復迎風待月，送香弄影，令人想見周某當日對他們欺誘之深。全篇用辭頗多類似，這一方面是由于文章假口山靈所涉必多山林景致，但另一方面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涵詠此文，我們可以發覺，被作者反復運用的某些詞語是有著某種象征意味的，青松白云已如上述，秋桂春蘿，芰荷薜荔，還有蘭蕙芳杜，皆是屈賦中常詠及的植物，它們所喻示的內涵，所代表的高潔之士的芬芳人格，適足反襯周某的鄙俗與卑下，因此有充分理由說孔氏的這種表現手法，決不是什么炫才逞博，而有著內在情感的激發。

孔氏善于用典，正說反說，皆恰到好處;也長于藻飾，故刻畫人物情態及山林景致，無不栩栩如生。而就其句法而言，有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句，豐富多變，錯落有致，造成一種敲金戛玉的節奏，全無后世斤斤四六、粘對的偪仄。故清人蔣士銓《評選四六法海》稱其“酌文質之中，窮古今之變，駢文斷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