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秦女休行》原文|翻譯|注釋|賞析

[晉]傅玄

龐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涼。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強。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烈女念此痛，丹心為寸傷。外若無意者，內潛思無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劍藏白刃，一奮尋身僵。身首為之異處，伏尸列肆旁。肉與土合成泥，灑血濺飛梁。猛氣上干云霓，仇黨失守為披攘。一市稱烈義，觀者收淚并慨慷： “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門，云“父不幸遭禍殃，今仇身以分裂，雖死情益揚。殺人當伏法，義不茍活隳舊章。”縣令解印綬： “令我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 “令我吏舉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孫孫，咸享其榮。今我弦歌，吟詠高風(一作今我作歌詠高風)，激揚壯發悲且清。

《秦女休行》借用魏人左延年舊題，但與左詩所詠非同一件事。本詩是為贊頌烈女趙娥親而作。娥親，東漢末年酒泉福祿人，魏文帝駙馬都尉龐淯之母。其父趙安被同縣李壽殺害，她立志為父報仇。經過精心準備，以一弱女之身，一舉刺死強暴的仇敵;事成后又徑至縣門自首。州縣均為其烈義之舉所感動，表奏于上，予以赦免，并大加表彰。此事曾轟動一時，震驚四方，贊揚娥親的歌曲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三國志·魏書·龐清傳》注引皇甫謐的《列女傳》對她的事跡有詳盡傳述。傅玄的這首詩，在概括提煉傳文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個別情節，使趙娥親的英烈性格、俠義品質更為突出，形象更加高大完美。

“龐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涼。”詩的開頭以飽含感情的語句點明主題，為全詩奠定了歌頌的基調。“烈”“義”二字囊括了娥親形象的全部內涵，也是詩人對她的最高評價和贊許。“雍”“涼”是古代二州名，包括現今陜甘寧青四省的部分地區。“馳雍涼”寫出了娥親的烈義事跡傳播速度之快和影響范圍之廣。

從第三句起到“子子孫孫，咸享其榮”，具體記述娥親的事跡，集中刻畫這位烈婦的形象。這部分又分兩層，先寫娥親刺死殺父仇人的經過;后寫她自首及得釋的情況。

先交代事情起因。 “父母家有重怨”即指娥親父被殺。這是不共戴天的“重怨”，是必報的深仇，毫無妥協忍耐的余地。但是“仇人暴且強”，報仇談何容易。而且“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封建社會，男子是家庭的支柱，大事應由他們承當，而娥親雖有兄弟，卻生性懦弱，懾于仇敵之兇暴強悍，個個畏縮不前。這意味著報仇更加艱難。面對此一情形，性格剛烈的娥親，心中極不平靜。“烈女念此痛，丹心為寸傷。”她為父仇不能報、仇人仍逍遙而疾首，又為同胞兄弟身為堂堂男子不能承當大任而痛心。你看她“外若無意者，內潛思無方。”表面上她象沒事一樣，內心里卻思潮翻滾，千頭萬緒。 “思無方”即憂思而無定向，說明娥親此時思想斗爭十分激烈，一個重大的決定正在蘊釀之中。終于她下定了決心，要以弱女之身，擔起為父報仇的重擔。這里不可忽視娥親“外若無意者”的表現，因為這正顯示了她性格中沉著機智的一面。她是以外表的無意，造成一種假相，來麻痹仇人，達到使其“防備懈馳”的目的，由此可見，她是個有膽有識，智勇兼備的非凡女子。

在深思熟慮與充分準備之后，娥親開始行動。“白日入都市”，她把面見仇人的時間選在“白日”，正是其膽識過人之處。為父報仇，光明磊落，她無需偷偷摸摸去干更主要的是白日不致引起仇人的驚覺。因為仇人仗著自己既強且暴，哪里會把她放到眼里?此時又在大白天相遇，就更不會介意，這樣便可順利接近并刺殺他。事情果如所料， “怨家如平常”就說明仇人的確毫無戒備。于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拼搏展開了： “匿劍藏白刃，一奮尋身僵。身首為之異處，伏尸列肆旁。肉與土合成泥，灑血濺飛梁。”這是一個何等驚心動魄的戰斗場面!這里詩人著力描寫娥親的英武氣概與頑強精神。只見她拔出袖中藏匿的刀劍，奮力一搏，仇人尋即斃命，身首分了家，尸體倒于店鋪旁邊。因為輾轉撕殺，致使仇人肉與土合成泥，由于刺殺迅猛，竟使仇人血濺飛梁。面對此情此景，詩人激動不已，他贊嘆： “猛氣上干云霓，仇黨失守為披攘。”正是娥親那直沖云端的勇猛正氣，震懾了仇人，使他喪失了自守之力而倒伏于烈女的腳下。娥親為父報仇的烈義之舉，受到“一市”民眾的稱贊，圍觀者拭去激動的淚水慨嘆道： “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上百的男兒，竟比不上一個烈義之女，這話與前文“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對照觀之，實不為夸張之辭。

娥親殺死仇敵，雪了家恨，報了父仇，以重孝的道德標準衡量，自然合情合理，但是她的舉動屬于私人復仇，是為國法所不容的。對此娥親不僅早有認識，且已作好準備。她刺死仇人后，就“直造縣門”請求以身示法。 “直造”即一直前往，決不回頭。這一行動，表現出她的崇高思想境界。“殺人當伏法，義不茍活隳舊章。” “隳舊章”即毀壞原來的法規。這兩句話，表明她愿以性命維護國法尊嚴的決心。見此慷慨舉動，聽此鏗鏘陳辭，有誰能不為這位剛烈俠義之女的精神深深感動，而對其肅然起敬呢?故此，縣令自解印綬，寧愿罷官，刑尉垂頭塞耳，不知所措。詩人更是滿懷激情，擊節高唱： “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詩人贊嘆娥親的英烈之事真乃世代少有，俠義之名將永留人間。接著又交代她的家庭，子孫均因她而得福貴、享榮光。

詩末尾三句，說明作詩的目的在于以悲壯奮發之辭，歌唱烈女的高風亮節。

本詩所寫內容，有其深刻的社會意義。東漢末年至三國時代，私人報仇的現象相當普遍。這是社會動亂，政治腐敗造成的后果。因為人民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有了怨情，又難于依靠官府來報償，所以不得不自行解決。加上統治階級提倡孝道，又為報父仇者提供了顯名的機會。然而這種私人報仇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據史載，建安十年曹操即下令不得復私仇，黃初四年曹丕又嚴禁私人報仇，犯禁者要被族誅。本詩在稱贊娥親為父報仇的同時，對她到官府自首的行為大加褒揚，這種認識的正確性及其在歷史所起的進步作用，都是不可忽視的。

本詩是以《列女傳》傳文為基礎改寫而成的，故事真實，情節完整。但由散文改為韻文，也是一種創作活動，這除了花費概括、提煉的功夫外，表達方式上的創新更為明顯，突出特點是圍繞刻畫人物和表現主題，運用多種修辭手法，將正寫與側寫、記敘與抒情、具體描寫與概括評價有機地結合起來。這種多筆法的綜合運用，使得詩篇委蛇曲折，錯落有致，是晉魏樂府敘事的佳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