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曹植

仆夫早嚴駕， 吾行將遠游。

遠游欲何之? 吳國為我仇。

將騁萬里途， 東路安足由。

江介多悲風， 淮泗馳急流。

愿欲一輕濟， 惜哉無方舟。

閑居非吾志， 甘心赴國憂。

曹植不但是一位才華卓越的文學家，而且具有相當宏偉的政治抱負，渴望建立一番功業。當時三國鼎立，曹魏統治著北方，南方則有吳、蜀兩國。曹植迫切要求從軍殺敵，為統一事業作出貢獻。這種心情鮮明地表現在他的《雜詩》第五首“仆夫早嚴駕”篇中。

曹植在青年時期即富有政治抱負，不滿足于僅僅從事文學創作。在《與楊德祖書》中，他認為辭賦創作是小道，“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并明白表示自己的理想是：“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由此可以看出他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樹的強烈愿望。曹操死后，曹丕繼位。由于曹操生前曾一度擬立曹植為太子，危害了曹丕的地位，所以曹丕對曹植備加疑忌壓制，屢徙封地，嚴加防范。曹丕死，子曹睿繼位，仍然疑忌壓制曹植。在這段時期內，曹植經常處在遷徙無常、悒郁寡歡的境遇中，但仍然執著地企求奮身殺敵，報國立功。《雜詩》“仆夫”篇就是一個明證。

“仆夫”篇作于曹丕統治年間還是曹睿統治年間，難以肯定;就其內容看，與作于魏明帝曹睿太和二年(228)的《求自試表》息息相通，似作于此年的可能性更大。這年秋天，吳將陸遜率軍攻擊魏揚州牧曹休，魏敗，死亡頗多。曹植面對這一緊張形勢，寫了要求參軍的《求自試表》(見《三國志·陳思王傳》)，同時用詩歌形式寫下《雜詩》“仆夫”篇，是很可能的。不過，曹植在文帝黃初四年(223)所作的《責躬詩》，其中也有“甘赴江湘，奮戈吳越”的話。這年魏、吳間也有戰爭，因此這詩作于黃初四年也是有可能的。太和二年，曹植為雍丘王(黃初四年，曹植先為鄄城王，后徙封雍丘王)。雍丘在今河南杞縣。“仆夫”篇大約是在他朝京師(洛陽)后將還雍丘時寫的。詩中“將騁萬里涂”，是說從洛陽南征吳國路途遙遠。“東路安足由”是表明自己志在滅吳，不愿由東路從洛陽返回雍丘。長江和淮泗，是南征必經之地;“多悲風”，“馳急流”，形容路上川流險阻。“惜哉無方舟”，是慨嘆自己沒有權力，不能率舟師渡江殺敵。

《雜詩》第六首“飛觀百余尺”篇，與“仆夫”篇不一定是同時之作，但同樣表現了曹植殺敵報國的意愿。詩有云：“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其豪情壯志，與“仆夫”篇末二句“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完全一致。不過“飛觀”篇說“拊劍西南望”，其對象指蜀國，則又與“仆夫”篇有些不同。

《求自試表》是獻給魏明帝看的，《三國志·陳思王傳》說：“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它是曹植散文中的一篇名作，充分表現了曹植報國立功的雄心壯志和抱負不能實現的憤怨。文有云：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

指出了當前魏國的大敵是吳蜀兩國，與“仆夫”篇的“吳國為我仇”句、“飛觀”篇的“拊劍西南望”句可以參照。表文又云：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

充分表現了奮身殺敵、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與“飛觀篇”的“甘心思喪元”句可以參照。他希望“統偏舟之任”，“騁舟”南征;實際不能實現，所以“仆夫”篇要慨嘆“惜哉無方舟”了。當時率魏軍與吳作戰的，頗有魏的宗室，如曹真、曹仁、曹休等都是，曹植希望“統偏舟之任”南征，還是有一定的現實背景的。表文又云：

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表示不愿閑散度日，可與“仆夫”篇“困居非吾志”句、“飛觀”篇“小人媮自閑”句互相參照。總之，《求自試表》與《雜詩》“仆夫”、“飛觀”兩篇，表達了同樣的思想感情;但《求自試表》篇幅長，表述較“仆夫”兩篇遠為具體充沛，取以對讀，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深入透徹地理解這兩篇詩的思想內容。《求自試表》見錄于《三國志》，被選入蕭統《文選》，它語言華贍生動，感情真摯熱烈，是一篇文學性很強的散文，值得重視。

“仆夫”篇全詩共十二句。前六句用問答方式表明自己不愿東歸封國，而要遠征吳國。中間四句說道途險阻，惋惜自己不被朝廷任用，不能率舟師南渡。末兩句點明了渴求報國立功不愿虛度歲月的壯志。全詩語言明白自然，風格俊爽豪健。明代王世貞說：“子建之《雜詩》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藝苑卮言》卷三)胡應麟也說：“子建《雜詩》，全法《十九首》。”(《詩藪》內編卷二)王、胡兩人都指出《雜詩》六首風格酷肖《古詩十九首》，這意見是中肯的。《雜詩》前三首寫游子思婦，題材也與《古詩十九首》相通;后三首(“南國”、“仆夫”、“飛觀”)題材與《十九首》不同，但風格仍然接近。《雜詩》六首與《十九首》的共同特色是語言明白自然，風格清新剛健，都蒙受了漢代民歌的深刻影響。

《文心雕龍·明詩》在論述曹丕、曹植、王粲、徐干等作家的詩歌時，指出它們的共同特色是：“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的確，情懷慷慨，意氣駿爽，直抒胸臆，語言明朗自然，不求纖密，是三曹、七子一類作者共同的創作風貌，后人亦稱之為建安風骨。這一特色，在曹植《雜詩》“仆夫”篇中表現得也相當鮮明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