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這部書， 它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由于1931年爆發了九一八事變， 給我們國家帶來了巨大災難，全國人民都沉痛思念國難的由來， 反省如何應變自處之道。我是新聞工作者，當時在天津大公報編輯部里，就議論紛紛。張季鸞為本書作序，有以下幾句話： “吾儕廁身報界，刺激尤重，瞻念前途， 焦憂如焚。以為救國之道，必須國民全體先真恥真奮，是則歷史之回顧， 當較任何教訓為深切。”我在本書第一卷付印時寫《古代中日關系之追溯》一章，于簡述甲午之戰、二十一條交涉、華盛頓會議等情況后說： “然國人茍安于國際均勢之下， 以為日本侵略計無從施， 朝野酣嬉， 不積極修明政治， 建設國防， 九一八之禍有由來也。由是言之， 今日日本所加于我之橫逆，足以喚醒中華民族! 天助自助，夫復奚疑?中國復興之一大機運， 亦在于此焉。本書之作， 所以望國民之知恥而懷奮也。”從這兩段話看， 這部書所由產生， 乃出于一片憂國之情。

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沈陽的炮聲響了。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因念國家之可危可恥，提議在報上辟一個專欄，每日刊載一段中日關系的史料， 以為警醒國人之助， 并推我擔任主編。我當時只是一員編輯，對歷史學并無研究。但以義不容辭，率爾操觚， 實甚淺陋。由于符合讀者的感情和需要，謬邀傳誦，陸續得到歷史學者和當代外交家的熱心幫助，或予指教， 或供史料，逐漸得到先輩學者的重視，博得一些虛聲，實非編者之功。報社同人匡助之力尤多，永志銘感。

(二)

當時確定計劃， 從1871年訂立《中日修好條規》開始， 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終止。時間整60年， 所以定名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1871年是一個重大年代。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說過： “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 是自由競爭發展達到頂點的最高階段。壟斷組織還只是一點不甚明顯的萌芽。”(《列寧選集》第2卷第744頁)當時的世界形勢是， 資本主義向落后地區發展侵略。它的侵略對象首先是非洲， 其次是亞洲。亞非兩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西方資本主義進行反抗。日本資本主義發展較后， 正在初升狀態。問題在日本何以要侵略中國， 中國應何以自處。這兩對矛盾，可以概括當時的世界形勢。那時的世界就處在這種矛盾之中。

在1871年， 巴黎工人階級革命， 巴黎公社宣告成立， 歷史上一時出現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日本于1868年在丙辰內戰中出現了明治政權， 成為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 開始了 “明治維新”。它在內政上廢藩置縣， 在外交上派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訪問西方各國，交涉修改不平等條約。這時，朝鮮慶尚道寧海府農民起義，攻入官衙， 奪取武器， 殺死府使。中日兩國商訂《中日修好條規》;沙皇俄國侵占中國領土伊犁;陜西、甘肅、新疆的農民起義軍在大西北繼續與清軍奮戰;湖南哥老會攻破益陽等地;貴州的苗軍、云南的回軍仍在發展中;齋教襲入嚴州等地，浙閩贛三省戒嚴。從這些事件看，在歐洲爆發了光輝的無產階級革命; 日本正走著資本主義化的道路，對外謀求擺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 并力圖向外發展;朝鮮在演進著封建主義社會的危機;中國則對外失地喪權， 內部繼續發生人民的武裝革命。

19世紀中葉， 由于中國市場的對外開放， 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日本， 以及亞非兩洲殖民地的迅速擴展等等，世界市場形成的過程基本上完成了。世界進入19世紀70年代， 以自由競爭為特征的資本主義，開始向著壟斷資本主義過渡，這是帝國主義形成的前夜。

這時期，世界殖民地的爭奪戰正在加劇， 爭奪的重點轉到東方。蘇伊士運河于1869年完成， 西方殖民主義者到東方來更方便了。洛克菲勒于1870年創辦美孚石油公司， 美國第一個壟斷組織(托拉斯)出現了。這是個時代的信號。西方殖民主義者對中國的爭奪正在深入和加劇，并侵略到朝鮮。沙皇俄國在北面蠶食， 英法從印度沿著海岸侵略中國的西南和內陸， 形成兩大勢力的世界性的爭奪。美國后來居上， 它跟著歐洲殖民主義者的腳跡， 跨上侵略中國的征途， 又去敲朝鮮的門戶。美國侵略者在19世紀60年代曾經到朝鮮干過殺人放火的勾當，1871年它又派軍艦到朝鮮武裝要求通商。日本也剛剛資本主義化，就加入了侵略中國和朝鮮的行列， 并且逐漸成為主角。

日本在東方， 原是與中國同命運的國家。英國于1840年用鐵船大炮強迫販賣鴉片的方式，打開中國的門戶， 締結了不平等的《江寧條約》，美法等國跟著鉆進來。大致相同，美國于1853年用鐵船大炮的威脅，打開日本的門戶，締結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條約》， 英法俄等國跟著鉆進去。所不同的是， 中國人民曾經對英法侵略者進行了大規模的抗戰，特別是太平天國那樣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戰爭，繼續了14年之久，統治了廣大地區，使英美法等侵略者認識到亞洲人民不是可以輕易征服的。使他們認識到純粹用武力征服， 或者進行直接統治，花費人力財力，造成侵略者的危機， 還不如和當地的封建統治者勾結起來，深入攫取侵略特權， 更為合算。在這種打算之下， 英美法俄侵略者與清廷相勾結， 由美國人華爾、英國人戈登和法國人所訓練指揮的清軍， 以及英法兩國的正規部隊(沙俄也派出一些兵和提供武器)幫助清廷打敗了太平軍;對日本， 它們就采取和日本封建統治勢力勾結的方式， 而不完全動武了。是中國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戰斗使歐美資本主義侵略者吸取到教訓，挫折了它們侵略東方各民族的氣焰。歐美侵略者不但因此不對日本用武， 還改變了策略，轉而與日本封建統治者勾結起來。就在70年代， 出現了美國幫助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事情;進入20世紀初葉， 出現了英日同盟，都可作如是觀。當時的日本， 原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與中國、朝鮮友好團結，共同抵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勢力， 爭取和維持亞洲各國的民族獨立，各自建設近代化國家; 另一條是追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 同他們勾結起來，侵略中國和朝鮮，做歐美侵略者操縱下的鷹犬， 以亞洲人打亞洲人。為了亞洲民族的獨立和繁榮， 日本應該走第一條路。英美等西方國家，都要日本走第二條路， 它們扶植日本， 幫助它們侵略中國與朝鮮， 明治君臣就為日本選擇了這條路。日本封建統治階級原來就是要向外發展侵略的，它得到英美侵略者的幫助和鼓勵，從此一心一意屈從歐美強國，侵略近鄰的中國和朝鮮。近代日本在這條路上發展， 因而成為亞洲的惟一的帝國主義國家。

這時期的日本，倒幕廢藩， 國家初告統一， 明治維新剛剛奠定基礎。這個長期封建的國家， 孳生著初期的資本主義。由于倒幕廢藩后驕兵悍將難于安頓， 國內潛伏著內戰的危機。明治君臣有一個打算，就是“攘外以安內”。要對外鬧事， 目標自然在朝鮮和中國， 他們借口朝鮮拒使， 盛唱“征韓論”。日本這時還受著歐美各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 明治政府一面派巖倉具視等赴西方各國， 交涉修改不平等條約， 同時派使來中國商訂通商條約。日本對歐美各國修改條約的交涉沒有得到結果， 對中國訂成了 《中日修好條規》。日本明治政府和中國交涉訂約，是圖向外發展，也是向中國探虛實和爭朝鮮的第一步。果然， 中日訂約之后， 日本興兵攻打臺灣和爭朝鮮的鬧劇就上演了。日本的資本主義， 沒有經過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同封建主義皇室、藩閥和地主階級妥協的產物。在這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日本帝國主義，正如毛澤東主席所指出的， 日本是“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毛澤東選集》4卷合訂本第416頁)。一個新興的日本， 不與東方各民族互相提攜， 共同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和侵略， 建設獨立、自由、民主、和平的國家， 而同美英等帝國主義相勾結， 處心積慮，不遺余力地侵略鄰邦， 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日本帝國主義終于在1945年遭到毀滅性的失敗。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悲劇。

這時期的中國，正是清廷對外投降， 勾結英美法俄侵略者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之后， 搞所謂“同治中興”。這是清朝政府和洋務派官僚死心塌地投降外國侵略者進一步鎮壓遍及全國的人民武裝革命的時期。如果說， 中國農民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迫使美英法侵略者對日本封建統治階級改采勾結拉攏的政策，那么它們對于中國是直接地以武力幫助封建的反動的清朝政府鎮壓中國的人民革命。1860年是清王朝的危險年代， 太平軍在蘇浙兩省勝利發展， 英法聯軍打破天津北京， 它已亡在旦夕。一個被稱為“中國通”的美國人拉鐵摩爾在他寫的《現代中國之創造》一書中就曾指出：這時候， “如果不是外國人在打敗了滿清以后有意要維持這個朝代， 為了可以通過滿清朝廷而制造出一種適合他們利益的政府， 那么， 很可能在一二十天中就崩潰了。”英美法侵略者所以要維持清王朝，就是為了把它制造成為一個適合他們的侵略利益的賣國政府。清廷君臣在這時候唱所謂“同治中興”， 以粉飾太平， 實際上全國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運動是在普遍蔓延著。南起云貴，北至新疆，捻軍、回軍、苗軍以及各地人民的武裝起義，彼伏此起， 同清軍進行大規模的搏斗。中國人民反侵略的火焰也在熊熊地燃燒著，反對英美法侵略者的教案遍于全國， 火燒望海樓的天津教案就發生在1870年。清廷依靠曾國藩、李鴻章等洋務派辦“新政”， 搞“自強”， 實際是自欺欺人之談。他們在這時期先后舉辦了一些軍事工業， 曾國藩在安慶設軍械所， 李鴻章在上海設制炮局， 在蘇州設西洋炮局， 在上海辦江南制造局， 左宗棠在福建設馬尾船政局，崇厚、李鴻章先后在天津搞制造局。這些東西， 成效有限，通過官僚、買辦、洋奴之手， 成為貪污舞弊之藪。若干官辦的制造民用工業品的工廠， 對官僚資本主義起了胚胎作用。購洋船， 辦海軍，只在平日擺擺樣子， 一旦臨戰，全遭毀滅， 如同甲午海戰的情況。清廷依靠以鎮壓太平天國起家的湘淮軍， 編練所謂“新軍”，決不能構成中央統一的力量， 只能成為以后軍閥割據的根株。這時清廷用它的武力瘋狂鎮壓回軍苗軍等的革命起義，而對侵占伊犁的沙皇俄國軍隊卻毫無辦法。正如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所說： “國防政府在民族義務和階級利益二者發生矛盾的時候，沒有片刻的猶豫便把自己變成了賣國政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35頁)封建統治者雖然有時排外，如同清慈禧太后曾經利用義和團起義而對外宣戰。她是看到那場變亂必然禍連自己， 為清議所不容， 因而用對外宣戰轉移矛盾， 以保護自己。另如朝鮮的大院君也曾經下過“與洋人交接者處死”的命令， 日本幕府也曾經執行過閉關拒洋的政策，但他們決不是堅決抵抗者，在外來壓力威脅利誘下，很快就變成了賣國賊。

在19世紀70年代， 中國已經被外國資本主義武裝侵入30年之久，半殖民地化的程度逐年加深。在洋人經營的企業推動中， 中國的無產階級在成長著，但還很弱小，還未成為自覺的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才剛剛出世， 更為弱小， 更未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有一些向西方尋求真理的知識分子，販運進一些資本主義啟蒙知識的所謂“新學”，雖然在文化領域中起了波動，也還未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那時候的所謂洋務派，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入侵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輸入兩無可拒的形勢下， 用中國人民的血汗購買西洋的船炮武器， 辦一些官僚主義企業的封建官僚們。他們把所謂“洋務”粉飾為“自強”、“新政”，實際是在鑄造懼外和媚外的精神心理。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等都是一路貨色。從1870年起， 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20多年， 總攬北洋陸海軍務， 包辦清朝外交， 天津成為事實上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中日初期的外交， 日本人從柳原前光到伊藤博文都喜歡找李鴻章為對手， 因為李鴻章懼外媚外，慣于妥協，而且他說的話算數， 他簽的字有效。李鴻章是一個貨真價實的賣國賊。

中國的封建統治階級，若不是以對外投降賣國取得外國侵略者的支持，它早就在這時期被以農民起義為骨干的人民革命力量推翻了。由于中國封建勢力和外國侵略勢力勾結局面的形成，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運還要繼續深入地演進，這就要求中國人民進行一個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三)

本書開始動筆于1931年9月， 至1934年5月4日第7卷出書，其間經過不過兩年半時間， 其粗糙可想而知。書中收入的史料文獻，都是文言體， 我所作的歷史敘述也都是用淺近文言寫的。

當第一卷編輯成書時，增加《古代中日關系之追溯》一章，也是用文言寫的。這一章的內容，主要采自黃遵憲的《日本國志》， 因此，文字比較古奧，史實也一仍其舊。

一般談中日交流史， 多稱“二千年”， 或“二千多年”。《日本國志》引《山海經》的“南倭北倭屬燕”， 《山海經》成書的年代難考。續引《史記·秦始皇本紀》徐市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按徐市即徐福， 日本也有些傳說。現在日本熊野山還有徐福的碑墓存在。但， 這是一種傳說， 難以取信。

以上所說，都是取自中國的文字歷史時期， 其實，我們兩個民族的關系，遠遠超過文字歷史時代。遠在刳木為舟時期， 中日兩國的先民就冒風濤之險，乘著日本海的左旋回流，往來于日本列島和中國大陸。

談到中日的歷史關系， 日本朋友常說“同種同文”。日本的文字，初期用漢字， 以后創造了由漢字演變而成的假名。所謂“假名”， 是對漢字的區別而言。日本早已稱漢字為“真名”， 后來就稱新創造的日文字母為“假名”。“名”就是“字”，這原是中國的古意，卻保留在日本文字里。日本人采取楷書漢字的偏旁造成片假名， 片者言其偏。又簡化漢字草體造成平假名，平者言其全。假名的創制是日本文化上的一個飛躍發展，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種結晶。這是“同文”。一個最明顯的證據， 日本第一部歷史書《古事記》就是用漢文寫的，而且其中還加雜著許多中國的故事和傳說。可見日本在隋唐時代， 已經使用中國文字了。至于“同種”， 中國和日本同處在亞洲東部，現在已經證實， 中國猿人或爪哇猿人這些人類生活過的遺跡，在現今日本島上也是存在的。由此可以想見， 中國猿人或爪哇猿人的同伙可能到過日本這個地方。后來經過20多萬年，就是距今15萬年乃至20萬年的地質學上第三次冰河期的地層里， 在日本島上也發現了石器。能夠制造和使用這些石器，就說明那時在日本地方確有人類生活過。請看現在我們中日兩國人，無論男女老少，站在一起， 簡直分不出誰“中”誰“日”。

我們常說，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一衣帶水”，是形容其近。現在知道，在幾十萬年前的遠古時期， 日本島和中國大陸是相連的，后來經過劇烈的地殼變動， 才和中國大陸分離開。這樣的一分為二，原始是一體，縱然分開，還是近鄰。中日兩國永遠是天造地設的鄰邦。

(四)

這部書， 由于時代變遷，是分段寫成的，所以在形式上也是參差不同的。從1931年9月開始到1934年4月， 只兩年多時間，就一口氣寫了7卷書， 當然是粗制品。也因為工作逐漸增多，從此擱筆。到1957年后， 由于領導上的啟迪， 師友們的鼓勵， 就著手進行修改。工作相當認真， 廣泛搜羅戰后新出的史料，使之充實， 并在敘述部分改用語體文。花了相當大的力氣，修改了一、二兩卷。到1966年5月， 國家形勢有了變化，個人遭遇也不很平常，于是再度擱筆。轉眼就是十三四年，現在形勢大好， 國運轉隆， 藝術之花，正含苞怒放。今日中日關系已遠非40年前形勢。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已結碩果。而歷史經驗，值得注意。又蒙領導支持， 師友相勉，我雖年已垂暮，也覺得有勇可賈。現在的修訂計劃， 已不許可像一、二兩卷那樣大加增刪;擬大致維持舊狀，增添重要的晚出文獻， 刪去不甚需要的東西。這樣，把一至七卷書修訂完畢。第七卷寫至1919年五四運動，距離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還有14年。我滿擬把這14年繼續寫下去，估計力有未足，計劃續作大事記。作法以大事記為骨干，于重要的中日關系，則以較完整的文獻充實之，如此或對讀者較為有用。

(五)

我在前面交代過，本書在編寫過程中， 曾經得到前輩外交家的寶貴援助。如李盛鐸先生，他曾任駐日公使，他保存的中國駐俄使館檔案中關于中俄東三省交涉的貴重史料， 其中包括楊儒與帝俄外交大臣拉姆斯獨夫的《問答節略》，生動表現一個軟弱大國的外交官，在自己的昏庸政府指揮和兇狡敵國威詐下只身奮戰的情景。那段交涉，是1901年庚子事變失敗，帝俄乘機占領了我東北三省， 以達到它的侵略夙愿。帝俄先以軍事占領，造成事實。繼而逼訂條約，成為合法的根據。俄軍占領奉天之后，捉住盛京將軍增祺簽訂一個所謂《奉天交地暫且條約》。帝俄想締結一項正式條約，提議以中國駐俄公使楊儒為談判代表。清廷即授楊儒為全權大臣， 與俄國談判東三省事宜。李盛鐸先生贈與我的駐俄使館檔案，可以見到這幕交涉的全部真相。李并且說， 他所以拿出這部分檔案，是為了給他的朋友(指楊儒)辟謠鳴冤。當時楊儒憂國恨敵， 內心焦急， 于大雪中赴俄外交部談判，下車時滑倒受傷，致染沉疴， 于拒簽俄約后病逝。當時謠言紛紛，竟說楊到俄外交部時被俄國人踢死。李盛鐸所說的“辟謠鳴冤”， 即指此而言。

在這段交涉中， 中國方面死了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楊儒。他不畏強御，至死不屈，終折暴俄，其功不朽。另一個是李鴻章。他于簽訂集不平等條約之大成的《辛丑條約》后，又在帝俄逼迫下，滿心要簽出賣東北三省的條約。各省督臣劉坤一、張之洞力主拒簽， 英法各國使臣紛紛反對這個條約， 而俄國公使格爾斯極力逼迫簽字;他于“外慚清議， 內疚神明”，加上“畏洋如虎”中羞愧而死。李鴻章作為一個投降派， 只能得到這樣的下場——賣國賊之死。

(六)

這部書已編印七卷， 由1871年中日締結《修好條規》， 到1919年五四運動，共48年的中日關系。據歷史文獻， 皆信而有征。五四運動的蓬勃興起，有種種歷史條件，而要求“還我山東”，卻是觸發運動興起的條件之一。日本帝國主義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 強占我神圣領土，是赤裸裸的侵略行為，誰能容忍?我們不采取歷史糊涂主義，不是“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 而是“往者不可忘， 來者大可追”。正如周恩來總理1972年9月在北京與日本田中角榮首相簽訂《中日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時所說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縱觀這半個世紀的中日關系，載有許多不愉快的往事。這擺在歷史長河中，盡管是短暫的一瞬，畢竟是值得回憶和取鑒的。中日兩國人民都是偉大的人民。我們兩大民族，所以能夠繁榮生長于宇宙之間，全憑勤勞、勇敢和智慧的優良品質。我們兩大民族的祖先，能夠創造和遺留給我們以精神的和物質的財富;我們作子孫的，就負有繼承先業，開拓末來， 為自己的國家、為亞洲、也為世界創造和平幸福而努力的光榮任務!

* * *

這部書的修訂，尚在開始，現在重新出版的是第一卷，依次還有六卷陸續修訂，一卷增補。不當之處，在所難免，衷心希望先輩專家、歷史學者、廣大讀者批評指正，使此書能減少一些錯誤，最為感激!

1979年7月于北京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20世紀30年代初曾由大公報社編印出版。1979年12月三聯書店重印時，作者作了修訂和增刪。)

賞析 這篇導言主要介紹了《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這部書的寫作背景及目的，深刻剖析了近代中日關系的特點及其形成的根源，最后強調了研究中日關系史在今天的現實意義。

對于整部書而言，這篇修訂導言有著獨立的價值與特別的分量。其一，書重在記事，是具體的、個別的，而這篇導言則重在抽象分析與綜合概括，這是一個由感性到理性、由個別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的重大質變。其二，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這部書寫作于1931年9月至1934年4月，而這篇導言則寫于1979年7月。在這樣大的時間跨度中，國際關系、國內形勢、中日關系的狀況以及對中日關系史的研究狀況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該書寫作的當時正值國難民危之際。它只能服從于救亡圖存的愛國主義情感，注重宣傳教育作用，而不是追求學術理性的突出與嚴密。作者在當時也還只是一個進步的民主人士、愛國人士。馬列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在他來說還無從談起。直到1949年3月，他應毛澤東之邀到北平參與國政。以后他又多次受到毛主席與周總理的接見。領袖的關懷、黨的教育，使作者由一個民主主義者成長為一個無產階級的戰士與學者。時勢變了，世事變了，人的信仰與思維方式也變了，學術環境也變了。所有這些變化當然可以通過對原書的修訂體現出來。可是，修訂的結果由于各個方面的原因不可能同修訂的愿望與需要完全相符。而且將對歷史的理解隱伏于具體的史料后面總不及直截了當地說出來更鮮明、更實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篇導言對于整部書有著整合、提高、補充、闡釋的作用，是不能用這部書來取代的。

這篇導言充滿著愛國主義的激情。作者對清慈禧太后和洋務派的崇洋媚外不屑一顧，對于李鴻章的賣國投降行徑深惡痛絕，而對于楊儒拒俄衛國的義舉大加贊賞。導言的字里行間流露出作者那深切的民族憂患意識和他那衛國、救國、強國、興國的強烈愿望與要求。

不過，這篇導言對某些問題的闡釋也許還有可進一步研究的地方。作者對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和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沒有加以區分，片面強調洋務派的封建性、腐朽性和民族虛無主義，而對于洋務運動在推動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革新方面所起到的歷史進步作用沒有恰當的估價。這就似乎存在不足。對于那段民族的悲劇、歷史的不幸，也不能簡單化地歸結到某個人身上去，而應當更多地從歷史反思、民族反思、文化反思的思想高度去認識中華民族的這段恥辱史才合適。當然這些問題都有待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才能求得解決。