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征明

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后來何酷!豈是功高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端、堪恨又堪悲，風波獄。

豈不念，封疆蹙?豈不惜，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古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qū)區(qū)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這是一首詠史詞。南宋抗金英雄岳飛被投降派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于風波亭的冤獄，是中國政治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中國人從來有把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納入忠奸之爭的思維框架的習慣，因此，千百年來無論是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民間傳說，甚至象《宋史》那樣的歷史著作，幾乎都無一例外地把這樁冤案看作奸臣謀害忠臣的典型例子。大奸相秦檜從來被當作風波獄的策劃者、制造者而遭萬世唾罵。杭州岳王廟中的秦檜成了永遠跪在忠臣腳下而萬劫不復的奸賊典型。人們似乎忘記了，岳飛同樣是宋高宗平時最為信任和倚重的朝廷重臣之一，竟如此輕易地被幾個奸小逮捕處死，最高統(tǒng)治者趙構干什么去了? 沒有他的默許、縱容、支持，沒有皇帝和奸臣的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一個秦檜能夠擅自誅殺岳飛這樣的統(tǒng)兵大臣嗎?原來，在泛道德主義的傳統(tǒng)文化心理結構中，君父踞于至高無上的價值頂峰，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權威性，人們寧愿把奸臣的為所欲為夸大到君權制約之外，也不愿或不敢設想君父可能是奸臣的主子和后臺，不能想象宋高宗和秦檜原本就是一丘之貉。這首詞的價值就在于沖破了褒忠貶奸的傳統(tǒng)思維習慣，第一個指出宋高宗是殺害岳飛的幕后主使者，是真正的罪魁元兇，秦檜不過是秉承主子的旨意，做了供人驅使的走狗而已。這真是石破驚天，振聾發(fā)聵之論。僅此大膽、新穎的見解，就是新的審美發(fā)現(xiàn)，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

為什么說宋高宗是殺害岳飛的元兇? 他為什么聽任秦檜把對他竭盡忠誠的抗金英雄置于死地? 作者在詞中展示了個人思辨、發(fā)現(xiàn)的過程。“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引發(fā)作者重新進行思考和探索的正是當年宋高宗激勵岳飛奮勇殺敵，表彰岳飛的赤膽忠心和抗戰(zhàn)功績的手書敕文。這些敕文的刻碑盡管經歷了風雨歲月的剝蝕，字跡已漫漶殘缺，但仍然依稀可辨。據《宋史·岳飛傳》記載，趙構曾多次為岳飛親筆題寫過“精忠岳飛”、“國而忘身，誰如卿者”的表彰文字。詞中的“敕飛字”就是指這類文字。“慨當初，倚飛何重，后來何酷!”作者正是從文字和史實的矛盾中發(fā)現(xiàn)了岳飛冤案的破綻，引導著自己的思路去探求事實的真象。為什么當岳飛節(jié)節(jié)勝利，誓師北伐，要“直抵黃龍府”的關鍵時刻，趙構一反常態(tài)地對岳飛變得冷酷無情呢? 岳飛被誣入獄，難道過去趙構親筆書寫的敕文就一錢不值，連岳飛的身家性命都不能保護、不能贖還嗎?“最無端堪恨又堪悲，風波獄。”是對英雄無辜屈死的慨嘆，惋惜，又是對故意裝聾作啞，縱容奸佞排陷忠良的宋高宗的憤怒譴責。詞的下片著重揭露宋高宗對岳飛前后態(tài)度變化的內在心理原因。難道宋高宗不想收復失地?難道他不以父兄被俘為奇恥大辱?難道他就不要報家仇，雪國恨?作者一下子就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原來趙構最怕的就是收復中原，怕把當了金國俘虜的徽、欽二帝迎救回來。因為，到那時候，他自己往那兒擺?岳飛反對與金兵妥協(xié)議和，力主抗戰(zhàn)，以收復中原、迎救二帝為己任，這就觸疼了宋高宗的心病，必然要招致忌諱，而這才是岳飛被害的真正原因。“笑區(qū)區(qū)一檜亦何能，逢其欲。”一個小小秦檜之所以敢如此肆無忌憚地陷害忠良，竟以“莫須有”之罪就制造了岳飛的千古冤案，就是因為他秉承了宋高宗的旨意，迎合了宋高宗不可告人的私欲，從而得到了最高統(tǒng)治者的默許，縱容甚或支持，而這才是岳飛冤案的歷史真相。這首詞把批判鋒芒大膽地指向封建最高統(tǒng)治者，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宋高宗陰暗骯臟的心理和為了保住皇帝寶座而不顧父兄死活的極端自私自利本性，憤怒地譴責了以皇帝為首的最高統(tǒng)治集團為一己私欲而自折股肱、自毀長城的滔天罪行。

詞的語言具有強烈的論辨色彩，犀利冷峻，一針見血。四個問句的連用，如老吏斷獄，直逼問題的要害，不容回避和喘息。這與作者大膽叛逆的勇氣和對歷史超越凡俗的見識有著直接聯(liá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